在胶片出现后，戏剧的发展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使得这一文化形式能够以荧幕的方式进行广泛的传播。而要说起其中的代表人物，那必然不能忽略查理·卓别林。
卓别林出身寒苦，早年经历十分曲折。但尽管如此，他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演艺界闯出了一片天空，并以喜剧电影成为名噪一时的艺术大师，其作品享誉全世界。
正因为卓别林的名望，后来周总理去瑞士参加国际会议，还特意邀请卓别林一起吃饭。
而正是这次共进午餐的经历，让卓别林与周总理成为知己之交。
1954年的夏天，在风景秀丽的瑞士日内瓦莱蒙湖畔的花山别墅中，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见面会。
当时，正在日内瓦定居的卓别林，意外收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而电话那头的人所说的话让他又惊又喜。
原来，电话那头的人对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总理希望能请他到下榻处一叙。
对于这个邀请，卓别林起初感到了敬畏，毕竟这是大国政府首脑邀请自己，而他以前很少与政治家打交道。
但很快，卓别林就兴奋了起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方是周总理，是来自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卓别林对中国其实并不陌生。早在1930年的时候，梅兰芳带领剧团访问美国，抵达了美国的洛杉矶，并在那里遇到了卓别林。
那一年，卓别林四十一岁，而梅兰芳三十六岁，卓别林因此十分赞叹，说：“想不到您如此年轻，艺术却如此精湛。”
彼时的卓别林正在筹拍《城市之光》，梅兰芳对于卓别林的这一构思很是赞赏，两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自此他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1936年，卓别林此时刚拍完《摩登时代》，于是带着妻子以环球旅游的方式度蜜月，因而来到了上海，并主动来与梅兰芳会面。
两人见面以后，卓别林双手搭在梅兰芳的肩上，对他说：“这真是太不公平了，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都白了，你的还是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从卓别林的话语中，梅兰芳感受出了他这些年的辛酸挫折，于是安慰说：“您比我辛苦，您的作品什么都得您自己干，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之后，梅兰芳带着卓别林游览上海，去了很多古迹，甚至还凭吊了一·二八抗战的炮火遗迹。
另外，卓别林还想一睹梅兰芳的戏曲风采，但当时的梅兰芳没有档期，于是他就带卓别林观看了马连良的《法门寺》。
本来，卓别林只打算观看十几分钟，但没想到一看就停不下来了，以至于一个小时过去了，米高梅影片公司的负责人多次催促他离开，他连连说“NO”。
梅兰芳对此也很惊讶，以往外国人看中国戏曲，都是如听天书般昏昏欲睡，但卓别林却像看本国节目一样饶有趣味。
节目谢幕后，卓别林还专门到后台与马连良谈话并合影，并以中国传统的作揖礼告别。
后来，梅兰芳的新戏《穆桂英挂帅》要上演了，梅兰芳十分欣喜地托人告诉卓别林，希望他再来一次上海。可惜的是，还没等卓别林如愿来华，梅兰芳就因为心脏病离世了。
而卓别林来上海的那一年，周总理本来也想与他一叙，但当时红军正要在延安会师，周总理也无暇他顾，这也就成了一个憾事。
因为在中国有着美好的经历，卓别林对中国有着别样的感情，而等到周总理邀请他的时候，他也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
其实，这里面也还有一个原因，是和卓别林当时的现状有关的，彼时的卓别林实则处于人生的一个低谷期。
至于其中的缘由，是因为他拍的电影惹恼了美国政府，以至于他被驱逐出境。
起初，卓别林拍了一部名为《摩登时代》的作品，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披露其对工人极尽压榨之能事，对当局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但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卓别林被认为有共产主义倾向而上了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受到当局的调查和监视。
卷入政治风波的卓别林并没有就此退缩，而是又拍了一部《大独裁者》，来讽刺纳粹德国和希特勒。
卓别林在电影结尾时的演讲影响非常大，他说：“独裁者终将灭亡，从人民手中攫取的权力终将还给人民。士兵们，不要再为了那些奴役我们的人而战斗了，我们要为自由而战，为新的世界而战。”
因为这部电影强烈的讽刺意味和反战倾向，使得在这部电影拍摄的时候，希特勒多次指示对拍摄工作进行阻碍，并让“盖世太保”来砸场子，但卓别林还是坚持把电影拍完了，卓别林因此被希特勒视为必杀之而后快的对象。
然而，卓别林丝毫不为所动，继续拍了一部《凡尔纳先生》来嘲讽资本主义，他在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杀一个人是犯罪，杀几百万人却是英雄。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权势就能成功。”
因为这句台词，卓别林彻底得罪了美国政府，他被当局联合封杀，本人也遭到迫害，卓别林迎来了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他的演艺事业也旋即跌入低谷。
1952年的时候，卓别林去欧洲参加《舞台生涯》的首映典礼，美国政府当即宣布取消了卓别林的入境许可，卓别林成为了美国不欢迎的人。
对此，卓别林也表示说：“美国有媒体的帮助，有权有势有影响力，我无法在美国继续完成我的电影事业，也决定放弃在美国的居住权。”
此后的卓别林就和妻子一起来到了瑞士，定居在日内瓦湖北岸的维薇镇，直到他接到了那个邀请电话。
于是，在1954年7月18日的上午，卓别林和夫人乌娜一起精心打扮了一番，以最郑重的姿态前往花山别墅。
晚些时候，卓别林抵达了目的地，而他惊喜地发现，周总理已经带着众人在门口迎候他了。
见到周总理本人，卓别林十分高兴，不禁激动地说：“这真的是周总理吗？您真的是太客气了。”
周总理哈哈一笑，对卓别林说：“四十年前，就在银幕上认识您了。”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周总理还是一个戏剧迷。早在周总理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南开大学的话剧社是主力社员，有着很丰富的表演经历。除了会演戏，周总理更爱听戏。
1950年，周总理见到了著名京剧艺术家盖叫天，他握着盖叫天的手热情说：“我在三十年代，就是你的忠实观众嘛，虽然只是神交，但我自信对您是了解的，我们应该成为好朋友。”
不仅是与盖叫天，周总理还与其他很多的戏剧家私交很好。1948年的时候，周总理在石家庄华北人民代表大会上见到了戏剧家马彦祥，而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见面了。
除了表达自己对艺术家的敬意以外，周总理还委托马彦祥请求他的父亲马衡保护故宫文物，使国民党转运文物的计划落空。
正是因为对戏剧艺术的热爱，周总理对戏剧艺术家十分看重，而这份看重是不分国界的。
事实上，周总理一到日内瓦就开始举办宴会，邀请当地的名流，通过与他们交流对话，改观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偏见。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周总理在去瑞士的时候，抽调了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了一个规模达一百八十人的庞大访问团。
同时，周总理还带来了从故宫借来的十二件国宝级文物，包括宫灯、屏风、名家书画、雍正天蓝纹兽耳尊、乾隆青花贯耳大方瓶等。
这些文物到了瑞士，当即引起轰动，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周总理为了国家的发展，可谓用心良苦。
卓别林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受到了周总理的邀请，当然这也不全是因为政治，周总理对卓别林的敬意也是实实在在的。
于是，在简单的寒暄后，卓别林夫妇和一众客人一起进入会客厅。当天来的不止是周总理和卓别林，还有中国电影工作者，他们一起出席了晚宴，大家济济一堂，气氛十分热闹。
在谈话的时候，卓别林首先向周总理询问起了日内瓦会议的事情。
所谓日内瓦会议就是联合国为了解决印支问题而召开的会议，是针对法国的国家不愿放弃殖民体系，妄图继续维持在印支地区的殖民地位，甚至为此发动了战争这一问题召开的。
在二战以后，亚非拉国家的独立浪潮不可阻挡，西方国家这一举动无疑是违背历史潮流，也违背印支人民的意愿。
作为新中国的国家总理，周总理此次就是来为印支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权益的，而一向很关心公众疾苦的卓别林也对此事很关注。
面对卓别林的询问，周总理也很坦诚地告诉他：“一切都和平解决了，就在五分钟前解决的。”
周总理这样的回复是最实际，也是最得体的，卓别林对此也欣慰地笑了起来，他不禁赞叹说：“您是决定和战的关键性人物，为日内瓦会议做出了贡献。”
另外，卓别林还很深情地说：“虽然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但我的心里始终支持着你们所做的一切，希望全世界的人民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抵抗那些剥削人民的资本家。我衷心地祝愿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可以过上好日子。”
在询问完日内瓦会议的情况后，卓别林转变了话头，又开始向周总理打听起中国革命的事情。
在以前，卓别林就听别人说起过红军的故事，而现在有幸和真正经历过那些事的人在一起，他又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
而周总理当然也乐得向国际友人介绍这些往事，于是给卓别林讲了很多长征过程中发生的故事，这让卓别林大为震撼，他还很幽默地对周总理说：“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
这句话逗得周总理哈哈大笑，而在笑完之后，周总理继续说起了后面的故事。当讲到开国大典的部分，周总理明显发觉卓别林的表情严肃起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等到周总理问起的时候，卓别林才说明了缘由。原来，卓别林当年来中国游览，在上海看到了不少底层人民的辛酸地生活场景，而现在他在感慨中国发生的变化。
他说：“如今看来，你们的付出是值得的，中国在你们的带领下越来越好了”，卓别林还表示有机会一定要再去一趟中国。
眼看时间临近中午了，周总理于是就邀请卓别林入席，众人来到了宴会厅。
一上桌，就有一股浓香传入卓别林的鼻子，顿时让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桌上的菜品上。
服务员给他们端来了一盘烤鸭，这正是周总理从国内带过来的食材制作的。
周总理见状赶忙说：“这是我们国家的特产，叫做北京烤鸭，味道很好，你可以尝尝。”
哪知，卓别林突然眉头一皱，神情有些严肃地说：“我的’鸭子步’是和鸭子学的，所以我平时是不吃鸭子的。”
周总理听完，连连懊悔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随即便准备让人把这盘菜撤走。
但卓别林却突然说：“等等”，只见他眉头一挑，表情很是滑稽地说：“我不吃美国鸭子，中国的却可以尝一尝。”
紧接着，卓别林叉起一块鸭肉放入嘴中，在津津有味地咀嚼后，他说：“好吃，香酥鸭美香脆，真是色香味俱全。”
大家都被他的神情都逗乐了，整个屋子都因此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看到大家兴致很高，卓别林还特意为众人当场表演了自己的绝活鸭子步，再次把现场的气氛推动起来。
在欢声笑语中，只有卓别林的妻子乌娜表情饶有深意，似乎对眼前的一幕有所不解。
原来，卓别林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从不在舞台以外进行表演，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好朋友，但如今他居然在餐桌上当众表演起来。
乌娜此时意识到，卓别林今天是真的高兴，而且对这个新朋友很重视。
吃完了北京烤鸭，周总理又为卓别林倒了一杯酒，这酒也是来自我们中国的茅台酒。
卓别林在品尝之后，不禁感叹道：“好酒！这种中国式香槟，是真正男人喝的酒！”
看到卓别林很喜欢，周总理又一连和他喝了好几杯，一直到卓别林的脸色都有些微微泛红。
而没过一会儿，微醺中的卓别林，突然开口对周总理说：“这酒能送我一瓶吗？”
但话一出口，卓别林也意识到这样似乎不太礼貌，又赶紧摆摆手。
周总理在听见后哈哈一笑，说：“这有何不可。”随后他便吩咐工作人员去准备。
对于周总理的慷慨赠礼，卓别林很是感激，连连说着道谢的话。周总理与卓别林的这次晚宴整整持续了七个小时，足见双方的一见如故。
等到宴席迎来了结尾，卓别林再次对今天的酒菜夸赞了一番，并感谢周总理如此盛情款待他，他还说：“可惜我的两个孩子没来，有机会也要带他们去尝尝中国菜。”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总理于是就私下里吩咐工作人员去厨房打包了一只北京烤鸭，然后和两瓶茅台一起装好送给了卓别林。
周总理这一细心的举动，再次感动了卓别林。而在走的时候，他们一起拍了一张合影作为留念。
在7月21日，那天聚餐时周总理与卓别林的合影洗出来了，周总理在上面写了留言，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准备送给卓别林。
但是，因为周总理不满意自己的签名，于是就另外写了一张送过去。至于作废的那张，周总理在粉色封套上写上了“此件是作废的，以另签送给卓别林了”。
后来，这张作废的影片一直留在了中南海西花厅，直到邓颖超也离世之后，被移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又保存在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纪念馆中。
虽然这次宴会结束了，但卓别林与中国的故事还没结束。周总理是从四月份来瑞士的，而在来了瑞士后不久他就立即安排举行电影招待会，让国外的民众更了解中国。
周总理吩咐说：“那就请他们看看我们的民间艺术吧，就放《梁祝》。”
可是，《梁祝》是一部越剧电影，里面的方言连我国本国的老百姓都不一定能听懂，更何况外国人。
为此，工作人员准备了一篇长长的电影介绍，但周总理在看完后却说：“这样吧，你就简单说一句，这是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果然，周总理的这句介绍起到了作用，外国观众一下子就沉浸到了剧情中。
卓别林当时也受邀观看了这部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他对这部电影看得如痴如醉，情到深处还流下了眼泪。
卓别林在电影结束后对工作人员说：“没想到刚站起来的中国人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就是需要这种影片，这种贯穿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多拍这种类型的片子。”
在卓别林发表完感想后，王倬如代表总理再次送给卓别林一个象牙美人、一册白石老人画册、一册徐悲鸿画集、香槟和葡萄酒各两瓶，还有四罐茶叶。
对此，卓别林受宠若惊，回去后还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给周总理。周总理在回信中，曾诚挚地邀请卓别林有时间再来中国一趟，卓别林也欣然应允。
一年之后，我国也正式开始考虑邀请卓别林访华的事情，但由于卓别林当时正在拍戏，所以此事没能成行。
至于卓别林，此后他继续生活在瑞士，等到中国艺术团、中国木偶艺术团去巴黎演出的时候，卓别林带着家人一起远赴巴黎观看，并对此赞不绝口。
1967年，卓别林拍摄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香港女伯爵》。然后直到1972年，被美国驱逐出境二十年的卓别林又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并接受了奥斯卡特殊成就奖。
当卓别林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观众曾为他奉献了长达五分钟的热烈掌声。而在拿到这一奖项的五年后，卓别林在圣诞的夜晚与世长辞，走完了他多磨而传奇的一生。
尽管如今已是二十一世纪了，电影艺术正在经历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无论到什么时候，查理·卓别林都将是这一行业的一块丰碑，他和他的作品都将永远被人们怀念。
这不仅是因为卓别林是一个演技精湛的表演艺术家，更在于他不畏强权，关注社会底层人民，呼吁真理与正义的那颗悲悯之心。
正是因为自己以前淋过雨，现在才会想着给别人打伞，网友的这句话用来形容卓别林是十分贴切的。
周总理与卓别林虽非故交，但出于对这位艺术大师的仰慕，周总理特意请他吃饭，并与他畅谈，两人成为了互相钦佩的好友。
他们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艺术家，看起来没有相通之处，但他们的理念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都是为人民大众发声的伟人。
所以，尽管卓别林并非无产主义战士，却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和为劳苦大众打抱不平的人，他值得所有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