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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萬里

本文原載《國學研究》第三十九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23—159頁。本篇为方便公众号推送而經作者刪減版。

《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係宋洪适《隸續》卷四所載三體石經殘字，計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共八百十九字。（見下圖）

洪适晦木齋刻本《隸續》卷四《三體石經左傳遺字》

據洪氏所言，此八百多字，是皇祐五年（1053）洛陽蘇望所刻。蘇望自述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拓本。三體石經拓本至開元年間僅存《春秋》十三紙，王國維分析《隸續》所載蘇望刻本即源於此。從所題之目看，開元十三紙題“春秋”，蘇望只知拓本是《左傳》文字，據材質而題“石經遺字”。至洪适纂輯《隸續》，或因蘇望説其得《左氏傳》，並據郭忠恕《汗簡》述唐開元時“三字春秋石經”之說，改題“三體石經左傳遺字”，遂造成此八百餘字皆爲《左傳》之假象。然而殘字內容在《春秋左傳》外還有《尚書》文字。從洪适記載到王國維撰作《魏石經考》之七百多年間，是誰率先鑿破混沌、離析二書殘文，此乃石經研究史上不可輕忽之問題。

（一）臧琳對三體石經殘字的離析

今見最早離析三體石經文字者，當推清初臧琳（1650-1713），其所著《經義雜記》卷十二有《魏三體石經尚書》一篇，專文離析洪氏所載“《左傳》遺字”文字。

經臧琳解析，“《左傳》遺字”有《尚書·大誥》《吕刑》《文侯之命》之文錯乎其中，其中《尚書》六段，《左傳》七段。殘文將《大誥》分爲二，《文侯之命》分爲三，且將《尚書》與《左傳》相間隔。更有本爲一句經文而文字分置前後兩處者，如《大誥》“允蠢鰥寡哀哉”，“鰥哀”二字在第一段，“蠢寡”二字在第五段。就《尚書》而言，共有九處。臧氏一依《隸續》原貌，僅以《尚書》文句注明殘文之下，而略去《左傳》殘文，其原版截圖如下以示：

嘉慶拜經堂版《經義雜記》卷十二《魏三體石經尚書》

臧琳離析《左傳》遺字之事亦在乾嘉年間引起一小段風波。《經義雜記》直至嘉慶四年（1799）始由臧庸刊於拜經堂，刻書之前，臧庸曾請王鳴盛、錢大昕、段玉裁及《尚書》專家江聲作序。而疑惑與猜測，則起於錢、段之文字。今臧氏《雜記》復原《尚書》文字下有段氏案語“玉裁案”云云，段玉裁《經義雜記序》云：“今得其《經義雜記》三十卷讀之，發疑正讀，必中肯綮”，據此可知段玉裁讀其書故識其所見於書旁，臧庸欽仰段氏，遂一併刊入正文。

錢大昕在《隸續跋》中提出段玉裁於三體石經殘文中發現《尚書》文字，稱其“向來考石經者未之聞也。”又在所著《十駕齋養新録》卷一“魏三體石經”條重申此說。然而錢氏爲《雜記》作序在前，應知臧氏早就離析石經，何以後來略臧而彰段？此即引起學林對離析首功之議論。焦循挹取士林疑惑，在《書潛研堂文集後一》中猜測段玉裁與臧庸交厚，臧庸曾典質衣物爲段氏刻《詩經小學》，若段氏有析文獨見，或以之相持贈；又或臧、段二人學識深厚，各有獨立發現。然真實情況，尚需進一步探索求證。

（二）段玉裁離析之可能性推測

段玉裁等人為《經義雜記》作序皆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請序多先送該書原稿或部分原稿。臧庸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校訂《經義雜記》成，則臧庸送稿、請序當在五十六、七年之間。考察段氏著作，其於乾隆四十年後始作《說文解字讀》，四十六年兼撰《古文尚書撰異》，五十六年《撰異》成，遂檃括《讀》而爲《説文注》。

《讀》《撰異》《注》三書，皆曾引及三體石經，其中《撰異》論及蘇望所刻石經文字共十四次，卷十五《大誥》、卷三十《文侯之命》各出現六次，引《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以考證《尚書》文字。《撰異》刊於嘉慶年間，今上海圖書館有葉景葵藏《撰異》稿本一部，除天頭所謂錢大昕批校簽記、臧庸眉批案語外，偶有校改，很少塗乙。與嘉慶七葉衍祥堂刊本對覈，明顯是付梓前之清稿本。段氏有關三體石經遺字中有《尚書》之認識與論述應在葉藏稿本前。若此稿本抄寫在段氏《撰異序》之前，則其認識當與臧琳殊途同歸。

然段玉裁此説，除《撰異》和錢氏題跋、劄記表出外，他處卻從未道及，即今存《經韻樓集》、劉盼遂《經韻樓集補編》和日本東京博物館所藏段氏友朋書翰均未見有類似表述。而從反面思考，假設段玉裁從臧琳《雜記》得知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中有《尚書》，後再修訂增益到《撰異》中，卻有多重證據支持此一推斷。

1、《撰異·堯典》“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下云“臧氏琳曰：當是以易代夷，轉寫誤，兩存之。”，是明引《經義雜記·五帝本紀書説》。此一條已足徵段氏確曾閱讀、引述《雜記》。

2、《撰異·文侯之命》“父羲和女克昭乃顯祖女肈刑文武”一句，葉藏稿本（見文末書影）文句明顯不通。經辨别，應是段氏此條或寫於天頭，或貼浮簽於稿本，然字跡潦草，塗抹改易，眉目不清，致使鈔胥誤抄。

3、葉藏稿本抄寫齊整，疏密有致，但偶有部分葉面，各條之間頗多空白。就抄書形式考量，從頭至尾連抄，不可能出現此種空白情形。唯有一種情況，即在原稿基礎上增加眉批或簽記，用同一抄手，同一格式，再將這些內容補抄進正文。原本框架不動，批語或簽記的加入則必須插入新的紙張，由於補充文字未必正好滿張（每葉二十二行），而《尚書》篇首又無法依次移易，勢必發生數行空缺之情形。檢視葉藏稿本，正巧卷十五《大誥》和卷三十《文侯之命》兩篇，幾乎每葉都有空行。跡象表明，此兩篇確曾有過內容之增益。（見文末書影）

4、《撰異》全書引述《說文讀》共八次，多作“説詳《說文解字讀》”，蓋其爲解釋字之形音義。唯卷十五《大誥》“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下轉引“《說文解字讀》曰：《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蘇望所摹刻者，錯出《尙書》遺字。”如此輾轉表述，未免反常。

5、《撰異》卷十五“不敢替上帝命”下云：“魏三體石經蓋用今文《尙書》也。”相隔五行文字，則又云：“魏時《古文尙書》盛行，正始中立三字石經，斷不用夏侯、歐陽《尙書》也。”如此前後矛盾，極可能是臨時增入新見之故。

6、段玉裁在著作中多次痛詆《汗簡》之非，即使在乾隆五十六年作《撰異序》時，態度一仍其舊。但於《撰異·大誥》兩次引《汗簡》，皆在引述三體石經《尚書》文字之後，爲其與《汗簡》字形合，更贊其假借有據。前後判若兩人，可見段氏轉變必在五十六年《撰異序》之後，正是臧庸呈請諸位作序之時。

就以上《撰異》一書所顯示六點推測，段氏有可能因寫序而閱讀臧琳《雜記》“魏三體石經《尚書》”稿本之後，在《撰異》原稿上增補內容，而後請鈔胥將所增益文字插葉抄入正文，以致稿本葉面呈現異常，相關認識前後相違。

統觀段氏其他著作，亦可互證。段玉裁乾隆四十一年前後作《詩經小學》，此後曾多次補充，今可見卷十九“哆兮侈兮”條，有段氏自述壬子七月閲臧琳《經義雜記》之語，證實乾隆五十七年段氏確實在讀《雜記》原稿。且嘉慶四年所刊《經義雜記》三十卷本中出現“玉裁案”四次，分別是卷十二兩條，卷二十九、卷三十各一條。再聯繫前文《撰異》、《詩經小學》所提及臧氏語，段玉裁所見應是《雜記》全稿，此與段序“今得其《經義雜記》三十卷讀之”正相吻合。

图为《经义杂记》书影

至於焦循提出的錢大昕《經義雜記序》與《隸續跋》、《養新録》之歧異。籀讀錢序，通篇未嘗涉及《雜記》具體內容，臧庸可能只送部分抄稿與錢，錢氏也可能僅就自己有興趣內容讀之，未注意及此。至段玉裁與錢大昕述說，或書翰或面談，印象深刻，遂寫入跋文劄記，從而引起學界種種猜測。

正始三體石經在六朝時已有拓本，至李唐開元年間僅存《春秋》十三紙，經輾轉傳抄，最後由蘇望摹録翻刻，存片玉鱗爪。南宋洪适得之載於《隸續》中，誤題爲“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至清初臧琳撰《尚書集解》，關注石經文字，始將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中《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尚書》殘文離析，揭櫫於《經義雜記》中。乾隆末年，段玉裁將三體石經《尚書》古文應用於《古文尚書撰異》中，尋求今古文文字異同。

臧、段之後，孫星衍、馮登府、瞿中溶、劉傳瑩等相繼推進三體石經之研究。

孫星衍《魏三體石經遺字考》成於嘉慶年間，與臧琳《雜記·魏三體石經尚書》相較，《遺字考》將《尚書》、《春秋》和《左傳》分節合併，使之更接近正始刊刻原貌。孫氏因考釋《説文》文字而關注三體石經，故《遺字考》多引字韻書以考訂文字，並移正錯舛文字、注明該字所在篇章，使殘文連貫可讀。《遺字考》字形也更為規範，用較爲標凖之古文、篆文、隸書，以模拓形式翻刻，雖非石經原貌，然感覺尚稱偪真。茲取兩頁，以示一斑。

《尚書·文侯之命》

《春秋左氏桓公經》

稍晚於孫氏之馮登府，專研歷朝石經文字，其《魏石經考異》論及《遺字》之離析與復原。馮氏著《考異》時，臧琳《雜記》與孫星衍《遺字考》皆已梓行，故《考異》多參考二書。馮氏能於字韻書之外，徵引銅器銘文以證字形，在當時可謂先進。馮書有“《汗簡》所收魏石經遺字”一節，依部首統攝古文一百十八字，其與《隸續》合者廿九文，可訂正譌缺者廿六文，其他六十三字足以補洪氏所未及。

道光以還，瞿中溶撰《魏石經遺字舉正》一卷，書佚，唯序文存於文集。稍後之劉傳瑩（1818-1848）亦專攻金石，惜其年不永，遺著有《漢魏石經考》稿本，經黃元吉、姚晉圻、田明昶等整理付梓。

光緒間三體石經殘石面世，石經研究得以向前突破。楊守敬首先言其行款，王國維繼而端摩殘石文字和形製，參取臧琳、馮登府等人成果，就經數、石數、經本、拓本、經文、篇題、古文、書法八個方面撰成《魏石經考》，作圖復原出《隸續》三體石經《尚書》《春秋》碑石形狀行款，茲引録二圖：

以上爲王氏所復原《尚書·呂刑》與《文侯之命》兩篇之殘石形製，雖字位高低左右不無誤差，然其就兩篇之中容不下《書序》文字，遂推定正始所刻《尚書》爲馬鄭本而非梅本《古文尚書》，實在是又一個新發現，追蹤其意識，與臧琳離析三體石經之舉措不無關係。

附：二（二）所涉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