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文坛正忙着跟世界接轨，作家们都在谈论卡夫卡和马尔克斯。
就在这时候，一部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写的全是陕北农村的家长里短、爱恨情仇，被一家大出版社给退了回来。
理由很直接：又慢又长，不符合潮流。
这个写书的男人叫路遥，为了这部没人要的书，他把自己折腾得只剩一把骨头。
他不知道，自己用命换来的这部《平凡的世界》，在当时文坛看来，就像个从土里刨出来的古董，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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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得从头说起，从一个孩子被“卖掉”那天开始。
1949年，王卫国（路遥的原名）出生在陕北清涧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
那个年代，在黄土高坡上，贫穷和饥饿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吃一顿饱饭是奢望，能活下去就是胜利。
在他九岁那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父亲做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把他“过继”给延川县的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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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人的角度看，这是为了给孩子一条活路，让他有饭吃，能上学。
但在一个九岁孩子的心里，这就等同于被抛弃，被“卖”了。
多年以后，路遥功成名就，但一提起这事，他还是耿耿于怀，直言不讳地说：“我父亲把我卖了。”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几十年。
到了伯父家，他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外路脑子”，一个外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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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少年，在新环境里感受到的不是温暖，而是排斥和疏离。
他用倔强的沉默来武装自己，死活不肯改口叫伯父伯母“爸爸妈妈”。
这份被抛弃的创伤和格格不入的孤独感，成了他日后文学创作最深的底色。
他笔下的孙少平，那个因为穷，只能拿着黑馍馍躲在角落里看书的自卑少年，其实就是路遥自己的影子。
他要把这种深入骨髓的卑微和渴望，全都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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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父对他的期望很简单：读完小学，识几个字，就回来当个本分的农民，也算对得起他亲爹的嘱托了。
可路遥的心，早就被书本里的世界勾走了，他不认命。
他偷偷去考了初中，结果一不小心考了个全县第二，成了十里八乡的“榜眼”。
一张录取通知书，在别人家是天大的喜事，在他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养父想不通，一个农民的娃，读那么多书有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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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活不肯再供他。
路遥急了，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少年，做了一件轰动全村的事。
他找到村支书刘俊宽，当着全村人的面，“扑通”一声跪下了，哭着喊着，就为了求一个继续上学的机会。
那眼泪砸在干裂的黄土地上，是一个少年对命运最原始的嘶吼。
他赌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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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学的日子，苦得像黄连。
他经常饿着肚子上课，那种从胃里烧到心口的饥饿感，几乎伴随了他的整个青春。
看着同学们穿着体面的衣服，吃着白面馒头，再看看自己破旧的单衣和兜里干硬的玉米馍，自卑的阴影挥之不去。
可越是这样，他读书就越是拼命。
他像一头饿狼，扑向学校里所有能找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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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他逃离这片贫瘠土地的唯一一张船票。
时间跳到六十年代初，一个瘦高的青年，怀揣着困惑和梦想，坐着颠簸的汽车，一路打听，摸到了长安县的皇甫村。
他要去见一个人，一个他心中的神——写出《创业史》的柳青。
那次见面，是路遥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
当时的柳青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大作家，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个从陕北跑来的“文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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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没跟他讲什么高深的文学理论，就说了几句大白话：“要想写东西，就不能离开生活。
手里得随时有个本子有支笔，白天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记下来，晚上再慢慢琢磨。”
这几句话，一下子点醒了路遥。
他明白了，文学不是飘在天上的云，而是长在地里的庄稼，必须有根。
柳青的作品，写的就是他最熟悉的黄土地，写的就是那些和他乡亲一样，脸上刻着风霜、身上带着土味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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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到了自己的路：就像柳青一样，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写点东西，为这个时代留下点痕迹。
从那以后，不管外面的文学风向怎么变，柳青的现实主义这条路，路遥走了一辈子，再没动摇过。
一晃到了八十年代，国门大开，西方的各种新思想、新流派涌了进来。
整个中国文坛像是被打了鸡血，人人都言必称现代派、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
作家们比赛似的玩弄叙事技巧，追求形式上的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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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路’遥’就显得特别扎眼。
别人都在忙着盖新潮的玻璃大厦，他却像个老木匠，非要用最传统的榫卯结构，一砖一瓦地去盖一座土木大院。
很快，质疑和批评就来了。
有评论家说他思想僵化、手法陈旧，跟不上时代。
他写好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被出版社退稿，编辑的意见很伤人：慢，啰嗦，一点悬念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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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是路遥最孤独的时候。
他像一个逆着人潮独行的赶路人，周围都是喧嚣和不解。
但他就是那么犟。
他认一个死理：文学这东西，最终不是看你玩得多花哨，而是看你有没有写出人心里去，有没有让普通人看懂，有没有让他们在书里看到自己。
他要写的，就是能让千千万万像他一样，从农村走出来，或者还在农村挣扎的普通人，能共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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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通了这一点，他就不再管外界的评价了，开始了那场近乎自虐式的创作。
他把自己重新扔回陕北的生活里，去农村、去煤矿，跟老乡们同吃同住，光是采访录音就录了上百盘磁带。
然后，他把自己关进招待所，彻底与世隔绝。
写《平凡的世界》那六年，路遥过的是一种燃烧生命的日子。
他几乎断绝了所有社交，每天在烟雾缭绕中工作超过15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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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捉襟见肘，常常靠借钱度日，妻子林达也因为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与他分居，婚姻走到了尽头。
身体被迅速掏空，肝病越来越重，但他停不下来。
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痛苦、思考和希望，全部熬成了文字，倾注到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的命运里。
孙少安，是土地的化身。
他认命，也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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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家庭，他放弃了初恋润叶，娶了一个能干的山西姑娘。
他当过生产队长，后来又顶着巨大的风险开砖厂，破产，再崛起。
他身上有中国农民最坚韧、最务实的品质，代表了那一代在改革浪潮中，想靠自己双手改变命运的农村实干家。
孙少平，则是精神的远行者。
他不甘心一辈子被拴在黄土地上，向往着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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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过老师，做过揽工汉，最后下到漆黑的煤井里当了工人。
他在物质上忍受着极度的匮乏，但在精神上，却始终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星空。
他和田晓霞的爱情，是一场超越阶级和现实的精神对话，是他在平凡生活中最亮的一道光。
晓霞的意外离世，更是将这种理想主义的悲壮推向了顶点。
这两个兄弟，其实就是路遥精神世界的两面：一面深植于现实的苦难，另一面永远仰望着理想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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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用颤抖的手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时，他的人也几乎垮掉了。
他用一部百万字的小说，为1975年到1985年这风云变幻的十年中国，留下了一部详尽的社会生活史。
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
可此时的路遥，已经因常年劳累和营养不良，患上严重的肝硬化腹水，根本无法亲自去北京领奖。
次年11月17日，路遥在西安的医院病逝，年仅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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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的时候，这部巨著的稿费还没能还清他生前为写作欠下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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