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陈光中: 从此不是北京人，妈在车下大哭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陈光中，北京八十中高中68届学生。1969年初到陕北黄陵惠家河村插队。后当过铁路养路工、工农兵学员、蒸汽机车技术员、计算机工程师、文字编辑。已退休。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北京博物馆学会及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发表作品400余万字。

原题

惠家河纪事

从此不是北京人

作者：陈光中

准备动身

我曾看过许多知青写的回忆文章，不可否认，确有一些满怀革命激情的学生是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到农村插队的；然而，更多的人则是迫于形势无可奈何随大流。我基本属于后者。

当然，报名是我自己决定的，并没有人逼迫；若说有一点主动的成分，也是为了逃避。犹如后有火海前有刀山，我只能选择刀山：刀锋间也许还有逃生的缝隙，火海中则绝无活路。更何况，我毕竟经受过农村劳动的锻炼，陕北农村也未必那么可怕。

虽然我原先对将要前去插队的黄陵县一无所知，但据动员时所作的介绍，黄陵是中国人的老祖宗黄帝呆过的地方，文化底蕴丰厚；那里如今属于延安地区，自然环境很好，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主产小麦，论富裕程度在陕北位列前茅。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父亲当年向往革命投奔延安，应当走过那里；对于我们这些“革命后代”来说，圣地延安有极大的吸引力，能有机会重走父辈走过的道路，也是难得的机会。思来想去，插队似乎也不算坏事。

而学校方面似乎比我更急切，显然一心要在春节前把我们赶出北京。说好听些，叫做：到农村去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原定我们这批人的出发日期是2月5日，从批准插队那天算起，连头带尾只有不到十天时间，已经很紧张了，而情况还在不断变化。2月1日、星期六，我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到学校去，听说走的日期又提前了一天，就是四号走。这样我在北京又要少呆一天了。昨天把户口转了，昨晚上排长来通知我提前的事，我就把户口交给他了。现在我已经不是北京的居民啦！（毕业证昨天也办好了。）

……今天上午到学校找到排长，领了布票。下午赴约到王府井，朱建晨和王洪崃、华振浩来了，我们便到天坛去照了几张相。这是最后一次去，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啦！

明天就要把行李运到学校去，再过几天，就要“滚蛋”啦！再也看不见北京啦！

在我的日记里，很少用到这个抒情的感叹词“啦”，这天却“啦”起来没完。用当时的语句形容，应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的典型表现”。

如日记所写，1月31日，我到派出所办理了注销北京户口的手续。从此，我不再是北京人了！

直到整整15年以后，我才重新获得了北京居民的资格。那其中的曲折艰难和辛酸苦涩，凡是经历过的同龄人都能体会。

学校方面逼得实在太紧，陈排长居然不顾路远亲自到我家里来传达提前出发的事。他为人忠厚老实，这种出力不讨好的跑腿事情往往由他办。也许他就是在那天把蒙古刀偷偷还给我的，因为此前此后我和他都没有单独接触的机会。

我的插队喜报，套色油印在一张16开大小的粉红色糙纸上

上方正中，是戴着军帽的伟大领袖木刻头像。两边各有一段“最高指示”，左边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右边是：“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中间的“喜报”两个大字下面，是正文：“我校六八届毕业生陈光忠同学，怀着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红心，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插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现已光荣走上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特此报喜。”下面是：“北京八十中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革命委员会；1969年2月3日。”

真要感谢学校，给了我“三个无限”的极高评价，相当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去世的时候才能享有的荣誉。可惜，我的名字却被搞错了，那个“中”被写成了很时髦的“忠”，也算“时代特色”吧。

按照政策，知青可以领到一些布票置办衣物。那天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件带栽绒领子的黑色短大衣、一顶军绿色栽绒棉帽、两个价格八角二分的搪瓷大碗、一把铝质饭勺，那套碗勺跟着我走南闯北一直用了二十几年呢！

陪我买东西的是那几位朋友。我很感激他们能来陪我，以后见面的机会的确不多了。

我的行李

那天回到家里，我就开始收拾东西。时至今日，我仍可以开出一个大致可靠的清单。

我的大件行李共有三件。

一个用线绳捆成的行李卷，里面有母亲特地洗净晾晒的被褥和枕头床单——由于布票不够买不了新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住校时的旧物；还有一条墨绿色的美制军用毛毯，是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获得的战利品，上面印有两个大大的英文字母“US”和一摊疑似血迹的暗痕，应算是非常珍贵的纪念物。

一个旧皮箱，同样是父亲早先的用品。家里原有两个这样的牛皮行李箱，一大一小。弟弟去山西插队的时候拿走了小的，给我留了一个大的。那里面盛放的是我的“细软”：几本日记本；收藏的许多精致的领袖像章；一些笔记本和纸张，铅笔盒和水彩调色盒；一个温度计；一本年历；一个充当手电筒的自行车车灯；一个父亲单位制作的塑胶毛主席胸像，由于掺有特殊物质能在夜间发光，很有些与众不同……

那柄蒙古刀我没有带走。我对于插队的环境毫无了解，应当接受上次丢刀的教训，不能随身携带如此危险的东西。家里被造反派抄了好几次，已是抄无可抄，藏在家里反倒可能安全些。

人生自有许多极为偶然的事情会出人意料地改变一切，这柄刀如果被带到陕北，后来的一些故事也许会是另一种情节了。

第三件行李是一个较大的木箱。本来下乡知青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凭票购买一只价格二十多元的正规木衣箱，当时很多人都买了，但我没有。当初弟弟得到即将下乡的消息后，父亲带领我们自己动手，把原先搬家时保留的几个大木箱拆成一堆木板，连锯带刨，做成两个同样大小的箱子，我和弟弟一人一个——看来父亲已经预见到我也难逃插队的命运。之后不久，父亲就被造反派“揪”走了。看到这个木箱，不由得想到父亲，心中很有些伤感。我也很感激父亲，教给我们很多自己动手的本领，使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自立。

这只箱子盛的东西较多，除了绒衣绒裤和内衣外衣，最多的就是书。其中有原属父亲的《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列宁主义问题》和两卷本的《列宁文选》等等；还有《选集毛泽东》，我带的是父亲那册四卷合一的繁体字竖排本；有几本书比较有特点，如《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以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等等；另外还有我最珍贵的《少年天文学家》《大众天文学》《安徒生童话》《猎人日记》《好兵帅克》以及一大堆科学幻想小说，主要有《星球来客》《水陆两栖人》《萨尼科夫发现地》《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地心游记》……我之所以能一一列出这些书的名字，是因为它们至今还摆放在我书橱中最显眼的位置。

箱子里还有一件东西，在知青的行李中也许是很少见的，那是母亲给我的一块洗衣搓板。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就被母亲训练洗洗涮涮，从手绢袜子之类的小东西发展到衣服、床单、被套；我甚至会自己拆洗和纳被子，所以针线顶针甚至备作补丁的碎布头也是必不可少要带的东西。

这个木箱一直跟随我，根据不同的摆放位置，充当过饭桌、写字台、书架、床头柜、杂物橱……一直到2003年我家迁入新居，它终于被抛弃了。想来真是不应该，那箱子本是一件值得永远保存的纪念品，在一侧的箱壁上，有墨笔写的字迹，那是我将要前去插队的地方：“陕西省黄陵县太贤公社惠家河”。

此外，除了一个装着“红宝书”、日记本和洗漱用品的帆布书包，便是身上穿的衣服了。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缝着20元钱和10斤全国粮票。由于父亲的工资全部被扣，家里只能靠母亲的工资过活，她居然还能从大家的牙缝里抠出这么多钱和粮票给我，很让人感到惊讶。

1969年2月4日，在家里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母亲刚刚做完饭，所以还挽着袖子。我们背后的“忠字墙”，是当时北京所有家庭中最常见的装饰方式

差点自残

1969年2月2日，星期日。

今天上午将行李捆好，中午齐锡均来了，谈了一会，他帮我把行李送到学校。

没想到我们分在一个新的大队，我和吕宏印一个队，其余的都不认识，可能都是初中的。

后来又到吕宏印家去了一趟。以后就要同他在一起呆着啦！以前他给我的印象还不错，很老实。还需在以后进一步了解。

今天思想上波动又很大，有时甚至不想走。就是现在还有些发愁。

有些问题思想上一时解决不了，真是不好办。

不管他，“既来之，则安之”，现在户口也转了，行李也运了，后悔也没有用。还是看以后吧！

1969年2月4日，星期一。

我怎么也不能想象，今天已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了。可是事实却就是这样。

看来，以后，再也不能回来了。除非是在特殊的情况下。

学生时代就这样结束啦。从明天开始，就是新的生活了，是“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了。

最后一天……

上午到学校去，碰到陈学勤、曹玉平、李宗强、张恒真、吕宏印，在学校照了几张相就回家了。下午一直呆在家里。晚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这是因为我要走，妈妈特地做的。

吃完饭，洗了个澡（以后也许洗不了几次澡啦），就开始记日记。

平凡的一天，就这样度过了。但这平凡的一天，就是我在北京最后的一天啊！

这两天思想里进行着极其激烈的斗争，但我尽量把它隐藏在内心里，表面上十分平静，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完全流露出来。

有的人说我无动于衷，好像没有事一样。其实我哪里有这么镇静！

我本来不愿想这些事，可是却非想不可，真是没有办法！

昨晚上为了平定一下，到什刹海滑冰场去滑冰。一年没滑，都有些不会了。这次滑冰，不但没有平定心情，反而增加了许多烦恼。冰场里真是乌烟瘴气，什么人都有。最多的是打扮得奇形怪状的年轻人，女的是越妖气越好，男的是越奇形怪状越好。有的戴着老头帽，穿着呢子衣服，打扮得土不土洋不洋地，手里拿着烟卷，叫人看了真是恶心。

我心想，这帮混蛋家伙倒是逍遥，应当把他们都送到乡下去改造改造。

社会上多了这么一帮流氓，麻烦就多了。

唉，不管怎么说吧！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啦！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可以看到，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我的思想仍然处于极大的波动之中。

我们班这一批去陕北的同学共有4人，除了我，还有刘大雄和李宗强、孟洪。由于我报名太晚，没有和他们分在同一个村子里。不过，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还有很多机会交往。

至于吕宏印，将是我今后长期相处的伙伴了。他是我邻班高一（四）班的学生，他们班的同学很抱团，一个班不过四十来个学生，居然排练了整出的大型活报剧《收租院》，到处演出，效果很不错——那可是只有大型专业演出团体才有能力表演的剧目呢！我最初认识吕宏印，就是通过这出戏。他扮演一个贫农老大爷，好像只有一两句台词，一出场就瞪着一双大眼脚步蹒跚地满场呼喊自己的儿子：“柱子，柱子啊！”他身材矮墩墩的，头发化妆成花白，的确很像个苦大仇深的地道老农；他表演得很入戏，嗓音虽然低沉却颇有穿透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官地劳动的时候，我们接触的时候较多，觉得他很能吃苦耐劳，人也朴实憨厚。所以难怪他一煽乎我就“上套”，和他一起去插队，心里似乎踏实些。

最后时刻，我们的插队目的地又发生了变化，我那箱子上的地址是在确定了地点之后才写的。反正我们对陕北毫无概念，管他什么张家河李家沟的，只有听天由命就是了。原本与我毫无关联的“惠家河”三个字，就是从那天开始深深地植入在我的生命里。

本来我们似乎是和几个高中同学安排在一个大队的，调整了插队地点之后，连人员也变了，据说同队的都是初中六八届的学生，我们一个都不认识。几天来忙东忙西，脑子都麻木了，这事儿也只有听天由命。

而行期突然又延迟了一天，仍改为2月5日出发，这倒重新勾起了内心的混乱。最危险的时刻是最后一天的洗澡。我家厕所里没有沐浴设施，需要另烧热水端到厕所去，在一个大盆里洗澡。当我端着一大锅很烫的热水往盆里倒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让水把脚烫了，岂不就去不成陕北了！

幸亏那只是刹那间的一闪念，我终于没有干出自残的蠢事。而是老老实实地洗了澡，然后写下了我在北京的最后一篇日记，还用伟大领袖的著名诗句为自己打气。

这一未遂的自残，曾让我感到很丢人，拔高一点评价，是“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典型表现，所以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但后来看到一位已是名人的老知青写的文章，坦然说道，自己在下乡插队的前夜，曾有过拿刀自残的念头，这让我顿时释然。看来“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并非只有我一个。

告别北京

1969年2月5日，星期三。

列车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离开了北京车站，向远方驶去了。

许多人的脸上还挂着泪珠。是啊，离开家和亲人，是要有些留恋。

列车在华北平原上奔驰。经过了石家庄、邯郸等市，亲爱的北京、亲爱的华北平原啊，何时才能再见到你们啊！

夜里9点～10点多钟，列车过了黄河大桥。然后到了郑州。

车厢里有很多人串来串去，叼着烟卷，带着奇形怪状的帽子，叫人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