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江西永丰一个普通农家里诞生了一个孩子，父母给他取名汤光恢。他早年投身革命，历经战火洗礼，功勋卓著，却在共和国首次授衔前夕，以身作则，带头请求降低军衔。
汤光恢自小聪明好学。永丰中学求学期间，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心中悄悄燃起了对民族解放与社会公平的憧憬。
1925年，16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向同学宣传革命思想，引导更多青年投入到反帝反封建运动中。
毕业后，汤光恢成了一名教师。他把课堂当作讲台，更是当作阵地，用通俗的话语讲述民族危亡与革命理想。
在当时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中，他的讲述让不少学生暗暗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1930年，21岁的汤光恢决定放下粉笔，参加红四军，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
最初，他在红四军第十一师任宣传队队长，很快又担任师政治部组织干事和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连政治指导员等职。
他随部队转战中央根据地，参加历次反“围剿”，从一名青年教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红军指挥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开始长征。途中，红军翻越雪山，跨越草地，无数战友倒下。
汤光恢紧跟部队，靠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坚持下来。1935年秋，他随红军到达陕北，身体疲惫却精神不倒。
到陕北后，他一面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一面抓住机会学习革命理论与军事理论，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准备。
彼时的延安，窑洞里油灯微弱，学员们边学习边讨论：“抗战来了，我们该怎么办？”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又热烈的气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汤光恢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任教育干事。不久后被调往新四军，先后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军法处副处长、处长及保卫部部长等职。
他既要管理纪律，又要反特锄奸、收集情报，并培养一批又一批忠诚可靠的抗日干部。
在新四军的日子里，汤光恢亲历了多次反“扫荡”战役。小道、树林、夜色中，他和战友们靠几张草席、几盏马灯开会，研究对策。
日军的封锁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让根据地形势一度危急，但正是无数像汤光恢一样的干部，使根据地得以生存和发展。
抗战胜利后，汤光恢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
从宿北、莱芜到孟良崮，从济南到淮海，他指挥政工干部，稳住部队士气。渡江战役后，他随军南下，见证了解放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汤光恢将军被调往地方军区任职，先后担任胶东军区政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在新的岗位上，他继续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加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1954年，为了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高高级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成立了高干文化班。
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级，几十名正军级干部被从全军抽调至此进行学习，其中就包括了战功卓著的汤光恢。在文化班学习期间，汤光恢还担任了文化部的支部书记。
1955年，新中国即将实行军衔制度，这是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在授衔前夕，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难题”。根据最初的评衔标准，拟授予中将军衔的人数达到了两百多人，这个数字相对较高，超出了预期的规模。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学院的副院长莫文骅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任务，他需要向一些符合中将条件的高级干部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顾全大局，自愿降低军衔。
莫文骅首先找到了文化班的支部书记汤光恢。他深知汤光恢在学员中的威望和影响力，希望通过汤光恢的表率作用，带动其他人。
当汤光恢得知这一情况后，他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过多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他深明大义，认为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军队的整体建设，个人应该服从大局。他当即表示愿意带头降低军衔，从拟授予的中将降为少将。
汤光恢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极大地感召了文化班的其他学员。在他的带动下，文化班共有六位同志自愿由中将降为少将。除了汤光恢本人，还有段焕竞、詹化雨等同样功勋卓著的将领。
最终，46岁的汤光恢被授予少将军衔。授衔之后，汤光恢继续为军队建设贡献力量，他先后担任了黑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等职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更多年轻干部成长起来，汤光恢主动提出退居二线，把机会留给后来人。
有人劝他：“再干几年也未尝不可。” 他笑笑说：“我年纪也不小了，年轻人更有冲劲。”
晚年的汤光恢生活在南昌，偶尔写写回忆文章，或参加地方活动。他不常谈功劳，只说当年长征有多难、战友们多可敬。
2008年，汤光恢因病去世，享年99岁。他没留下多少豪言壮语，留下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