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开国上将王建安病逝，享年72岁。但直到1个月以后，他的老战友、老部下才得知这个消息，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惊：“建安同志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后来大家都来找王建安的妻子牛玉清抱怨，怪她没有及时通知他们。但牛玉清却告诉他们：这是王建安自己决定的。
王建安和牛玉清
原来王建安在病重时就对牛玉清说：“现在，我们有的追悼会越开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我死了以后，就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
王建安去世以后，牛玉清和几个孩子决定尊重他的遗愿，他们形成了五个“不”：第一，不开追悼会；第二，不送花圈；第三，不组织向遗体告别；第四，不通知生前友好；第五，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战友们听到以后不禁感叹说：“这确实是老首长的一贯作风啊！”
1907年，王建安出生于湖北红安，他从小因为家贫，曾以乞讨为生。在他17岁时，因不堪地主的欺压，一把火烧了地主的房子，然后去武汉当兵，但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他又于1926年逃回家乡，并组建了一支拥有60人的农民武装。
年轻时的王建安
1927年，王建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由于他作战勇敢，而且足智多谋，职务不断提升，到1934年秋，他已经担任了红四军的政委。
一年后，许世友任红四军军长，和王建安成为了军政搭档，他俩配合非常默契，很快使红四军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打了不少胜仗。他们率部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两人在1936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许世友
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过去的错误进行了批判，这使得广大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受到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教育。
但抗大在批判时出现了一些过火的现象，把张国焘与他曾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一起批判，整得红四方面军的学员抬不起头。
有一次在批斗会上，有一些人又讲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许世友起来辩解了几句，竟然有人说：“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
此时会场上还响起了“打倒托洛茨基分子”的口号，面对其他人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骂，最后气得吐了血，住进了医院。
许世友
许世友在医院里越想越气，他最后觉得：在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
于是许世友联络了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等十几位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准备趁夜带枪逃出延安，回四川打游击。
但到了晚上，王建安突然醒悟：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性子来！他马上向组织进行了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果断采取了措施，当晚许世友等人全部被抓。
尽管最后毛泽东对许世友进行了宽大处理，但他还是和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理睬王建安，两人多年的老交情也戛然而止。
1938年5月，王建安从抗大毕业，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不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带领部队开辟了山东战场。但巧合的是，1940年，许世友也来到了山东，他俩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很快都打出了名声，老百姓称他俩为“山东双雄”。
但即使这样，许世友遇到王建安时，也总是故意不理他，王建安曾多次想和许世友消除矛盾，许世友却总是置之不理，他有时还会挤兑王建安：“关键时刻做叛徒，在战场抓住了就会叛变。”
到了1948年，王建安已担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这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尽快攻下济南，毛泽东专门把王建安叫到了西柏坡，对他说：“建安同志，这次让你来，是要请你杀回老家，完成一项大的举动哟！”
王建安知道是有大任务了，马上说：“主席，有什么任务您就说吧！”
毛泽东说：“根据当前的战略任务，军委决定先解放济南。为了打好这一仗，你不去华北一兵团了，回山东，到山东兵团。许世友在那里任司令员，你去任副司令员，有什么意见吗？”
毛泽东
王建安明白毛泽东是担心他和许世友的矛盾，怕他不服许世友，他马上表态：“没意见，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与世友同志是老搭档了，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大喜，他又说了自己的考虑：“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两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王建安再次表态：“我们一定把济南打下来！”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我们像演一出《失空斩》，你是副将王平，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也要打你40军棍，然后官降三级！”
当时许世友还在蓬莱养伤，他得知中央的部署后，也表示不计前嫌：“我许和尚打不下济南府，就等于砸了毛主席的场子！老王来了，一定要齐心协力！”
王建安在8月先到了山东兵团，开始筹划攻城的准备。9月10日，许世友也赶到了指挥部，王建安对他说：“许司令员来了，我可要’交差’了。”
许世友则握着王建安的手说：“我刚来，情况不熟悉，你还要唱主角呢！”
许世友为了彻底化解他和王建安之间的矛盾，又主动请他喝酒，他真诚地说：“自从延安分手，我俩这是第一次喝酒。酒到意到，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再提。我先干了！”
王建安也被深深感动，他也彻底放下旧日的矛盾，和许世友协力指挥，仅用了8天就打下了济南城。后来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说：“两只虎，一个是廉颇，一个是蔺相如，毛主席让他们在济南城下演了出《将相和》。”
我军解放济南
此后王建安又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1954年春，在朝鲜指挥作战的王建安因过度劳累，患高血压卧于病榻，病情十分严重，只得离开朝鲜回国治病。1955年授衔时，王建安因为没有具体职务，也就没有授予军衔。
1956年，王建安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这才被重新授予了上将军衔和3枚一级勋章。
此后王建安长期担任副职，历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他的很多上级都是他以前的部下，但他却从不对此抱怨，叶剑英曾称赞他说：“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王建安
1975年，王建安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尽管不再负责具体工作，但王建安仍然积极为全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为了掌握部队的真实情况，他每年有四五个月在各个单位调查研究。
王建安曾说：“一个领导者，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既不作调查研究，又不听取下级反映的意见，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久而久之，就会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变成瞎指挥的官僚。”因此他最恨那些“假大空”，如果发现了，必定会狠狠批评。
有一次，王建安到样板戏《龙江颂》原型地调查，发现情况与宣传材料出入很大，于是按实际情况向上反映。江青批示《龙江颂》是“唱腔的需要”。王建安由此被扣上了“反对革命样板戏”的大帽子，受到了批判。
《龙江颂》
但王建安仍不屈服，有一次，他和江青同桌就餐。服务员上了一道红烧肉，王建安用筷子指着肉对江青说：“你搞的那个样板戏好是好，就像这红烧肉，你总不能每天都叫我吃它吧！”
1976年6月，王建安来到天津考察，晚上天津市委、天津警备区、66军一起设宴请他，但他到了以后却说：“我去了两个厂子，发现里面的机器多是罢工状态，一大堆的人坐在厂子里却是什么事也没得干，厂领导整天只会把政治运动挂在嘴边，这种状态怎么行，难道天津的人民都不用吃、不用喝，整天光说说话就可以过日子？”全场默然不语。
有一次，王建安来到某师调研，师里晚上放电影，王建安也决定去“凑热闹”，可当他去了以后，却发现师里已经给他安排好了“首长专座”：有条桌、藤椅、茶缸、水瓶，但战士们却坐在背包上，王建安大怒，问师领导：“你们摆这个干什么？”
王建安下部队检查
领导回答：“首长喝水方便。”
王建安说：“两个小时不喝水难道会渴死？你们要坐你们坐, 反正我不坐。”
王建安说完以后，拿起一个小凳子，坐在了战士们中间，官兵们看到这一幕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建安回自己的老部队检查，顺便吃顿便饭，但他一进饭堂，却发现桌上摆满了好酒好菜，他生气地说：“不是说便饭吗？这能叫便饭？中央三令五申不让请客送礼，我们高级干部不带头，中央的指示就没办法落实，把酒菜撤下去吧！”
王建安
部队领导为难地说：“既然准备了，那就下不为例吧！”
王建安却说：“不能搞下不为例，事情很好办嘛，酒未开瓶，收起来；菜，卖给隔壁的干部灶。”
最后直到饭堂把额外的酒菜全部撤下去，王建安才肯动筷子。
王建安共有4个儿子，均在外地工作，按规定可以调一个子女回身边工作，有人考虑到他年纪大了，建议他调一个子女回京，但他坚决拒绝。
王建安全家福
后来牛玉清也劝他：“我们年纪都大了，是否也调一个孩子回京，好有个照应？”
王建安却拒绝说：“子女不是私有财产。只要我还没有死，你们一个也别想调回来！”
王建安自从1977年进京后，一直住单元式老房，卧室没有地毯和沙发，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床，床是条木拼成的硬板床，以两长条凳支撑。
王建安去世后，李先念曾来他的家中转了一圈，最后也不禁感叹说：“想不到建安同志生活这么俭朴！”
王建安和妻子的墓
王建安就是这么一个人：历经百战而无霸气，身居副职而无怨气，工作起来务实求真。他确实是我党我军的杰出楷模。尽管他已经去世多年了，但他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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