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白草堂小李渔2025年06月08日 01:00浙江
2015年5月4日，著名画家李可染夫人邹佩珠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５岁，今年是她去逝10周年。
邹佩珠1920年农历七月初七，邹佩珠出生在浙江兰溪一个皮商家庭，父亲邹德仁本是当地做鞋的学徒，后白手起家做起收购牛皮的生意，为人忠厚善良；母亲徐香莲是典型的贤内助，聪明、美丽，不仅有一双巧手而且很善于理财持家。早年的家境尚好，邹佩珠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
少年时期的邹佩珠非常迷恋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常常被里面充满侠义感的故事所吸引，所以在小时候她便开始锻炼身体，学习拳术，练举重、踢足球样样精通。此外，她还对传统的中国绘画产生浓厚兴趣，作品被学校留作在校成绩，悬挂在校园的走廊里。考入浙江女中后，她更是对体育产生浓厚的兴趣。还曾经在1936年的杭州体育运动会上，不顾摔伤代表杭州女中参加四百米接力跑，勇夺冠军。另外，她还在运动会上获得铅球比赛第三名的成绩。那时候的邹佩珠兴趣广泛、活泼好动，还当过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在她的身上少了几分苏杭女子的婀娜婉约，却多了几分男孩子的正义与豪爽。在家里她是父亲的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名优秀的体育健将。在邹佩珠身上，既有父亲的忠厚善良，也有母亲的聪明、美丽、灵巧。
1937年，战争爆发，邹佩珠一家从杭州开始逃难，经上海、江西，再到湖南。在湖南沅陵，邹佩珠遇到了杭州国立艺专的师生，他们也是一路逃亡来的。邹佩珠决定加入他们学习雕刻。就在这时，她母亲却因为在漂有死尸的河里洗衣服，染上了破伤风，第二天就去世了。邹佩珠遵从父命，服孝“七七四十九天”后，就一个人从沅陵出发追赶艺专的师生。她先到贵州，后到昆明，一路跟着学校转移，最后到了重庆。
1938年在重庆考入国立艺专雕塑系，李可染的妹妹李畹也考上了艺专，虽然比她低了一届，但两人却住在同一个宿舍，还曾睡过同一张双人床，关系好到形影不离，亲如姐妹。也正是因为关系好，李畹心里一有点什么事，都会讲给邹佩珠听，顺其自然地，邹佩珠也就从李畹口中知道她有个当画家的二哥，名叫李可染，曾是艺专的学生。
1943年春末，邹佩珠外出写生的时候，路遇一个看起来病怏怏，走起路摇摇晃晃的瘦弱男子，对方看见邹佩珠在画画后便往她方向走了过去，开口问道，“艺专”怎么走。待邹佩珠指完路后，李可染又问她是否认识一个叫李畹的女子。邹佩珠一听，心想，巧了，不仅认识，还是同宿舍呢。
同年，李可染到艺专任教，李畹特意把他介绍给邹佩珠认识。那个时候，邹佩珠并没有立刻认出李可染，还特别礼貌地打了个招呼：“您好，李老师！”李可染一听，忍不住就笑着说：“你忘了？我刚到学校的第一天，就是向你问的路啊！”这一下，邹佩珠也就没了上一秒的拘谨，两人对视一笑。
每天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李可染就把李畹和邹佩珠喊上。渐渐地，邹佩珠对李可染也就不生疏了。有一次，邹佩珠问李可染怎么这么瘦，李可染说，他住在赖家桥的时候，那里有很多杜鹃，常常是彻夜鸣叫不停，没有办法，他就半夜爬起来拿石子儿去赶。过一会儿，杜鹃又叫，他再去赶。这样，他经常被搞得彻夜难眠，根本就休息不好，身体也渐渐消瘦下来。望着瘦骨嶙峋的李可染，邹佩珠心中很是怜惜。
有一天，邹佩珠在李可染的宿舍墙上看到一把胡琴，就说：“听说你胡琴拉得不错，还懂京戏……”听她这么一说，李可染顿时来了精神，扬手把挂在墙上的胡琴拿了下来，稍微定了定弦，就拉了起来。那琴音，十分流畅、婉转、悦耳。邹佩珠听得很是陶醉，随口说道：“嗬，你拉的是京戏曲牌《柳青娘》。”李可染一下子收住弓，吃惊地望着她，问道：“你也懂戏？”邹佩珠微笑着点了点头，发妻早逝的李可染望着自己面前站着的这位清秀美丽且才情出众的江南姑娘，心头不禁一震。
李可染的前妻名叫苏娥，他们都是江苏徐州人，李可染出身贫苦，父亲是打鱼出身，后来用多年的积蓄开了家“宴春园”饭馆。苏娥却是位大家闺秀。她的父亲苏少卿天资过人，性情豪放浪漫，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在戏曲界已经非常有声望，29岁即已在中央财政部办的报社做总编辑，是当时非常活跃的戏曲评论家、京剧票友。李可染与苏娥看似“门不当户不对”，但是对于绘画和戏曲的共同痴迷，成为了他们的“月下老人”。七七事变爆发后，李可染带着四妹李畹奔赴抗日前线从事宣传工作。1938年8月，留在上海的苏娥，死于伤寒症，年仅29岁。李可染在重庆隔了一年多，才从徐州同乡那里得知苏娥的死讯，恸泪遥洒。
这之后，在李可染的建议下，原来唱旦角的邹佩珠改唱老生，李可染给艺专的学生们排演了整出的《奇冤报》。邹佩珠饰演刘世昌一角，其表演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掌声。相处久了，李可染和邹佩珠之间慢慢产生了感情，两个人相恋了。1944年初，学校给了他们一处稍大一些的房子，他们便结婚了。结婚之前，两人一起动手，用石灰水把墙刷了刷。买不起新床，就铺了一个门板。他们的证婚人是郭沫若，主婚人是林风眠，介绍人是他们的老乡刘开渠。新婚之夜，望着瘦弱的李可染，邹佩珠对李可染说：“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照顾好，让你恢复健康。”
当时，李可染已是四个儿女的父亲，年龄也已37岁，而邹佩珠则只有24岁，但她对李可染没有一丝一毫的嫌弃和抱怨。而且，了解了李可染坎坷的生活经历及其忠厚善良的品性后，她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勇敢地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当然，李可染也为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勤奋、聪明、美丽且通情达理的妻子而深感欣慰。
由于志趣相投，婚后，他们的日子是苦中有乐，过得很美满。李可染很有浪漫气质。有一天，在他的画桌旁边的地上，钻出一棵竹子，他就开始精心呵护这株小竹苗，并且写了“有君堂”三个字，算是给画室起了个名字。其实，他心里想的是要这棵竹子陪着他，他说这叫“陪竹”，与邹佩珠的名字“佩珠”谐音。
这年年底，他们的儿子李小可出生了。因为邹佩珠奶水少，他们就养了几只羊，自己挤羊奶，还养了几只鸡。一次，李可染出去办事，一连三天没有回来。邹佩珠在家里带着孩子，又累又急，等李可染回来后，邹佩珠才知道原来他是去听戏了，因为戏好，就一连听了三天。邹佩珠气得大发雷霆，一怒之下，竟把“床”都坐塌了。她大声质问丈夫：“你要是这样只迷戏，你的画还能成吗？”李可染自知理亏，无言以对。
那是邹佩珠第一次对李可染发这么大的火，也是她和李可染相伴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邹佩珠回忆说：“我把终身托付给他，既是看中了他的忠厚善良，人品好，更重要的是他有才，画好，能成为民族、国家需要的人。如果他一天到晚泡在戏园子里，丢了自己的画，那么我的期望和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李可染致力于国画艺术的革新，1956年起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教授，1981年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曾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四届副主席，北京山水画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
“文革”开始后，李可染被剥夺了作画的权利，被当作“反动权威”关进了美院的“牛棚”。李可染后来极少向人谈及他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中的经历，我们今天只能从当时曾经与他一同患难的人们回忆文章中了解到一鳞半爪的情况。当时，有个美术史系的学生万青力和李可染、吴作人等人关在一起。百无聊赖的万青力在纸上画了 324个方格，涂黑点，画白圈，自己跟自己下围棋玩。有一次，他正玩得聚精会神，李可染忽然靠过来，用左胳膊肘压在万青力画的棋盘上。万青力猛一抬头，见两名看守正好迈进门槛，便慌忙把纸藏了起来。晚上睡觉前，万青力低声对李可染说：“多亏您……”李可染伸出一个手指头摇了摇，示意他不要说话。后来万青力被转移到别的房间，收拾行李时，李可染和吴作人分别把两个小纸包塞在他的口袋里。万青力睡觉之前，打开那两个纸包，吴作人给他的纸包里是5块饼干，李可染给他的纸包里也是5块饼干。万青力只觉鼻子一酸，泪水止不住涌了出来……
1970年的四五月间，李可染和许幸之、滑田友等一批老教授又被下放到位于湖北省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开始是下田拔草，后来被安排在传达室看自行车和接传电话。邹佩珠送李可染到丹江口之后，随即和美院师生员工一起下放到河北省磁县的部队农场劳动。那年月，李可染和邹佩珠的3个孩子也各奔东西。李小可从部队复员回京，在内燃机总厂当了锻工，李庚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草原，小女儿李珠到宁夏固原，在六盘山下的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因患脉管炎，几乎把腿锯掉。
李可染下放到丹江口时，邹佩珠放心不下，曾前去探望。她去时是十分炎热的天气，看到李可染同滑田友他们住的房子地面凹凸不平，这位女雕塑家总算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她帮他们把地面铲平，垫上煤渣、灰土混合的三合土，用石头夯实，把屋顶也给修理好了。屋子的外边长着很深的草，蚊虫肆虐，邹佩珠又给他们编了个草帘子。
1972年，尼克松到中国之前，周总理嘱咐要布置宾馆，让李可染回来画些画，当地还不放。第一次拿了北京市的介绍信，不行！第二次换了国务院的介绍信，才把李可染接回来。李可染回北京时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由于有家难回，他暂住民族饭店的招待所，直到1973年7月，才迁入三里河的住处。
很多年之后，谈起过往的苦难，邹佩珠的回答充满浪漫。她说：“我的生日是七月七日，而他呢，是一个专门画牛的牛郎，我们的结合是天意，是牛郎织女。”
在动乱的岁月从事艺术工作需要非常坚定的信念，邹佩珠便一直充当着李可染最好的战友和助手。刚结婚时，李可染还是个穷教书匠，身患高血压，骨瘦如柴，走路都摇摇晃晃。婚后，他们就被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邹佩珠当时在北平任教，为了能让李可染有更好的艺术创造环境，邹佩珠工作之余还将家务全部揽到自己身上，两不耽误。儿子李小可说，为了给父亲作画抻平宣纸，他母亲的手一辈子都没有抹过润肤油。也正是靠这双手，邹佩珠变成了挖画补画的高手。据她回忆说：“1976年，可染为毛主席纪念堂画《井冈山》，一不小心把朱砂颜料挤到画上，急得他犯了心脏病。”为此，邹佩珠一夜没睡，先是用指甲一点点抠掉颜料，再找同样的纸天衣无缝地补上。
“文革”时抄家，邹佩珠又用双手把家里的书一页页全部翻过，生怕出现纰漏……一位澳大利亚女画家对此很不理解，“一位女性为了自己丈夫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真的值得吗？”而邹佩珠说：“可染想把中国画往前发展一步，这个事别人不容易办到，而他行。我不能为了家庭琐事而耽误他的事业。”
对于邹佩珠母亲这一身份，邹佩珠之子、艺术家李小可表示：“创作雕塑，参与筹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这是我母亲她自己的事业。但是她认为我父亲李可染对文化的贡献未来将会超过她。所以在她的后半生，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了我父亲的艺术生涯，支持他创作， 在50年代的时候，她独自承担了我们整个大家庭的重担，为了让父亲安心工作，除了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工作外还兼职北京第十一中学美术老师工作以补贴家用，所以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母亲工作到深夜。”
“母亲放弃一切全身心照顾父亲的身体和事业，为父亲修脚、制鞋、找资料、修补画稿等等，成为母亲生活的全部。为了让睡眠不好的父亲安心休息，她十多年睡在父亲画室兼客厅的沙发上,可以说是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母亲的付出使父亲在最后的十多年里达到了他艺术的高峰，实现了他理想的一部分。当我父亲过世后，她一直坚持把我父亲的事情做完，组织基金会、画院，也支持艺术界青年们的工作。美在心灵，贵在奉献，这是她用自己的行为贯彻到底的一句话。这是因为她有一种对民族、艺术、大众的热爱。这种热爱源自于她的经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建国。所以她是由衷的希望民族能够发展，更希望能为民族艺术作出贡献。”
▲邹佩珠先生随身携带26年的布包 邹佩珠去世后 整理遗物时发现包中有个小包 上面写着“可染留下的头发一根”
1989 年12月5日，李可染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由于心脏病突发，大师没有来得及留下遗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李可染前妻苏娥所生4个子女与邹佩珠及其所生3个子女成为法定继承人。李可染去世后的1991年2月21日，李可染前妻的子女以及邹佩珠一大家人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李可染的遗产处理。
这一天的家庭会议由邹佩珠主持，就李可染艺术的发扬及遗产继承问题进行商讨，并形成《一九九一年春节家庭主要成员会议纪要》：为了弘扬李可染的艺术，完成其遗愿，大家同意将遗作中的精品和代表作集中保管，作为家庭成员的共同财富，以备将来提供给纪念馆、出画册、巡回展览、复制宣传等使用。当这部分作品一旦确认后，将永远保留、不分散、不变动，并将于适当的时机奉献给国家……
2009年6月1日，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了《实者慧——邹佩珠、李小可、李珠、李庚捐赠李可染作品展》。
在上世纪40年代初，李可染立志要改革中国画，让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得以弘扬，并想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做一点事。这也是李可染与邹佩珠两个亲身经历了20世纪苦难的文化人共同立下的志愿。为此李可染不顾一切地向目标进发，邹佩珠则承担起家庭的所有负担，一个人做多份工作，后期又放弃自己的雕塑事业。李可染精心将一生各个时期的作品保留，晚年还用价格较高的晚期作品换回自己早年作品，他是为了保留完整的系列，目的是要将一生的成果交给国家、留给后人。生前，他多次说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像乒乓球一样为国争光。
在捐赠李可染作品展现场，坐在轮椅上的邹佩珠环顾着一幅幅李可染的作品，眼睛里流露出眷恋之情。她对记者说：“这毕竟是我和可染共同的心血啊！今天终于完成了可染的愿望，可以对可染有个交待了，我不能屈了他的爱国心。”
事实上，邹佩珠在为家庭琐事忙碌之时，并未将自己的艺术事业丢弃在一旁。她也是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开创者，在这个艺术舞台上默默耕耘了60多年，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像张德华、张得蒂、时宜、杨淑卿、赵瑞英、文慧中、刘焕章、李守仁等都是她的学生。她不但是我国第一座雕塑工厂（即今中央美术雕塑艺术创作研究所）的倡议者，还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组的起草和定稿工作，为使纪念碑具有更鲜明的民族色彩，她积极建议创作人员到全国重点雕塑遗存地区进行考察。后来她又参加北京建国十大建筑艺术安置审议工作及北京首都体育馆、革命烈士陵园等大型雕塑创作与设计工作。像首都体育馆休息厅的大型浮雕运动员像、北京工人体育场掷铁饼运动员像、安徽宿州烈士陵园的彭雪枫烈士纪念碑雕像等，都是她的代表作。
晚年的邹佩珠对弘扬民族文化和推动中国画发展有着特殊的情怀。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她长期关心美术事业的发展，积极参加各类美术活动，鼓励青年美术家的成长，她也因此深受美术界的尊敬与爱戴。也正是在这种秉持一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中，邹佩珠先生活出了自己的品格和光彩。对此，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表示，她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在她的人生中的几个不同阶段，都为中国美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可染先生走上艺术巅峰，跟她的精心照顾，跟她在艺术上的帮助是离不开的。而在可染先生去世后，她又把可染最重要的作品捐献给了国家，我想这等大义之举，将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位艺术家能在历史上留下如此多的遗产，让我们经常去缅怀的，的确是不多。她与可染冲破了名和利两个对艺术家影响最大的枷锁，而且冲破了以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那就是艺术家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晚年的邹佩珠仍与家人居住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旧楼里，生活俭朴、豁达乐观。她依旧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想什么时候工作便什么时候工作，可能是深夜也可能是清晨，想起一件事情总是立即着手，并不在乎什么作息规律。晚辈们敬仰她深厚的学养和品德，尊称她为“邹先生”，有时也有人喊她“邹阿姨”，不管别人怎么称呼她，邹佩珠总是大声且爽朗地笑着和人说话。笔者面前的老人，面色白皙又红润，穿着利落，健康快乐。每谈起李可染，她总是饱含深情，嘴里“可染，可染”地叫个不停，仿佛那个改变了中国画面貌、开创了中国画新时代的大师仍然健在一般，让房间里显现出勃勃生机……
虽然在兰溪只度过了幼年时光，但邹佩珠老人对家乡始终念念不忘。她在晚年时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家的位置就在官桥，如今的三江大厦一带。她甚至还清晰记得6岁那年搬家到杭州，船到七里泷她犯了病，不得不临时停船紧急救治，所幸终不碍事。而她在晚年时最为强烈的愿望就是找到祖坟，为此曾在八九十年代专程回到兰溪寻找过，但因城市沧桑巨变终未成功，为之成为终生遗憾。
如今古城正在修复，真希望能在古城可以恢复一座邹佩珠的故居，把这位坚强而优雅的艺术女性动人的一生展示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