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晓群 资深出版人、作家
日前《藏书报》约我结合新著出版，谈一谈阅读生活中的一些感想。我做一番思考，总结出三个“三”来，分述如下：
《书房的晚景》
俞晓群著
辽海出版社
2025年出版
（作者签名钤印本语华书馆在售，点击图片即可下单）
退休后读书的“三十年计划”
我们可以将六十岁到九十岁这三十年时间分为三段，每十年为一段，每一个时间段里做什么？大事、小事、必做的事、随机发生的事等等，轻重缓急，大致有一个行动计划。如今我的第一个“十年”已经快要走完，大事是完成了几部自己看重的著作《五行志丛考》《鲍家的故事》《沈昌文年谱》，小事是继续撰写一些专栏、评论，出几本随笔小集，十年之中有《书香故人来》《两半斋随笔》《两半斋续笔》《五行志随笔》《书后的故事》《阅读的常识》面世，待出的书稿还有《那一缕书香》《两半斋三笔》，也算是完成了一点功课。报刊上的专栏文章，2025年起我本来下决心不写了，但未能拗过报纸版面编辑，还是再写一段时间《两半斋读书记》，每月一篇三千多字。
《阅读的常识》
俞晓群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2年8月
第二个十年即七十岁至八十岁，我计划做一些什么？现有的跨越“古稀之年”的事情有两项：一是《读书记》，计划写三年，也可能随时停下来，为什么？主要是我能力有限，又写得太认真，能否追随前人写出一点新东西？确实没有底。况且我的状态已日渐精力不济，不会硬撑着写下去，随遇而安好了。再一是《一个人的出版史》第四卷，从2016年到2025年十年，资料都准备好了，应该写出来，不然过些年再整理这一段的笔记，会更艰难了。有兴趣时，还要写几本小书如《两半斋四笔》，还有《五行灾异录》《五行祯祥录》。另外若有心情，一定要练一练写字，硬笔已经练起来了，每天写日记，注意笔画，不再胡乱挥洒。
第三个十年即八十至九十岁做什么？恐怕要听天由命了，因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结点在哪，谁也说不清楚。毛泽东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那只是诗人情怀。类似的话语自古还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还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三国演义》）还有“尽人事，而由天命”云云，都是人们对人生无常的叹息，都表现出一种无奈。此时我想到王云五先生年近九十岁时，每写两小时文章就要小睡一下。想到杨绛先生年近百岁时，她说“老人持笔有千钧重，常人是无法理解的”。还想到沈昌文先生八十岁以后，文章越写越短……当然耄耋之年，有能力的老人还有很多，那是他们的造化，不一定是我们的必然。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我暂时无计划可言，能做什么、做不了什么，不再随心所欲，只能自视状态，量力而行。
居家读书的“三件套”
哪三件呢？不同的人往往有所不同。我的第一件是书房，或书架，最好有一个独立空间，私密空间，自己可以掌控的空间。这方面的故事太多了，离奇而有趣。比如我认识的一些藏书家，他们整理书房，一般不肯请懂书的人、爱书的人、同行的人、居无定所的人来做，最好是家乡靠得住的亲戚，或文化不多的素家子弟。闲谈时最忌说这本书很贵、那本书得来不易云云，不小心就会发生失窃，所谓“隔墙有耳”，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再如我的一位书商朋友四十几岁早逝，在他家中的会客厅里，有一面墙顶棚的书柜，其中有万余册书存放。这位朋友不习惯用保险柜，他把要命的东西都夹在书中，比如密信、银行存折、各种合同等等，再暗中将书页粘上。有一天他突然病重，咽气前已经无力说出那些秘密，勉强说了一句“都在书中”，便离开了人世。所以我理解了我的一位科学家师友，他五十几岁后每次坐飞机前，都会写一份遗嘱放在家中，以防不测。如今他年近九十，还会继续这样做。
第二件是一张上好的书桌，最好大一些，不要放到书房中，旧书的粉尘对人还是有伤害的，尤其是老年人，尤其是经历过新冠病毒噩梦的人，从呼吸道到肺部都容易不干净，还有如今容易过敏的人群也越来越多。我的大书桌放在卧室之中，电脑占掉桌面三分之一的面积，日常把需要看的书从书房中搬出来，放到桌子上，用完再搬回去。写大书时，搬来的书或补买的书会放较长时间，比如写《沈昌文年谱》，已经整整一年半了，相关的书长期堆在那里，地上还放着几箱资料。再如写《五行志丛考》，桌上地下都是书，卧室变成了第二书房，耗时五年不止，结果又与书同眠了。
第三件是虚拟空间，即网上查询，查书、检字，检索各种资料，百度还是离不开的，再者用手机的手写功能，查找冷僻字十分重要。当然在这“一件套”中，最重要的是孔夫子旧书网，你可以通过它查询书目、阅读版本资料、了解市场状态、对比价格高低，你甚至可以参考这一些数据，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或编辑项目。也有观点说，看一位作家或作品的地位，孔网的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文化人、学者、收藏家、商家——没有孔网的存在，天会塌下来的。对我而言，居家读书、写作、工作，孔网可以替代或优于去图书馆，方便、高效、准确，都是它的标配。
书房存书的“三个标准”
第一个是满足工作之需，对此要有职业性特征。单说编辑职业，比如各类工具书，我所存最多，如今进入网络时代，纸质工具书逐渐失去了地位，但引文、名词等最终的认定，还是要看纸书的。网查资料类似于“初稿”，纸书核对类似于“终稿”。最让我敬佩的工具书，当属《辞源》，它的每一个辞条都是一篇精雕细琢的好文章，前辈们花那么大的精力，完成这样一部传世之作，真是难得，也很难做到，今人乃至后人都难以超越了。再如学习做编辑的书，出版界楷模很多，分不同类型，比如商务印书馆一派，张元济、王云五二位先生为翘楚，张先生是大学问家，也是大师级的人物，他的编辑生涯难以效仿，故而今人有“张元济不可追”（王建辉语）之叹。王云五却是一位编辑的实操大家，他集杂家、专家、管理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研究他的编辑思想大可受益。三联书店一派，范用、沈昌文、董秀玉三位先生均为导师级的人物，而沈先生是个人奋斗的典型，他虽出身低下却一生奋斗不止，他的编辑艺术最接地气，做人最诚实，最值得“芸芸众编”追随效仿。还有湖南一派，如钟叔河、朱正二位前辈，钟先生集编辑、编者和作者于一身，他开创的为编之道，提倡“编辑是编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观点，最得我心。还有作家型的编辑巴金先生、专家型的编辑周振甫先生等，深究他们某一位前辈走过的路，都足够我们一生学习、效仿了。最后还要提倡编辑读杂书，尤其要读名家写的“关于书的书”，如《读书文丛》《书趣文丛》《现代书话丛书》等，很多很多，他们都是出版就业者必读的书，其中的书目、故实、观点、经验，远比当下某些夸夸其谈之士，来得高尚且实用很多。
三联书店“读书文丛”（老版白皮）
第二是满足写作之需，首先我读书的习惯是带着问题找书，所以书房中的存书主要是实用性的，较少追风或追人。其次我买书时往往有三不挑：不挑品相，常常读过用过后就送人了；不挑装帧，越便宜的书越适合做资料用；不挑初版本，反而会偏重找修订版的书，它的内容更全更准确。再次我书房中存书分类奇特，如规模最大的数术类、史学志书类，其中好书、罕见的书不少。又如为了写《沈昌文年谱》，我买了许多书目，几十本是有的，最大规模的是《人民出版社总书目(1949—2021》有五卷之多。还有《商务印书馆总书目》《中华书局书目》《开明书店书目》等等。对比起来，编得最好的书目，当属《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增订版（1932—2007）》。
第三是满足忆旧之需，忆什么？当然是你最热爱的人，最难忘的事。比如出版界前辈师长、你结识的重要作者等。标志性的存书如签名本、毛边本、抽印本、自印本、改装本等等，还有一些纪念版。翻阅它们，睹物生情，思绪万千，忆旧的情绪油然而生，这一定是每一位文化人不可回避的情感历程，尤其是当你年老的时候，记忆的存储太多的时候，看到那些书，想起那些往事，实在是人生不可再得的一种享受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