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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卢洞石刻造像，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石羊镇油坪村二组塔子山（古名龙归山），现存南宋、明清龛窟6座、造像425尊（不含清代圆雕造像），自北向南分两段（北段K1、K2、K6，南段K3-K5）开凿于高约10米、宽约80米的崖壁，整体保存较好，系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毗卢洞造像龛窟分布示意图（笔者制）

此地原有创于宋代的古刹“龙归毗卢寺”〔清道光版《安岳县志·卷七 寺观》，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龙归毗卢寺在治东石羊镇，宋建。又，K2右壁清咸丰五年（1855）《重装水井殿大佛三尊金身碑记》：厥山龙归，厥寺毗卢，爰考邑乘，创自宋初〕，今仅存K2、K3之间清代殿宇一座，其余保护性建筑均系当代修造。

K1全貌，主尊为毗卢遮那佛，是为毗卢洞得名由来

K1为南宋柳本尊十炼图，同类题材仅有大足宝顶山2例，平面弧形单层窟，高约6.62米，宽约14.33米，深约5.12米，左、右壁外侧局部损毁，窟像分上下两排雕凿，多见清代妆彩痕。下排中央高约2.7米的主尊毗卢戴镂雕卷草高冠，缯带与颈间连接卷云加固，系结垂肩后，螺发细密，中饰髻珠，弯眉细目、高鼻小口、耳垂硕大，面相方圆，颈有三道，着僧祇支、垂领袈裟，领边残留清代卷草彩绘，下摆覆座，系裙于腹前八字结带，双手佩镯拱于胸前，趺坐莲台，下置束腰方坛，坛为二尊戴胄怒目的半身护法神将托举。主尊两侧胁侍男女立像各一，男像头戴梁冠，着交领内衣及广袖袍，袍领略外翻，腰束带，双手笼袖合腹前；女像戴火焰卷草高冠，内着交领衣，外罩垂领广袖袍，肩披帛带，双手当胸合十并覆巾帕，二者立眉凤眼、大耳小口，神态肃穆，面相长圆，王家祐先生判断此为净饭王与摩耶夫人。净饭王前方立五层浮屠一座，逐级向上收分，第一层塔身隐入云气，第五层及塔刹不存，其余三层正面各辟圆形小龛，内雕趺坐佛。主尊上方置单层佛塔，塔身正面开拱形小龛，内凿卷发禅定趺坐像，即柳本尊，塔刹放出毫光翼展，蜿蜒至顶壁。

K1主尊、净饭王、摩耶夫人、抬座神将及佛塔等

窟壁遍雕山岩，十炼场景按照上六下四、由外而内、先右后左的布局，围绕主尊交叉对称分布。均高约1.693米的十躯柳本尊五官特征同毗卢，神情宁谧或带笑意，着交领内衣及广袖袍，腰束带，腕佩镯，除立雪者为齐耳短直发、炼顶者为卷发外，其余八身皆戴东坡巾，相关图像及解析如下。

K1柳本尊十炼场景（点击放大查看）

安岳毗卢洞K1柳本尊十炼图解析

（笔者制，点击放大查看）

下排窟口置武士、天王各一对，俱作忿怒相，武士左者净面、右者虬髯，头扭向主尊，皆戴莲花幞头，圆领袍下系裙着裤，束腰封，双手仰掌交叠胸腹间，蹬靴立于山岩。天王头戴兽首或凤翅兜鍪，面向窟外，披山文甲、罩广袖袍，身环帛、肩覆巾，左手抚右手腕，左者右手于腹前斜执宝剑，右者右手于腰际斜按长柄斧，踏靴挺立，威风凛凛。

窟口武士与天王（上）、窟楣五座小圆龛（下）

顶壁中部横镌“毗卢庵”三字，水浸严重，漫漶不清，两侧纵刻“虚空法界遍包含”“只是毗卢一座庵”。窟楣五个小圆龛一字排开，其内各造着僧祇支、垂领袈裟的趺坐像一躯，袈裟下摆两角悬龛外，中央三尊螺发细密者为佛陀，靠外两身卷发者一般认为是柳本尊、赵智凤，五像持物有宝珠、钵盂等，手印有禅定、说法印等。其左右镌柳本尊缘起及法号由来，兹录文如下。

左：本尊教主者，始自嘉州城/北，有柳生瘿，久之乃出婴/儿。邑都吏收养，父没，继其/职，以柳为氏。审详斯义，岂/在今之操修。自凡入圣，即/法身也，梵语毗卢遮那，华/言遍一切处。或云种种光/明，或云处处清净，或云不/可思议法，或云不可思议/境界，乃至多种义理不可/穷尽。

右：又本尊贤圣者，本自无/为，超过诸有，名本尊也/。有大菩萨名金刚藏，了/悟本尊无为妙理，修菩/萨行已超十地，常游十/方，助佛扬化，愍苦众生/，来入浊世，隐菩萨相，现/凡夫身，入红尘里，转大法轮，因名本尊，教主为/号也。

其外另有三联（偈），从外向内分别为：①□（天）长地久，国泰民安。②菩萨因中誓愿，显扬护国降魔。③定果熏修真秘密，正心莫作等闲看。

关于柳本尊的古代记录，主要见于安岳毗卢洞和大足宝顶山大、小佛湾十炼图造像题记（其中小佛湾相关题记不涉柳氏事迹），以及南宋绍兴十年（1140）祖觉禅师据民间“旧记”刊正而成的《唐柳本尊传》碑〔以下简称《柳碑》，原碑在弥濛（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本尊院，早湮，淳熙初赵智凤复制勒碑于宝顶山小佛湾，现碑文多漫漶，陈明光、米德昉等学者据清代金石学家刘喜海纂《金石苑》录文、《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录文、1950年代及1984年大足文管所碑拓本、1999年台湾黄锦珍刊本等内容予以校录〕，另有宋以后方志零星记述。

题记与《柳碑》之间、题记自身皆有不少矛盾之处。例如，关于柳本尊的神格，既称“自凡入圣，即法身也，梵语毗卢遮那，华言遍一切处”，又谓“有大菩萨名金刚藏，了悟本尊无为妙理……来入浊世，隐菩萨相，现凡夫身”，且在“第四剜眼”中有“感金刚藏菩萨顶上现身”情节。再如，“第五割耳”中，“天福三年七月十四日，夜呼紫绶金章……归于涅槃”，即柳本尊卒于“天福三年”，然而“第六炼心”“第七炼顶”“第八舍臂”“第九炼阴”均为“天福五年”，“第十炼膝”则为“天福六年”，岂非逝者复生完成余下“五炼”？

需要说明的是，题记中的“天福”系五代后晋石敬瑭年号，但后晋疆域并未囊括巴蜀地区，经王家祐、陈明光等学者考证，应为“天复（901-904）”，系唐昭宗年号，今为学界共识。904年闰四月，朱温挟持昭宗迁都洛阳，改用天祐年号，同年八月昭宗被杀，哀帝即位后沿用，其于天祐四年（907）禅位于朱温，唐朝灭亡。蜀王王建作为昭宗旧臣，不承认天祐年号，其所辖西川之境仍使用天复年号〔南宋袁枢纂《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春三月，唐昭宣帝禅位于梁。是时，惟河东、凤翔、淮南称天祐，西川称天复〕。

综合、比对题记与《柳碑》，简要梳理柳本尊事迹大致脉络：柳本尊，原名柳居直，晚唐五代嘉州（今四川乐山）人，为柳树瘤瘿孕育诞下（实际上可能是柳树下的弃婴），被当地小吏收养，聪慧过人，养父去世后袭职并以柳为姓，造福民众，后于路途中遇一女子，辞职随之修行，专持大轮五部咒，历数年功成。光启二年（886）为除瘟疫（第一）炼指供佛，于武阳（今四川彭山）收袁承贵为弟子，赴峨眉山（第二）立雪。出山渡江时，女子跌入水中，本尊呼渔人救，未果，水中见石，现文“本尊金刚藏菩萨，而清凉圣人助其开化，浊世难久留，今还台山矣”（该情节意在述明柳本尊秘法师承文殊菩萨）。天复二年（902）愿众生举足下足皆遇道场而（第三）炼踝，点化杨直京并收为弟子。天复三年（903）自广汉归弥濛，因汉州太守赵君因缘（第四）剜眼。天复四年（904）在成都为除孽神（第五）割耳，天复五年（905）七月为断众生烦恼（第六）炼心、供养诸佛（第八）炼顶，同年八月为应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以四十八刀（第八）舍臂。同年十二月，救活已死去的丘绍，感其夫妇、二女前来侍奉，为示绝欲（第九）炼阴。天复六年（906）发愿与一切众同生龙华三会而（第十）炼膝供佛，完成“十炼”，期间受到蜀王王建赞叹褒奖。天复七年（907）七月十四日坐灭，题记称“法寿八十有四”，则柳氏当生于长庆三年（823），与题记所载“大中九年（855）”生年存在明显抵牾；《柳碑》称“享年六十四”，则柳氏当生于会昌三年（843）。“大中九年”或非其生辰，而是修道之时（清代侯肇元等纂《汉州志·卷三十六》载明嘉靖年间朱屏撰《本尊寺碑记》：唐宣宗大中九年乙亥六月十五日于玉津镇天池坝苦心修行，尊三宝之法，守十炼之真，殄灭五瘟，以活生灵）。

然而，于川西地区屡显神迹的柳本尊，唐、五代、宋等正史均无载，释史亦无片语记录。奉其为教主的信仰却在其去世二百多年后的川东地区兴盛一时，相关事迹的真实性值得推敲。加之柳氏生于柳瘿与唐代诗僧王梵志生于树瘿、其为汉州太守剜眼与海通法师募资营造乐山大佛时被官吏索贿而作“自目可剜，佛财难得”之举、谶语“遇弥即住，逢汉即回”与禅宗五祖弘忍嘱六祖慧能“逢怀即止，遇会则藏”、慧能咐其弟子惠明“逢袁则止，遇蒙则居”等内容雷同，恐有捡拾典故的嫌疑。昌州（今重庆大足）人赵智凤综合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及儒家等多种思想，打造出一个以柳本尊为核心的“地域性民间佛教”，并未被纳入当时主流佛教系统，其不凡处在于创造出独有而丰富的图像体系，但除了这种“以图传道”的方式外，不见完备的经文教义、制度机制，亦未见得力继承人，仅完成初创——地区兴盛的发展历程，经南宋晚期战乱后一蹶不振，再难重辉。

另外，“十炼”的极端修行方式应是受“摩诃萨埵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等佛本生故事影响而产生，此类做法历代屡禁不止。尽管《梵网经》《妙法莲华经》等大乘经典载有燃指焚身供养的菩萨行迹，但此为菩萨道强调舍己度生的特殊修行方式，其核心是智慧与慈悲的平衡，而非形式上的苦行，并不普遍适用于僧俗。释迦本人更明确反对盲目自伤的行为（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四十三·根本分别品 拘楼瘦无诤经第八》：佛言，莫求欲乐，极下贱业，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圣行，无义相应），倡导中道实践，避免极端苦行‌。

K2为南宋柳本尊三身，俗称“幽居洞”，单层方形窟，高约5.03米，宽约8.37米，深约4.71米，窟楣中央镌篆书“宝岩”，两侧刻小字“阿诃呵，（此处似有一字剥蚀）志向热铁轮里”“翻筋斗，猛火炉中打倒悬”。龛柱铭“唯有吾师金骨在”“曾经百錬色长新”（“金骨在”三字局部为后世补砌条石重刊），在安岳孔雀洞经目塔、大足宝顶山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窟中均有体现，语出北宋仁宗御制舍利赞，被柳赵教团化用为讴歌本尊、传承信仰、宣示道统的标语，核心突出一个“炼”字，与“热铁轮”“猛火炉”等意象呼应。

K2

后世将原窟底向内凿进，形成环壁高坛。正壁坛上造三像，中尊高约1.45米，左右二尊高约1.28米，弯眉细目、窄鼻小口、长面重颐，颈带蚕纹，趺坐双层仰莲，下有束腰方座，左右座作简单雕饰，中座正面凿双狮戏珠。左尊卷发中分，右尊螺发无髻，眉间均有毫相，着僧祇支、垂领袈裟，系裙结带，左尊袈裟一角穿挂左肩下哲那环，左臂空袖搭膝，右手当胸持物；右尊左手仰掌置腹，右臂屈肘上举，手部缺失。中尊头戴卷草高冠，胸悬网状璎珞垂莲，肩臂帔帛环绕，腰束长裙，双臂屈肘举体侧，手残。此谓柳本尊居士身、菩萨身、佛身三种不同形态，不应以传统的一主尊二胁侍布局理解。

K2局部

正壁与左右壁转角处各置短直发、披交领广袖袍、着履圆雕立像一躯，左者面部剥落，托盛放残耳、断臂的椭圆盘，右者杏目阔鼻，面相丰润，捧双层仰莲承托的单层方塔，当为丘绍二女。左右壁分别浅浮雕供养人像二身，左壁男像戴直脚幞头，右壁女像绾高髻，皆着交领内衣及广袖袍，面向柳本尊三像合十，踏履立云端，其中外侧女像颈、胸雕出云纹项圈及璎珞。

K3为清代玉皇窟，双层方形，内外窟分别高约3.06米、4.0米，宽约2.89米、5.49米，深约1.8米、4.83米，外窟顶壁不存，右壁铭清道光三十年（1850）窟前建筑修造记。内窟柱、楣镌联“尊尚玄穹步清灵而登九五”“圣称无极居太上以遍三千”，横批“玉皇上帝”，正壁高约2.76米的玉皇头戴饰火焰宝珠的圆冠，横眉斜目，宽鼻长面，双耳奇大，着交领袍，披垂领阔袖大衣，腰间束带，双手“X”交叠胸前，手背朝外，右掌指端残损，踏靴倚坐通窟长坛，局部存现代妆彩痕。内窟右壁铭“大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夷则塑修/，优婆塞朱照净、信善女周氏同修/。黎张氏、朱蒋氏装金，钱二千四”造像及装金记。

K3

K4为南宋佛文普庇窟，俗称“千佛洞”，分为前后二室，分别高约5.61米、7.39米，宽约6.15米、5.83米，深约4.3米、7.62米，均无顶壁。后室环三壁造坛，正壁坛上中部高约2.24米的主尊细密螺发中髻珠硕大，眉如弯月，间有白毫，细目高鼻，嘴角微扬，大耳略残，面相长圆，颈刻蚕纹，着僧祇支、垂领袈裟，系裙结带，左手（后世修补）仰掌置腹前，右臂屈肘举胸侧，手不存，露足趺坐多层仰莲。左右二菩萨戴冠垂缯编发（左者面部及头冠正面脱落，遗留后世敷泥榫孔；右者卷草高冠中化佛，面部特征同佛陀），服饰、坐姿同主尊，佩项圈、悬璎珞、饰手镯，结禅定印。三像之间后壁为明人辟圆龛二，内雕着交领僧衣、腹前捧珠弟子各一，右龛外右侧又为清人增刻锡杖一柄，构成地藏菩萨图像，颇为有趣。

K4局部

三像尊格说法不一，就其上方磨光崖面“佛文普庇”四字题刻，当为华严三圣，即“佛”指毗卢（释迦）、“文”喻文殊、“普”即普贤。二菩萨外各置圆雕弟子像一身，着交领内衣及广袖袈裟，衣襟一角穿挂左肩钩纽，系裙着履而立。左者青年相，当胸合十，颈部补接，面、耳、手局部水泥修补；右者长者相，可见额上皱纹、唇边法令纹，拱手于胸。左、右壁坛上置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造十八罗汉圆雕坐像，不作讨论。

后室三壁基坛正面、前室左壁密布平均直径约0.25米的小型圆龛（前室左壁最上一排5龛尺寸较大，直径约0.52米），共凿供养人坐像316身（龛外偶见乘云合掌童子立像），大多为一龛一像，个别一龛双像、三像应为同一户人家捐资开凿。发式有螺发、卷发、高髻中分3类，可能与供养人自身在柳赵教团中的地位关联，俱着僧祇支与垂领袈裟，下摆两角悬龛外，持物包括念珠、经箧、莲枝、团花、宝珠、鱼等，大部可见榜题，有龙氏三、杜氏二姐、王氏三姐、邓氏幺姐等某“氏”女性，有杨一琴、姜凤枝、于得弟等女性化姓名，有陈氏妙惠、张氏妙缘、廖氏妙情等“姓+法名”组合，有龚氏妙善、刘氏妙善、汪氏妙善、付氏妙善等“姓+妙善”组合（或与观音信仰有关），以上占比较高。另有何大义、王忠书、杜正果、范国瑞等男性化姓名，有了悟、了静、如惠等出家人法名，占比较低。由此推定，该“千佛式”群像大多为女性供养人捐凿。

K4前室左壁供养人群像

K5为南宋水月观音窟，俗称“观音堂”，平面弧形单层窟，左壁不存，高约5.42米，残宽约8.4米，深约3.4米，正壁左侧造像系崩塌后依原貌重砌。正壁中上部高约2.82米的水月观音戴镂雕卷草化佛冠，冠沿五道珠链悬垂，其下编发，三股发辫披肩，冠后卷云与崖壁连接，两条缯带分别披左肩后、搭右肘垂落。菩萨弯眉柳目、高鼻小口、大耳重颐，面相宽圆，僧祇支一角翻搭腹前，覆半臂天衣，右肩披帔帛，胸悬长璎珞环双膝，腰系及踝禅裙，绦带蝶结，带梢飞舞，衣纹流畅厚重。游戏坐于遍铺苇叶的山岩座，跣足，右足踏座，左足置三层仰莲，两侧生出莲叶、莲蕾等。双腕佩镯，左手撑座上，右臂搭右膝，手部早年残毁，今貌系2014年敦煌研究院修补。身后为后世妆绘头光、舟形火焰纹身光及翠竹，故俗称“紫竹观音”，左上侧后世泥塑的白鹦鹉凌空回顾，右侧山岩上立一插有竹枝的净瓶。

K5

K5水月观音

水月观音图像简介可参见拙作深山法影：绵阳圣水寺摩崖造像。本窟水月观音两侧为明人增凿四铺观音救难场景，即观音经变，源自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因其影响巨大，成为独立流通的章节，简称《普门品》或《观世音经》。左上一铺，风伯戴兜鍪、鼓风袋，电母奋电镜、欲合击，雷公生双翼、持斧凿，鸟足踏圆鼓，雨师扬双臂，腰间兽首口吐水柱，其下一人挎布包，以莲叶为伞遮挡，足踏山岩，神态祥和。观音捧净瓶，似执杨柳，趺坐云端，是为“救雷电难”（《普门品》：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左下一铺，二官员戴明制乌纱帽、着圆领袍，身前置一案，案上摆放食物，左侧一身长髯垂胸，面带笑意，双手合十，为被下毒者，其左雕一垂髫童子执壶侍立，其右另一官员净面无须，双手扶案，身体倾斜，为下毒不成报于自身者。观音赤足立山岩，伸左掌虚按此人，是为“救毒药难”（《普门品》：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

K5中的观音经变

右上一铺，下有莲池，一人跪于其中一莲，扭头上视，顶覆火焰，另有一人奋臂舒掌立于高山，作将前者推落状。观音托钵趺坐云端，是为“救火坑难”（《普门品》：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右下一铺，一官员戴直脚幞头，双手置于身前案上，其左一吏捧卷攥笔，二人作交谈状。案侧立二差人，一持长棍倚肩，一握断刀柄于腹侧，一人双手被缚，昂首跪于案前。观音提净瓶、伸杨柳，臂悬帛带，跣足而立，是为“救刀杖难”（《普门品》：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窟内另有明清增刻的观音坐、立像与文昌帝君、药王、孔子等，以及修补、妆彩等题记数幅，艺术水平不如前人远甚，画面颇显杂乱，兹不赘述。

K6为南宋“莲花石”，有石包状若莲花得名，下筑条石加固。北侧崩圮，西面中央一身多处损毁，仅见残躯，体型略大，且与K1毗卢相对，应为K6主尊，残高约0.28米。其右赵智凤像保存尚好，高约0.41米，卷发细目、宽鼻小口，颈刻蚕道，着僧祇支、垂领袈裟，双手笼袖置腹侧，趺坐方坛。主尊左侧自西经南向东环雕平均（残）高约0.436米的七身趺坐像，均保存不佳，其中二尊披垂领衣者、四尊菩萨像（一执锡杖）不同程度风蚀或残损，末一尊仅余右半身局部轮廓。东面二像之间雕一直径约0.61米的圆轮，尚不解其意。

K6全貌及局部

罕见且同题材中最为生动细腻的“十炼图”、打破传统布局的柳本尊三身、丰富独特且以女性为主的供养人群像、石窟造像中无出其右的水月观音，单论一例已属难得，何况齐聚一地、保存完好。它们既是南宋造像技艺巅峰的凝练写照，亦是川渝地区宗教文化与世俗生活深度交融的典型范例，不仅精准填补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中特定时段的空白，更以“人神共生”的温度打通了穿越时空的隧道，为后世清晰定位值得永久回望与深耕的文明坐标。

（本文所涉题记系笔者录文并加注标点）

Final 结语

参考书目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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