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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多年前随意看过的一首诗词、一篇散文,一个故事,某天偶然重逢时,正中眉心直击灵魂。文字还是那些文字,可我们早已不是当初的自己。当年反复摘抄的“华丽辞藻”,如今却觉得堆砌刻意;曾经只觉平实的句子,此刻却品出了沉甸宿命。一些看似平淡的场景描写,也突然与自己某段亲身经历的感受重合,发现作者在几十数百年前就已写完了自己。
文字本是静态的信息容器,既记录着创作者当时的场景与思绪,也在读者的共鸣中构成跨越时代的桥梁。我们常说“被文字打动了”,可真正击中我们的从不是文字符号本身,不是“月亮”这个词的笔画,也不是“孤独”这个词的定义,而是这些符号背后所承载的、能穿透时间的感性力量,是月光洒在身上的微凉触感,是独处时心口发闷的孤寂感,是那些无法被语言完全拆解、却能被身体真切感知的情绪与体验。
我们被文字触动、被语句启发,这份触动到底是我独有的主观感受,还是文字背后那股感性力量的客观显现?我读了这么多书,到底有没有实在的意义?会不会只是躲进文字构筑的世界,用他人的思绪麻痹了自己对现实的感知?我们常说“物质决定意识”,按照这个逻辑,那些非物质层面的反抗,比如思想上的觉醒、精神上的抗争,难道就全是徒劳的吗?
其中“文字符号”与“感性力量”的内在联系,恰是哲学史上“概念与感性”关系之理论发展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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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形而上学要么将感性视为概念的“附属材料”,要么割裂二者的关联,而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分别以不同的思辨路径展开对二者关系的探索:黑格尔用概念的辩证法统摄感性,青年黑格尔派将概念异化为脱离感性的空洞词句,最终马克思打破二元对立,构建起基于实践的“概念—感性”辩证统一理论。
深入梳理三者的理论逻辑,既能厘清概念与感性的模糊关联,也能破除一类常见误解:不少人把哲学等同于“文字游戏”,把理论批判为“小资产阶级呓语”,却无视文字背后的感性本就蕴含革命性力量,它绝非抽象情绪,而是工人劳动的酸痛、贫困者的生存焦虑等集体生存困境的直接显现。这种感性先凝结为思想,再转化为文字,最终成为指导革命实践的纲领。
那么正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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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概念统摄感性的辩证法体系
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将概念抽象凝固为容器的认知,构建了动态的概念辩证法。但在概念与感性的关系上,仍未脱离“精神优先”的框架,最终将感性纳入概念的统摄之下,形成了一个以“绝对知识”为终点的闭环体系。
1、概念的动态性与感性的“精神化”定位
在黑格尔看来,传统哲学中的概念是孤立、静止的。比如“桌子”的概念,只是对“有桌面、有桌腿、用于放置物品”等共性的抽象概括,无法把握桌子在不同场景中的具体意义(如家里的餐桌、教室的课桌、博物馆的古董桌)。真正的概念应当是“具体概念”,它是动态的、包含丰富内容的,能在辩证运动中不断吸纳新的规定性,最终趋近事物的本质。而概念的丰富性来源,正是感性要素——“无论概念如何抽象,概念都必须涉及感性的内容,如果没有感性的内容,那么概念就是空洞的”。
在这点上看似承认感性的价值,实则将感性置于“精神化”的从属地位。黑格尔并不否认感性与肉体要素的天然关联,人通过眼睛看、耳朵听、手触摸来获得感性经验,但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这些感性经验最终要被转化为精神的内在环节。当我们用“红色”概念描述一朵花时,关注的不是“红色”带来的视觉冲击,而是“红色”在“颜色”范畴中的逻辑位置,例如它与其它颜色的差异、在“暖色”、“冷色”间归类;当我们讨论“快乐”时,重点也不是快乐时的心理感受,而是“快乐”作为“精神愉悦”的抽象本质,以及它与“痛苦”、“平静”等情绪概念的辩证关系。即便黑格尔承认肉体经验的存在,这些经验也“仅仅作为概念的例证而存在”,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感性在他那里只是证明概念逻辑合理性的“材料”,而非具有独立意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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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客体二元框架下的概念闭环
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其实是建立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核心目标是通过概念的自我运动实现“绝对知识”,将主体客体化实现主客统一。而感性则是概念完成自我闭环的“中介工具”。
他的思辨起点是最抽象的“存在”概念,“存在”没有任何具体规定性,空洞无物,近乎“无”;但正因为“存在”与“无”的差异,“变”才得以产生;随后,概念通过“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运动,不断吸纳感性内容(如自然事物、人类经验),逐步丰富自身的规定性,最终回到更高层次的“存在”(即“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形成完整的概念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感性始终是被“概念化”的对象:无论是山间的树木、河流(自然感性),还是人的喜悦、悲伤(人类感性),最终都要被纳入概念的逻辑框架,成为证明“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环节。黑格尔虽然看到了“非同一的东西”,即感性中无法被直接概念化的部分(如每个人对红色的独特感受、不同人对快乐的不同体验),但他坚信“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被纳入他的概念体系中”,最终用概念的同一性消解了感性的差异性。这种“概念统摄感性”的逻辑,本质上仍是传统形而上学“精神优先”的延续,感性的价值仅在于服务于概念的自我完善,而非与概念平等共生;“绝对知识”的达成,也意味着感性彻底被精神所同化,失去了自身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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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黑格尔派:概念脱离感性的空洞化
青年黑格尔派(如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继承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却将其推向了极端。他们抛弃了黑格尔对感性内容的有限承认,将概念变成脱离现实感性的“纯粹词句”,最终陷入“只反对词句、不反对现实”的思辨误区,使概念沦为空洞的意识形态工具,也彻底割裂了概念与感性的内在关联。
1、对黑格尔概念论的片面继承
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转化为“自我意识”,认为历史的发展本质上是“自我意识”的运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自我意识”不断摆脱宗教、封建制度等“束缚”,实现自身解放的过程。在他们看来,概念即是“自我意识”的表达,无需依赖感性经验,甚至感性经验会干扰概念的纯粹性,因为感性是“个别、偶然的”,而概念是“普遍、必然的”。因此,他们将哲学斗争简化为“词句斗争”,批判宗教,就是批判“上帝”、“天国”等概念的荒谬性;批判封建制度,就是批判“君主专制”、“等级制度”等概念的不合理性。至于这些概念背后的感性现实,如宗教统治下的民众苦难、封建剥削下农民悲剧,则被完全忽略。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尖锐批判了这种误区,“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末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例如,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宗教异化”时,只强调“上帝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却不关注“为什么人会将自我意识异化到上帝身上”。不关注民众在贫困、压迫中对精神慰藉的渴求;他们呼吁“人的解放”,却从未思考“解放”需要如何改变感性的生产关系。概念在这里彻底沦为脱离土壤的“空中楼阁”,既无法解释现实,更无法改变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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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唯物主义的误读:将“物质概念”等同于“感性现实”
青年黑格尔派不仅割裂概念与感性,还对唯物主义产生了根本误解。他们将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物质”等同于抽象的“物质概念”,认为唯物主义只是用“物质”一词取代了黑格尔的“精神”,本质上仍是“概念优先”的思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在他们眼中,唯物主义者说“物质是第一性的”,不过是把“物质”变成了新的“绝对概念”,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没有本质区别,这种误读的根源,在于青年黑格尔派无法理解“物质”与“感性”的内在关联。
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从不是抽象的概念符号,而是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紧密绑定的现实存在。是农民耕种土地、工人操作机器、人们能保障合理的饮食休息。这些“物质”并非静止的对象,而是在人的实践中能不断转化、生成新成果的现实载体。它们始终与人的生存需求直接挂钩,既不是脱离实践的“纯粹实体”,也不是空洞的概念标签,而是支撑人开展现实活动、实现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一旦将土地抽离农民的耕种、机器抽离工人的操作、休息抽离人的需求,这些原本与感性活动绑定的“物质”便会沦为毫无现实意义的抽象符号。

青年黑格尔派将“物质”简化为概念,实际上是用“词句的唯物主义”取代了“现实的唯物主义”,进一步强化了概念与感性的割裂。例如,他们讨论“贫困”时,只关注“贫困”的概念定义,却不关注贫困者感受需求,这种脱离感性的概念批判,注定无法触及现实问题的核心,也让“改变贫困”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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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概念与感性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打破了“概念统摄感性”或“概念脱离感性”的局限,构建起基于实践的“概念—感性”辩证理论。即概念不能脱离感性要素独立存在,感性也需通过概念被把握;二者的统一不是通过概念的自我运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实现,且这种统一始终指向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与人类解放。这一理论不仅重构了概念与感性的关系,更让哲学从抽象的思辨回归到人的现实生存。
1、对前人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黑格尔的“感性精神化”。黑格尔虽然承认感性是概念的内容来源,但最终将感性纳入概念体系,本质上是“用精神的逻辑消解了感性的现实性”。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建立在主客体二元论基础上”,“绝对知识”的目标本质上是为了“在根本上保证人的生存”,即通过精神控制实现对生存斗争的掌控,以为人只要把握了“绝对精神”的逻辑,就能理解一切、掌控一切,从而摆脱生存的不确定性。这与资本主义将“生存斗争制度化”的逻辑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将“人必须为了生存而竞争”视为永恒法则,正如黑格尔将“概念统摄感性”视为永恒逻辑,二者都忽视了人的感性需求(自由、幸福、情感共鸣)的独立性。
针对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批判他们“概念空洞化”。他们将概念变成脱离感性的词句,“割断了词语与感性要素的内在联系”,最终沦为“最大的保守分子”。因为他们只批判“词句中的世界”,却不触动“现实中的世界”。马克思强调,真正的哲学不能停留在词句斗争,而必须“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这就要求概念必须与感性现实结合。讨论“宗教”,就要关注宗教背后的民众苦难;呼吁“解放”,就要思考如何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满足人的感性需求(吃饱、穿暖、有尊严地生活),只有这样,概念才能从“空洞的符号”变成“改变现实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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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建构
马克思的突破在于提出:概念并非纯粹的精神符号,而是“思维与思维着的物质(肉体)结合的产物”,其中必然包含“非概念的感性要素”——即无法被完全精神化、无法通过语言彻底传递的肉体经验、实践体验。这些要素不是概念的“附属品”,而是概念的“现实根基”,没有它们,概念就是空洞的、抽象的,无法反映人的真实生存。
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必须依靠概念,但概念的形成离不开感性体验。感性是概念的“内容来源”,没有感性,概念就只是一个无意义的符号。例如,“红色”概念的形成,不仅需要红色波长这类精神概念化定义,更需要人对红色的肉体感知。盲人无法通过“红色”概念真正理解红色,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感性基础,他们知道“红色”这个词,却无法感知红色的具体内容,“红色”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空洞的符号。
再如“痛苦”概念:精神化的“痛苦”是“身体或心理的不适状态”,但真正的“痛苦”还包含肉体的生理反应,如肌肉紧张、出汗、心跳加速,以及心理上的压抑、无助感,这些感性要素无法通过语言完全传递,却构成了“痛苦”概念的核心内容。如果剥离这些感性要素,“痛苦”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词语,无法反映人的真实体验。
马克思在商品概念中也阐释了这个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是最基础的经济概念,传统经济学只关注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商品能交换到的其他商品或货币,可量化、可精神化的概念部分),却忽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满足人的肉体需求的属性(如衣服能保暖、粮食能饱腹、书籍能提供知识)。这种“使用价值”就是“非概念的感性要素”,它无法被完全量化(一件衣服的“保暖性”无法用精确数字衡量,不同人穿同一件衣服的保暖感受也不同),却正是商品交换的根本基础。若商品没有使用价值,即便它有交换价值,也无人愿意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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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一路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逼近感性具体
马克思沿用了黑格尔“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却赋予其新的内涵:黑格尔的“从抽象到具体”是将感性纳入概念体系(用概念统摄感性),而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是通过概念的调整,逐步“逼近无法被完全概念化的感性具体”,即不断让概念贴近现实的感性实践,而非用概念统摄感性,最终实现概念与感性的辩证统一。
比如理解“痛苦”这个概念时,先打破“痛苦=身体或心理不适”的抽象定义,转而注入与实践绑定的感性要素:是农民烈日插秧的身体酸痛、工人流水线上的头晕眼花、贫困者没钱治病的焦头烂额,这些并非孤立的肉体感受,背后是地租压榨、资本剥削、医疗垄断等社会困境,最终将“痛苦”落到感性具体。它不只是“身体不适”的概念标签,而是人在生存斗争中肉体被剥削、需求被压抑的现实显现,跳出了空洞的概念游戏,让“痛苦”成为反思现实、追求解放的切入点。
在这一过程中,概念始终围绕感性调整,当“生产”概念无法反映工人的劳动痛苦时,马克思就引入“剩余价值”概念(揭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当“商品”概念无法反映使用价值的感性属性时,马克思就区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在马克思这里,概念并没有先天统摄感性,而是要不断贴近感性;感性没有被概念消解,而是通过概念被更清晰地把握,二者在“逼近感性具体”的过程中实现了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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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实指向:感性解放与资本主义批判
马克思的“概念—感性”理论,最终指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人类解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存斗争被制度化”,人的感性被严重扭曲。感性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而是沦为“拥有的感觉”,即人对事物的感性体验,被简化为“是否拥有该事物”。对艺术作品的感性,变成了“是否拥有艺术品”;对劳动的感性,变成了“是否拥有劳动报酬”;对人际关系的感性,变成了“是否拥有人脉资源”。这种扭曲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将“非概念的感性要素”排除在概念体系之外,只关注商品的交换价值(概念化部分),忽视使用价值(感性部分);只关注劳动的抽象劳动(概念化部分),忽视具体劳动(感性部分);只关注人的“生存竞争能力”(概念化部分),忽视人的“感性需求”(如情感、审美、自由)。
马克思认为,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实现感性的彻底解放,即让“眼睛变成人的眼睛”、“耳朵变成人的耳朵”,即人对事物的感性体验,不再受“拥有”的束缚,而是回归人的本质需求。欣赏艺术时,关注的是艺术作品带来的审美愉悦,而非艺术品的价格;劳动时,关注的是劳动过程带来的成就感,而非工资的多少;与人相处时,关注的是情感共鸣,而非对方的利用价值。而这一解放的前提,正是重新确立概念与感性的辩证关系,让概念回归感性现实,让感性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这种感性的解放,也是共产主义的重要内涵——“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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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最终在与文字的重逢中恍然:那些跨越时空击中我们的,从不是孤立的词语符号,而是文字背后与我们的肉体体验、生存困境深深共鸣的感性力量。感性从不是孤立的存在。创作者将其凝结进文字概念,读者又因这些概念触发自身感性,二者在这种双向互动中融为一体,前者是感性的启示,后者是感性的丰富与延伸,这种历史维度的传承,正是人类改变世界的基石。
若有人将个人感性视作无意义的情绪,无疑是颠倒了人的真实世界;而在资本制度下,这种认知恰恰会让人沦为空洞概念的附庸。我们要做的,正是以“概念思辨”为武器,将这颠倒的世界重新扶正。
马克思的突破,恰恰揭开了它们背后的本质:它从不是纯粹的主观情绪,也非空洞的概念演绎,而是感性与概念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这份统一,让劳动人民的酸楚痛苦,通过概念凝结成改变世界的革命性力量。感性借由概念获得了批判现实的能力,概念扎根感性拥有了改变现实的重量;文字里的共鸣本质上都是对“人的本质力量被尊重”的渴望,这份渴望终将化作追求公平与自由的实践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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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时至今日,“概念脱离感性”的扭曲仍在延续。我们用“有钱有权”的概念定义“成功”,弄丢了内心满足的真实体验;用“房子彩礼”的标准衡量“爱情”,掩盖了情感共鸣的本质;用“学历收入”的标签评判“价值”,忽视了兴趣与能力带来的生命温度。这种扭曲,仍是资本主义“生存斗争框架”的余绪,我们被概念化的标准捆绑,却在追逐中弄丢了对自身感性需求的感知,看似拥有一切,却与幸福渐行渐远。
马克思的理论始终提醒我们: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概念的自我完善,而是感性的彻底解放。当概念不再是架空现实的符号,而是回归人的感性实践;当感性不再是被压抑的情绪,而是成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载体,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成为他所说的“富有的人”——拥有丰盈感性、能完整绽放生命意义的人。而那些曾击中我们的文字、曾引发共鸣的感性,终将在这份解放中,成为连接个人体验与人类共同追求的永恒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