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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梅林曾说，恩格斯总是承认马克思的天才高过自己，并且说自己不过是第二提琴手，但事实上，他不仅仅是马克思的合作者，更是一个强大的助手。

在中国的革命岁月中也有两位这样的人，那就是毛主席和周恩来。斯诺就说：周恩来就是毛泽东军事中的第一助手，不仅协助毛泽东策划了很多战役，也一起指挥了很多作战行动。

从职位上看，在1954年前，在相当长的战争年代，周恩来一直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也说明，周恩来长期担任的就是二把手的位置。

让贤精神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革命面临严峻考验。当时，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远高于毛泽东，在苏区，他是军队和诸多工作的重要决策者，即便在后来成立的“三人团”中，其威望也极高。

然而，自从周恩来从上海来到苏区，亲眼目睹毛泽东带领红军一次次取得辉煌胜利后，他便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非凡天赋。

1932年，红军攻打赣州时遭遇重大挫折。此次战役并未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持续一个多月却久攻不下，红军损兵折将，局势岌岌可危。周恩来当机立断，火速派项英前往东华山请正在休养的毛泽东下山决策。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赣州出事，毫不犹豫地冒着大雨随项英返回指挥部，略施小计便成功解了赣州之围。不久后，毛泽东又带领一军团取得漳州大捷，这一系列胜利让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愈发肯定，也在心中暗暗做好了让贤的打算。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8万部队锐减至3万。党内要求撤换博古领导、更换最高领导人的呼声愈发强烈。

此时，周恩来专程前往一个小山村里拜访被冷落的毛泽东。在那堆跳动的篝火旁，两人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长谈。周恩来试探性地提出让毛泽东接手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出于大局考虑，并未轻易答应。深知毛泽东性格的周恩来，决定将此事拿到遵义会议上商议。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指出李德和博古的瞎指挥错误，深刻剖析了当前的严峻局势。而周恩来则抓住时机，详细讲述了毛泽东过去指挥红军取得的辉煌战绩，并提议让毛泽东进入决策最高层，确定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领导小组。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标志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英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曾感叹：“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政治上的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都保持着这种伙伴关系，这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邓小平也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就是从遵义会议形成的。”从职位上看，在1954年前的相当长战争年代，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以大局为重，力挺毛泽东，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周恩来有没有军事才能？

或许有人会问，周恩来真的具备打仗的才能吗？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早在1927年，周恩来就担任了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他毅然决然地领导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珍贵的火种。此次起义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更彰显了他非凡的军事胆识。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参与指挥了多场重要战役，他与毛泽东等同志密切配合，为红军的发展壮大贡献了重要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以其智慧和谋略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了无数次关键战役，从战略决策到具体部署，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军事局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总能在关键时刻提出独到的见解，为毛泽东的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然而，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有着更为卓越的全局把控能力和战略眼光。他甘愿退居辅助之位，全力支持毛泽东的领导。这种以革命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正如人们所说，周恩来不是不能成为最高领导者，而是他从革命大局出发，选择了最有利于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黄金搭档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紧密合作，他们二人堪称名副其实的知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精准地转化为具体的军事行动。

无论是战略方针的制定，还是战役计划的实施，周恩来都参与其中，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每一项决策都能得到有效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外交领域更是面临诸多挑战。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外交人才，周恩来便兼任此职，扛起了新中国外交的大旗。

从1938年开始，周恩来就在重庆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众多国际友人建立了广泛联系，和斯诺、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也有着密切交往。在与这些外国友人的交流中，他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与周恩来交往颇深。白修德曾故意刁难地问周恩来：“您认为您首先是个中国人，还是共产党员？”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这句简洁有力的回答，不仅展现了他对祖国的深厚热爱，更体现了他坚定的民族立场。

在白修德的回忆录中，他对周恩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其他任何人物，没人比中国的周恩来更加才华横溢和铁面无私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总结为六条方针，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然而，世界各国对新中国仍存在诸多偏见和误解。面对这些挑战，周恩来凭借着他的睿智和威严，一次次巧妙化解危机，树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

1954-1956年，是我国外交极为成功的时期，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曾有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总理：“请问周总理，我发现你们中国人在路上走，总是喜欢低着头，而我们美国人总是抬头挺胸的，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明显带有对中国文化的偏见。但周恩来临危不乱，从容应答：“这很好解释，因为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弓着背，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自然是挺着胸。”他的回答既维护了国家尊严，又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自信与智慧，令在场众人无不赞叹。

毛泽东曾称赞周恩来有“吐握之劳”，高度认可他的实干精神。在毛泽东眼中，周恩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周总理，很多事都做不好，干不下去”。而周恩来也始终坚定地支持着毛泽东，他们二人紧密相连，相得益彰，共同推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作堪称典范，可以说，新中国有这样的一位好总理，是人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