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那个炎热的午后，大溪滩乡的邮政代办所里，祝老先生注意到一位不识字的老人。老人穿着普通的农民衣裳，手里紧紧攥着几张刚买的报纸，神情专注，似乎在努力辨认报上的字句。祝老先生知道，这人是从白石乡来的，那个地方曾被传闻有土匪出没。一个不会识字的人，竟然买了这么多报纸，行为显得格外奇怪，引发了他的好奇。
1949年7月7日，江山县迎来了关键时刻——解放军队抵达。县委随即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高效推进剿匪行动。会议室里，墙上国旗微微飘动，桌面上摆满了文件和水杯，气氛紧张又凝重。参会人员坐姿端正，目光齐聚讲台，神情严肃。会议由县委书记主持，他开门见山，明确本次会议的核心任务是确保剿匪行动取得彻底胜利。随后，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发言，铿锵有力地表示：“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尽全力消灭隐藏的敌人，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政权。”会场内响起了坚定的响应声，大家一边认真记录，一边神情坚决。会议中特别提到了反动势力头目戴藏宜，他是戴笠之子，身份敏感且手段狡猾，必须重点盯防。
一周后的7月14日正午，天气酷热，阳光炽烈，政府大厅外的旗杆上的旗帜被热浪吹得轻轻摆动。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午后，戴藏宜突然现身县政府门前。下车时，他身穿灰色西装，衣服有些皱，显然是连夜赶来的样子。脸上带着几天未刮的胡须，显得疲惫憔悴。门卫见状，立即上前，语气严厉地盘问几句后，示意他进大厅。戴藏宜点头跟随，步入大门。大厅里，苏县长、王司令、李局长正等候着他。三人神态严肃，苏县长穿着深色中山装，王司令佩戴军装和手枪，李局长则是笔挺西装加锐利目光。戴藏宜先后向他们鞠躬致意，然后坐下，语气带沙哑但清楚地回答提问。
戴藏宜归案后，解放军暂时松了口气。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圈套。审讯中，戴藏宜表面配合，详细交代行动计划，利用了“坦白从宽，对抗从严”的政策，得以获得宽大处理。可没过多久，例行检查时他却突然失踪，监管人员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一事件迅速上报省领导，令他们深刻意识到戴藏宜的狡诈险恶。为此，8月初，省公安厅厅长召集紧急会议，厅长脸色凝重，详细讲述逃脱经过，并强调此事严重威胁安全。会议决定限时抓捕戴藏宜，确保绝无后患。各侦查队火速行动，昼夜搜索江山县及周边，但仍一无所获。眼看搜查无果，剿匪委员会决定扩大兵力，细致搜查每个乡村。正当行动即将展开时，前游击队老战士何烟带着祝老意外出现，成为新线索。
祝老先生在大溪滩乡邮政代办所已是常客，每日准时到来，认真阅读挂在墙上的报纸。这天，他发现一位陌生乡民站在报纸前，穿着破旧的农服和草帽，与平日村民不同。乡民眼神游移，表情迷茫，祝老好奇地问：“你不识字，为何看报纸？”乡民迟疑后说：“我不是来看，是买报。”祝老一听愣了，心想这不寻常，一个不识字的人买报纸用意何在？他追问：“买回哪里？”乡民低声答：“买回白石乡。”那个乡村远离大溪滩，且鲜有人往来。祝老知道那里多是农民，报纸非生活必需，便继续问：“为何买这么多？”乡民沉默后答：“有人收报纸。”祝老虽未明白背后原因，却不再追问。乡民付钱接报，缓缓离去。祝老看着他背影，心中疑惑未消，但转身继续看报，关注国家大事。这一短暂相遇，深刻留在祝老心头，让他对买报纸乡民和所谓“收报纸”充满好奇。
得知此线索后，祝老急忙赶回乡政府，联系县公安局。局长得讯，意识到事关重大，亲自带队赶赴刘家山乡，即乡民所说家乡。出发前，局长已与白石乡公安沟通，确保协同配合。抵达后，当地村民热情欢迎，虽不知戴藏宜藏身，却积极配合调查。在村民带领下，队伍迅速找到乡民家。封锁房屋后，局长命令警员谨慎行动，防止嫌疑人逃脱或反抗。进入屋内，惊见戴藏宜安然坐在窗边桌旁，专心读着《浙江日报》。他显得意外但未抵抗。戴藏宜被迅速控制并押回县城。审讯中，他承认部分罪行，但态度并不完全坦白，且涉及对地下党员的残暴迫害，罪行极其严重。经过法律程序，1951年1月30日，江山县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参考资料：[1] 文楚.戴笠独子之死[J].世纪行,2002,0(3):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