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然而会议进行到中途，突遭法租界巡捕的搜查滋扰，被迫紧急中止。
危急关头，一位胆识过人的女性挺身而出，提议前往浙江嘉兴 —— 那里的南湖水域开阔，租一艘游船开会既能掩人耳目，又能保障安全。
代表们一致认可了这个稳妥的提议。
这位女性便是王会悟，她当即赶赴嘉兴租下一艘大画舫，备好酒菜，将会议巧妙伪装成游湖赏景的雅集。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王会悟 —— 时任李达的妻子，主动坐在船头充当 “哨兵”，佯装唱曲的歌女观察四周动静，为船舱内的会议放风警戒。
这场在南湖画舫上召开的会议持续了 7 个小时，最终圆满完成了全部议程。
正是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作为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见证人，王会悟被后世誉为 “一大卫士”。
人们在称颂她功绩的同时，更惊叹于这位奇女子的非凡胆识与过人魄力 —— 倘若没有她的临危献策与周密部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或许会被改写。
而这位改写了党史走向的伟大女性，除了 “一大卫士” 的身份，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杰出思想家李达的妻子。
1898 年，王会悟出生于浙江省桐乡乌镇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王彦臣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
6 岁时，她便跟着父亲在私塾旁听读书，期间结识了比自己年长几岁的表侄沈德鸿（即后来的文学巨匠茅盾）。
沈德鸿对知识的执着追求，为年少的王会悟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激发了她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强烈渴求，也为她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重要伏笔。
然而好景不长，父亲的骤然离世让王家失去了经济支柱，家境骤然败落，生活陷入窘迫。
为了维持生计，王会悟与母亲只得靠刺绣、织毛线等手工活贴补家用。
艰苦的生活并未消磨她的意志，反而磨砺出她坚韧不拔的品格。
就在此时，沈德鸿返乡探亲，告知她嘉兴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建议她前往求学。
可彼时的王会悟连温饱都难以保障，根本无力支付学费。
她不得不压下求学的念头，萌生了效仿父亲办学的想法 —— 既能教书育人，又能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时，母亲极力反对：“一个女孩子家办学谈何容易？稍有不慎便会招惹非议。” 但王会悟坚定地说：“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
母亲拗不过她的执着，最终点头应允。
得到母亲支持后，王会悟立刻付诸行动。她首先前往本镇的宝阁寺，恳请方丈出借一间殿堂作为教室。
面对方丈的疑问，她掷地有声地答道：“为何男子能入塾读书、识文断字，女子却要被拒于学堂之外？唯有让女子识字明理，才能真正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这番铿锵有力的话打动了方丈，顺利解决了教室难题。
接下来的招生工作同样充满挑战。王会悟每天走街串巷发放招生传单，邀请持观望态度的家长带孩子免费试课，用实际教学效果赢得信任。
办学前，她早已精心备课，课堂上用生动活泼的方式传授新知识、普及科学常识、倡导进步观念，很快便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
家长们纷纷将孩子送入学校，称赞她教学有方 —— 她招收的学生数量，远比父亲当年办私塾时多得多。
教学期间，王会悟一边授课，一边向学生传播新思想、倡导新风尚：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足，坚决反对童养媳制度。
她的这些举措，解救了许多被封建思想束缚的女孩，在当地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热潮。
然而，这份进步事业并未持续太久。镇上的保守势力视她的新思想为 “异端”，百般阻挠破坏，学校最终被迫停办。
此后，王会悟曾辗转多所学校应聘教师，却都因 “文凭不足” 被拒之门外。
这次经历让她深刻意识到：仅凭私塾所学的知识，难以支撑自己成为合格的教育者，必须进入正规学校系统深造。
于是，她想起了沈德鸿此前的建议，下定决心重返校园。
1913 年下半年，15 岁的王会悟终于如愿考入嘉兴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
在学校里，她不仅刻苦学习课本知识，更在老师的引导下，领悟到了爱国爱民、救亡图存的深刻道理，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提升。
1914 年毕业后，在沈德鸿的引荐下，王会悟进入湖郡女校继续深造。
这所创办于 1878 年的教会学校，以英语教学为核心特色。对于从未接触过英语的王会悟来说，一切都要从 26 个英文字母起步。
为了赶上进度，她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打扫校园时默念单词，宿舍熄灯后便在楼道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背诵课文；为了练习口语，她主动与师生用英语对话，积极参与英语话剧、演说会等活动。
在湖郡女校的这段时光里，王会悟还接触到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其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她汲取进步思想的重要源泉。
一年多的勤学苦读，让她飞速成长 —— 不仅学识日益渊博，思想也愈发解放，个性更加独立，为即将到来的人生转折做好了充分准备。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会悟的思想受到了极大震撼，她毅然奔赴上海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沈德鸿的帮助下，她成功应聘为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的秘书。
工作中，她每天协助徐宗汉整理文件、接待访客、抄写文稿，徐宗汉不仅时常与她探讨工作见解，还耐心传授她各类知识与处事经验。
在徐宗汉的悉心指导下，王会悟的能力飞速提升，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得力助手。
1920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会悟在陈独秀家中结识了李达。两位志同道合、怀揣新思想的年轻人一见如故，彼此欣赏，很快便互生情愫。
有一次，王会悟突发高烧，连续数日未能前往陈独秀家办公。李达得知后心急如焚，立刻四处打听她的消息，最终通过沈德鸿找到了她的住处。
探望期间，李达不顾旁人眼光，悉心照料、嘘寒问暖，这份真挚的关怀让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痛，意外促成了一段革命伴侣的姻缘。
1921 年 4 月，王会悟与李达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 2 号陈独秀家中，举行了一场简朴而温馨的婚礼。
婚后不久，夫妻二人便全身心投入到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中，其中最关键的便是确定会议地点与代表住宿地。
经过反复商议，中共一大定于 1921 年 7 月 20 日在上海 “李公馆” 召开，而代表们的住宿问题，则由王会悟出面圆满解决。
原来，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曾在黄兴麾下任职，创办博文女校后，还聘请黄兴的夫人徐宗汉担任董事长。
凭借曾担任徐宗汉秘书的这层渊源，王会悟顺利说服黄绍兰，将博文女校设为代表们的临时住宿地。
7 月 21 日，与会代表商议决定，次日先召开预备会，举行简单开幕式并确定会议具体议程。
由于此前已深度参与一大筹备工作，7 月 22 日预备会当天，王会悟也来到博文女校，在代表们开会期间全程承担警戒掩护工作。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公馆正式召开。
接下来的几天里，会议按计划推进，王会悟则每天在楼下房间里，以打毛线、看书、刺绣为掩护，暗中警戒，时刻留意外界动静。
尽管前几次会议都平安无事，但她始终不敢有丝毫松懈。
没想到，7 月 30 日晚 8 点，当第六次会议在楼上书房召开时，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突然闯入。
彼时，全国各界联合会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支持南方革命政权，正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立案侦查，程子卿此次前来正是为了探查相关情况。
不久后，大批巡捕赶到李公馆搜查盘问，虽最终一无所获，但会议已无法继续进行，被迫彻底中止，原定计划被完全打乱。
紧急关头，代表们多次商议后一致认为：上海已不宜继续开会，需尽快转移至一处既能当天往返、又熟悉安全的地点。
就在众人各执己见、难以达成共识时，王会悟提出了一个成熟的方案：“我老家桐乡附近的嘉兴南湖，风景秀丽却不如西湖那般引人注目。我们可以租一艘游船，扮作游湖的游客，在船上完成会议。南湖距上海仅百余里，乘火车两小时可达，当天便能往返；我曾在嘉兴女子师范求学，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万一遇到突发状况，也能通过老同学疏通协调。”
董必武第一个拍手称赞，其他代表经过短暂讨论，也一致同意了这个提议。
随后，王会悟率先带领部分代表赶赴嘉兴，提前订好旅馆、租下游船，并妥善安排好会议相关事宜；次日，其余代表乘坐早班火车抵达嘉兴汇合。
1921 年 8 月 1 日，王会悟与几位代表在南湖选定了一艘合适的游船，并完成了所有会务布置；8 月 2 日，代表们先乘摆渡船登上湖心岛稍作休整，随后在王会悟的引导下，确认将船停泊在烟雨楼东南方向约 200 米的隐蔽水域。
上午 11 点，代表们陆续进入船舱，中共一大南湖续会正式召开。
会议期间，王会悟始终坐在船头放哨，目光警惕地扫视着湖面上来往的船只。为了让伪装更逼真，代表们在船上享用了午餐，而王会悟为了不放松警戒，并未一同就餐，始终坚守在船头观察动静，以便在突发情况时第一时间通报。
下午 5 点左右，湖面突然传来汽艇轰鸣声，王会悟立刻警觉起来，迅速走进船舱示意大家暂停会议。
代表们见状，赶紧收起会议文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麻将牌，装作兴致勃勃地搓麻娱乐。
幸运的是，这只是一场虚惊，汽艇很快便驶离了这片水域。
之后，代表们加快会议进程，于下午 6 点多顺利完成了全部议程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此刻，坐在船头的王会悟内心无比激动：她不仅见证了这一神圣庄严的历史时刻，更以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为党的诞生保驾护航，连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
1921 年 12 月 10 日，在丈夫李达的支持下，王会悟创办了进步刊物《妇女声》。
该刊物旗帜鲜明地主张 “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呼吁打破一切压迫与掠夺，为女性争取平等的生存权与劳动权，得到了陈独秀、施存统、沈泽民、邵力子等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
《妇女声》的创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妇女的思想觉醒，动员了大批女性投身革命洪流，为妇女解放运动注入了强大动力。
1922 年中，王会悟再次挺身而出，为中共二大承担了警卫工作，继续用自己的方式为革命事业保驾护航。
1922 年 12 月 21 日，王会悟与李达前往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与杨开慧。毛泽东向杨开慧介绍道：“这位便是王会悟同志。当年一大召开时处境何等危险，若非她当机立断提议转移到嘉兴南湖，我们恐怕早已身陷囹圄，一大也难以顺利闭幕啊！”
这番话，既是对王会悟历史贡献的高度认可，也印证了她在中共一大顺利召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王会悟及其子女安排了公房，但她不愿给国家增添负担，坚持带着孩子住进自己的旧居，过着简朴平淡的生活；彼时在湖南工作的李达，只能偶尔回京与家人团聚。
1959 年，浙江嘉兴启动中共一大纪念馆筹建工作，核心难题便是还原当年召开会议的游船原貌。
经过大量走访调研，筹建办初步摸清了游船的式样与内部装饰，制作出一款双夹弄丝网船模型。
同年 3 月，筹建委员会副主任郭竹林与工作人员董熙楷带着模型赴京，计划请毛泽东、董必武两位领导人审查，却得知二人分别前往西南、西北考察，归期至少需要 20 天，两人不免深感失望。
就在此时，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提议：“可以去找当年参与一大保卫工作的王会悟同志，她作为亲历者，一定对游船情况记忆犹新。”
王会悟得知二人来意后，欣然接待了他们。她仔细端详模型后说道：“这艘船模的样式与当年开会的游船颇为相似，但体量偏大了些，还需再缩小；而且当年的船并非双夹弄丝网船，而是一艘体量更小的单夹弄丝网船。”
时隔近三十年，她对历史细节的清晰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