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作者：张可

1

当毛泽东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国民政府内和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农民运动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论调。

在武昌的蛇山北面邻近长江边的一处庭院里，毛泽东为筹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接待了不少湖南来的同乡和同志，他们讲起当地的农民运动，个个都眉飞色舞。

可是在武汉城内同时看到的是另一副景象，每天粤汉铁路车站和江汉关码头都出现了不少拖家带口的绅士般的人物，操着湖南口音，个个狼狈不堪。

钱多些的人，从这里匆匆转船去上海；

钱少些的，只有跑到汉口租界旅馆或当地驻军和官员中的熟人家里避难。

这些人一讲起来，就是声泪俱下地控诉农民协会在乡下如何如何”胡来”。

“什么农民运动，就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之类说法，一时在武汉流行起来。

从国民党中层、上层到一贯反共的右派，都一致说这是”糟得很”。

当时国民党许多左派人士，过去是共产党的朋友，这时听到反映也只能叹气说：

“这是革命进程中应有之事，显然是糟。”

一些国民党官员跑到苏联顾问鲍罗廷那里质问：”CP为什么要在湖南这样干？”

这个一向能言善辩的鲍顾问也只是回答道：

“革命中难免会有些痛苦。比如女人分娩，哪个不经过痛苦？可是只有经过这个痛苦才能生孩子，现在也一样。”

在湖南当地，虽然身为省主席的唐生智暂时不反对农运，可是各地陆续出现了枪杀农会干部、捣毁农会和打死农民的事件。

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还成立了许多反动组织，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刘岳峙，暗地组织”左社”，与农民运动抗衡。

面对这些鼓噪，作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也有些慌了。

毛泽东到达武汉后，马上参加了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在这个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认为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出现破裂的危险，其主要原因是党内的左倾，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国民党中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

他在报告中特别说道：

“最主要的最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并日渐向右”。

这种左、右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

陈独秀在会上提出的方针是要限制农运，强调不应提出土地要求，工农武装不超过自卫原则。

其实这个概念很含糊，在下面理解起来就变成了不要发展武装，以避免吓跑了同盟者。

后来的党史研究中，许多人认为这次中央会议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开始占统治地位的标志。

面对这种状况，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到湖南，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他考察的结果和意见，对中共中央的决策有着重要作用。

2

1926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在长沙参加了工农两大组织的会议并与中共湘区委员会研究了工作后，就在国民党湖南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戴晓云的陪同下，对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考察，第一站又是回老家湘潭。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来到湘潭，在听取了县农协负责人关于农运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又到乡里做了进一步调查。

毛泽东首先下到银田乡，和当地农会干部进行了座谈。

开始时农会干部听说是中央下来的大人物要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心里都感到忐忑不安，担心万一说错了会被扣上什么帽子，所以都比较谨慎，会场气氛显得有些压抑。

毛泽东一看这种情景，便明白大家的想法，于是笑着对大家说：

“今天我们是带着耳朵来听大家说，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什么顾虑吗！”

“如果大家什么都不说，那我回中央可就没办法交差了，也就没有办法来反驳别人说你们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了。”

大家一听他这么说，顿时明白过来，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争先恐后地向毛泽东反应起当地农民运动的情况来。

毛泽东一看大家放开了，便按照事先拟好的调查提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和当地农协干部开始进行讨论。

当他问到区乡农协在乡村中的威望如何、土豪劣绅现在怎样时，区农协副委员长郭应棋回答道：”四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还在乡里作威作福，活像土皇帝，现在一个个都蔫了，见了农会干部就点头哈腰，表示拥护农会；团防局长过去可以随便抓人、打人、杀人，现在也乖乖把枪交给了农会。现在农村里的事，只有农会才能说了算，广大农民都叫’农民协会万岁’!”

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好！一切权力归农会，黑脚杆子农民也被称了万岁，真了不起！”

区农协常务队队长接着又汇报道：”我们从团防局接过来二十多条枪，可我们的队员都只会用锄头，从来没打过枪，怎么办？”

毛泽东笑着回答道：”你们缴了团防局的枪，有了枪杆了，这路子对头，革命就是要有武装嘛！过几天我请省里派一个教官来教你们打枪。”

大家听了毛委员的夸奖，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随后，银田乡农协的负责人又汇报了原团防局长在任期间，曾杀害无辜百姓五十多人，现在虽然躲了起来，但仍在暗地里组织”保产党”，破坏农民运动。

农民对他都恨之入骨，一致要求抓住以后枪毙。

毛泽东听后，沉默了一会开口说道：”现在全国已经开始出现一股反对农民运动的逆流，一些土豪劣绅也乘机蠢蠢欲动。我们必须坚决顶住这股逆流，毫不留情地打击那些破坏农民运动的’拦路虎’，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对那些残酷杀害农民的大土豪劣绅，枪毙一个，可以镇住一大批。”

银田座谈后，毛泽东稍作短暂休息，便又风尘仆仆地赶到韶山特别区农民协会。

1月7日清晨，毛泽东一踏进韶山冲，便受到数百名农会乡亲敲锣打鼓的热烈欢迎。

在听取农会干部汇报后，毛泽东看到自己一年前在这里播下的革命火种，如今已成为燎原之势，心里十分高兴。

在毛氏公祠举行的欢迎会上，毛泽东看到进来了许多妇女，马上就说：

“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作怪，妇女进不得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首头席。”

在一片欢笑声中，女人们坐到了前面，接着毛泽东又说道：

“在过去，大家都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民国十四年，我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一些人就对我讲，我们八字不好，坟地也不贯气。现在，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纷纷倒了台，大家开始过上了好日子，难道短短一二年的光景，大家的八字就一下变好，坟地也一下贯气了么？那些关圣帝君、观音大士，你们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也不曾替你们打倒过。现在你们想减租，有什么法子咧？信神呀？还是信农民协会？”

“当然是信农民协会。”台下的农会会员们笑着大声回答道。

毛泽东接着又说：”革命才刚刚开始，打几个土豪算不得什么。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要出几身热汗。所以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团结才有力量。”

毛泽东这番风趣生动而又发人深省的讲演，给当地的农会干部和群众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能抓住每个农民心理的语言，恰恰来自于他在农村丰富的实践，再加上引进先进革命理论。

1月9日，毛泽东又从韶山去湘乡考察，先到唐家坨。

虽然是两个县的地界，实际上只相隔10里，向南翻过一道山岭就到了。

那里是他外祖父家，小时曾随母亲住过许多年，后来又在湘乡县上了东山小学堂。

可以说，对唐家坨的一山一水毛泽东也有浓厚的感情，在某种意义上不亚于韶山。

到了唐家坨，外祖父文家的两位舅舅、几位表兄弟一起迎了出来。

由于是从小住在一起的亲戚，讲起话来自然方便，从他们口中毛泽东又了解了湘乡一带的农运情况。

随后，毛泽东到达湘乡县城，在湘乡饭店住下。

这时县里的农民协会干部纷纷来看他，毛泽东讲了禁鸦片等问题后，特别提出要搞武装，并说道：

“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把团防局接过来，在全县成立农民自卫队。”

接着，毛泽东又去了衡山，这是他小时候去为母亲进香的地方。

在衡山的白果镇，毛泽东在与区农协干部座谈时，亲切地对大家说：

现在外头有人造谣，说农民运动一团糟。今天我来这里、来老家，就是要用你们做的一桩桩好事，把他们的嘴堵住。

在衡山县城，中共衡山地委书记向毛泽东汇报了衡山发展农会会员的情况，并补充说明贫雇农已经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

毛泽东听后，立即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核对了他在湘潭、湘乡、岳北等地的调查材料，又查看了衡山县各区乡的报表后，高兴地说：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需要的。”

接着，他又提醒大家道：”我在乡下听说个别乡搞’贫农一统天下’，把中农关在门外，这个办法不好。应该联合中农，建立巩固的农村联合战线，这样才有利于打击共同的敌人。”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在农村划分阶级还缺乏经验，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实际上初步提出了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的策略路线。

正确的方针来自于实践和调查研究，后来农村土地革命的许多政策恰恰发端自这次考察。

在衡山停留期间，毛泽东还先后视察了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总工会、女界联合会等革命组织，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听取了他们对农民运动的看法，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县党训班组织的农民运动政策讨论会上，他在听取了学员们关于农会办夜校、修桥补路、义仓积谷等工作汇报后，兴奋地说：”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嘛，他们的行动，好得很嘛！”

在最后离开衡山的时候，毛泽东在衡山县党部、县农协及各界团体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农民运动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农民运动根本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糟得很”，完全是”好得很”。

1月24日，毛泽东返回长沙，将考察湘潭、湘乡、衡山的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详细报告。

随后，毛泽东又考察了醴陵、长沙两县农民运动的情况。

2月5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原计划再去宁乡、新化等地，因时间不允许而作罢。

在中共湖南区委的会议上，毛泽东连续作了几次报告，大声疾呼农民运动”好得很”。

这时，李维汉、夏曦等区委领导人刚刚接到中共中央的批评，感到应大力限制农运。

这时听了毛泽东的报告，认为自己的想法不对。

对此，李维汉在1984年去世前发表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是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改变了对待农民运动的错误观念。

查1927年2月中共湖南区委写给中央的报告，里面确实有这样的话：

“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为现在农运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乡农协执行委员……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到贫农猛烈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政权这封建政治。”

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位”润之同志”一时扭转了湖南的局势。

2月12日，毛泽东带着考察湖南各县农民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回到了武昌，很快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个报告，不是靠引证书本和文件，而是通过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光辉文献。

在报告中，毛泽东热情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大好形势，歌颂了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尖锐地批驳了党内外一切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对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而”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历史的使命，乃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他认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乃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农民在几个月内挥动他们的铁锄，挖去了这个墙脚，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是”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所以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

毛泽东的这一报告写完后，于当年3月至4月首先连载刊登于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上面。

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发表了此文的前两章，有人说是陈独秀、彭述之怕引起国民党不满，未叫全文刊登。

不过当时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为该文作序，并于同年4月在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公开出版。

还应该提到一笔的是，这篇考察报告又是毛泽东第一篇在国际上引起轰动的文章。

当年5月和6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以俄文、英文在机关刊物上转载了《向导》上刊登的这一报告的前两章。

此时任共产国际执行主席的布哈林在第八次执委会全会上，专门谈起这篇报告，虽然没点毛泽东的名字，却这样说道：

“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很可能，毛泽东给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正是这篇报告。

毛泽东到湖南视察时，呼吁采取的措施还是减租减息，还没有要求农民夺取土地。

可是农民运动之火一旦熊熊燃烧，自然会提出农民祖祖辈辈最关心的土地分配问题。

中共湖南省委（刚由区委改称），这次走到了前面。

1927年4月10日，中共湖南省委主持下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的《告全省农民书》，指出农民运动的目的不仅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尤在打倒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不在减租减息，而在解决土地问题。

随后，国民党长沙市党部执委会建议省党部，要求将所有土地没收归公，再分配给农民。

湖北、江西等省的农协，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湘鄂赣地区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无疑加剧了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官的仇恨和恐惧。

为了维护自己和本阶级的利益，他们自然要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来反扑，一场血与火的较量，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展开，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在这场较量中也不可避免地要彻底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