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3年9月始,在国民党军的反复“围剿”下,湘鄂赣苏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和地方武装遭到严重损失。

特别是1934年6、7月间,有着三个团建制的红16师,为了执行中央军委向东南方向发展的指示,移师南下,朝修(水)铜(鼓)宜(丰)奉(新)一带转移。

由于侦察工作薄弱,对敌情不明,省级机关和红16师于7月下旬在龙门山山区,遭到国民党军第50师、77师、18师和26师的合围。

在突围中,队伍伤亡惨重,部队被打散,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加上散失的红军,整个部队仅剩下一个营的兵力,唯一的电台也被毁,湘鄂赣省委和所属红军部队从此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这就是“六·七月事件”。

湘鄂赣苏区被迫转入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湘鄂赣 1934年

1

1934年8月中旬,傅秋涛率领一支由七个人组成的短枪队,穿行在江西、湖南、湖北交界处的山林中,他们肩负的任务是去鄂东南地区发展和组织地方武装,扩大红军队伍。

傅秋涛的心情是沉重的。

湘鄂赣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苏区,这里曾经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

“六·七月事件”是红16师创建以来经历的最大一次毁灭性挫折,对红军和革命群众产生了极大震动,部分同志因斗争暂时失利而对苏区前途失去信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坚持在湘鄂赣地区的革命斗争?如何坚持革命斗争?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8月初,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何家垅召开了紧急会议,做出了新的工作部署,”迅速努力恢复、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

傅秋涛的具体使命就是去鄂东南收集和发展地方武装,重建红16师46团。

傅秋涛

由于电台损坏,与中央和其他根据地失去了联系,湘鄂赣省委对整个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

他们依然把工作重点放在猛烈地扩大红军队伍上,努力把地方武装、游击队统统收编到主力红军中来,强调大兵团作战,强调正规战。

他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迅速转变战略方针,就地实行游击战争。

傅秋涛在前往鄂东南的路上,同样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他们日夜兼程,只想快快地到达鄂东南地区并与当地县委和游击队取得联系,然后将他们的部队带回来统一整编,恢复红16师。

8月13日黄昏,傅秋涛带着7人短枪队来到通城盘石时已是人困马乏。

傅秋涛决定今晚就在这休息。经联系,他们住进了通城县云溪山上的一名群众家。

大家刚一安顿,天就黑了。

这时,门被急急火火闯进来的老乡给推开了。

“快起来!国民党兵来了。已经占领了后山,正朝村子奔来。”

短枪队员们听罢,立刻一个个弹了起来,拔枪就要往外冲。

傅秋涛沉着地示意大家先别慌。

待问明来的国民党兵有200多人,且呈三路,一路进村,两路迂回企图包围村子时,傅秋涛说:”敌人显然还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不知有多少人。大家千万别乱跑,也别乱开枪。跟着我,朝一个方向冲。”

这时,已能听见敌人在嗷嗷乱叫:”前进,快前进。抓活的,尽量抓活的。”

事不宜迟,还有几分钟村子就要被包围。必须赶在敌人合围之前冲出去。而进村的一股敌人,已经扑到傅秋涛他们住的屋子近前了。

傅秋涛一把将门拉开,大叫一声:”开火!”

八支手枪同时朝着敌人射击,立刻撂倒了冲在前面的十几个敌人。

敌人猝不及防,以为遭到了大队人马的反击,纷纷撤向两边,找地方藏身。

趁敌人发懵之际,傅秋涛迅速带着短枪队员们冲了出去,借着夜色,一边朝敌人开火,一边朝村南的树林中奔去。

敌人的子弹”嗖嗖”地在他们四周穿过。

当傅秋涛带着韩石生等人突出包围圈又奔进另一片密林之后,才发现一共只有四个人,另四名短枪队员被冲散了。

韩石生气喘吁吁,问傅秋涛:”我们怎么办?往哪走?”

傅秋涛斩钉截铁地说:”别无选择,继续前往鄂东南地区,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只剩下一个人也得去。重建不了红16师,我们就永远只能这样到处东躲西藏,处处被动挨打。”

傅秋涛率领三名短枪队员继续前进,绕过通城县城,前往湘鄂边的药姑大山。

在药姑大山,他们见到了中心县委书记钟期光同志,这才得以喘口气。

两天后,钟期光派游击队护送他们过崇阳河,进入崇阳县。

崇阳县县委书记黄全德又派游击队护送他们前往通山。

这样,经这一个多月的转战跋涉,傅秋涛一行四人总算于9月初到达通山县冷水坪。

在这里,傅秋涛遇见了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和省委巡视员方步舟带领的鄂东南地方武装800余人。

知道严图阁和方步舟在一起时,傅秋涛的心情激动得简直无法形容。

这意味着他一下找到了两支重要的队伍。

严图阁是在龙门山突围中带着被打散的部队来到这一带的。

严图阁画像

方步舟则是省委派他去找谭凤鸣带领的咏生县独立营和鄂东南红3师7团来到这里的。

傅秋涛紧紧拉着严图阁和方步舟的手,说:”可找到你们了。”

严图阁和方步舟见到傅秋涛也很兴奋。

尤其是严图阁,自龙门山突围后,两个多月来四处游击,东躲西藏,这是第一次重新与省委接上头。

傅秋涛当即向他们传达了省委8月紧急会议精神。傅秋涛说:

“根据目前的情况,省委决定我们不再向东南方向发展。那个方向靠近敌人大本营南昌,敌人的兵力很多,我们没有力量打过去。现在的任务是尽快重建红16师,拥有一支真正能打能拼的武装队伍。”

严图阁和方步舟率领部队已在鄂东南山区转战多时,早就盼着能共同联合起来在省委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对敌作战,当即表示:

“我们听你的,这支800人的队伍就交给你了。”

“下一步我们就朝南进发,与黄金洞的省委会合,听候统一指挥。”傅秋涛说。

于是,傅秋涛、严图阁、方步舟率领这支宝贵的武装队伍向通山、崇阳、临湘、平江方向行动。

经过平江的伍公市、新墙、新市街、南江桥等地时,连续打了几个小胜仗,沿途缴获了100多支枪,捉了七八十个俘虏兵。

打土豪劣绅,又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和大批物资。再加上又动员了不少群众参军,使部队很快就发展到了1100多人。

2

在黄金洞的省委书记陈寿昌对于恢复红16师十分关注。见傅秋涛迟迟没有消息,坐不住了。

陈寿昌

10月,省委决定把傅秋涛调回来主持省委工作,改为由陈寿昌和徐彦刚上前线去领导恢复红16师的工作。

然后,陈寿昌和徐彦刚便带领军区独立营100多人朝鄂东南进发了。

陈寿昌率独立营到达平江斑鸠坳时,与往黄金洞来的傅秋涛等人会合了。

陈寿昌很是高兴,向傅秋涛传达了新的省委决定,要傅秋涛带领独立营返回黄金洞去主持省委工作。

陈寿昌说:”你代理我接替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位。扩红的事就由我和徐彦刚同志负责。”

傅秋涛说:”我比你身体好,还是让我到前方去吧。”

徐彦刚也觉得陈寿昌上前线不合适,表示有他和傅秋涛就行了。徐彦刚当然希望能和傅秋涛一起工作,傅秋涛是本地人,情况熟悉,开展工作更方便。

陈寿昌没有同意,坚决表示按省委的决定办。

见此情景,傅秋涛不好再说什么,于是把部队交给陈寿昌和徐彦刚,又嘱咐战士们一切听从陈寿昌的指挥,保护首长的安全,然后,便带着独立营返回了省委所在地黄金洞。

傅秋涛之所以没有坚持要上前线,是有苦衷的。

尚在年初(即1934年1月),中央局派来的工作团到达了湘鄂赣苏区。

这是支庞大的工作团,共有46人。分为省委工作团和政府工作团。陈寿昌便是这个工作团的领头人。

工作团来湘鄂赣干吗?是来整顿的。

中央局认为湘鄂赣苏区的领导人表现右倾,不积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

具体地说,认为在军事上没有积极贯彻中央规定的向东南发展的方针,在许多问题上不听中央军委的指挥,还有肃反扩大化等问题。

那时,中央正被”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毛泽东已被排挤下去。

因此,准确地说,中央局对湘鄂赣省委的看法,有些是对的,有些则失之偏颇。

比如没有执行向东南发展的方针,就与实际情况不相符。不是湘鄂赣省委不执行,而是没有力量这么做。

后来,当陈寿昌接任省委书记并极力贯彻这一决定时,六、七月份在龙门山被围,致使红16师遭受毁灭性重创,也就说明了这一问题。最后,陈寿昌也不得不放弃向东南发展的计划。

陈寿昌率领工作团到达湘鄂赣之后,于1934年1月14日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局的指示,宣布对湘鄂赣省委进行改组。

撤消了原省委书记林瑞笙等人的职务,由陈寿昌任省委书记,徐彦刚任省军区司令员,刘玉堂为少共省委书记,严图阁为省军区参谋长,涂正坤任省委组织部长,谭启龙为少先队总队长。

这些人都是派来的工作团成员,其他来的成员也都分派了相应的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是对湘鄂赣苏区进行了一次大换血。

陈寿昌之所以要坚决自己率队上前线去扩红,无疑和上述原因有关。

虽然陈寿昌是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坚决,办事能从实际出发,但也未能完全摆脱”左”的那一套。

“六.七月事件”的发生,显然跟他不无直接的关系。

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傅秋涛除了痛痛快快把部队交给陈寿昌、徐彦刚之外,还能说什么呢?人家本身就是来纠正你”错误”的。

如今回过头去看,1934年底,湘鄂赣省委没有及时转入游击战争,而是将”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作为最主要的战斗任务,又是极其正确和英明的。

那时,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并很快进入湖南,年底到达湘黔边界;红二、六军团也开展湘西攻势,占领永顺,进攻大庸。

国民党为了”追剿”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一时难顾两头,驻湘鄂赣的国民党军频频调往湘黔边境。

这样,湘鄂赣边游击区敌人的兵力便十分空虚。

虽然湘鄂赣省委失去了与中央局的联系,不明其中缘由。但抓住这样一个有利时机,猛烈扩红,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这为后两个阶段真正的游击战准备了力量,也为接连不断的打胜仗奠定了基础。

只是在扩红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要扩展壮大红军队伍,就必须有人、有枪、有军需物资。

这就意味着必须不断地战斗,在战斗中缴获国民党部队以及土豪劣绅的武器和物资,又在战斗中发动群众参加红军闹革命。

因此,扩展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损耗,边扩边损有的甚至几扩几损。

这其中,付出代价最惨重的当属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同志的光荣牺牲。

3

陈寿昌、徐彦刚率部继续向鄂东南方向前进,到达通山县后,决定将鄂东南红3师第7团余部、咏生县独立营和徐彦刚带去的部队合编为红16师46团,宣布正式恢复红16师,由徐彦刚兼任师长,方步舟任师政委,魏平任副师长、谭凤鸣任参谋长,袁洪国任政治部主任。

徐彦刚

实际上只有1个团,人数为1200人,团长石成富,梅子益任副团长。

由此也可看出湘鄂赣省委对于恢复红16师的重视与急切。

11月21日,也就是在陈寿昌接替傅秋涛上前线扩红的十几天之后,陈寿昌、徐彦刚率新组建的红16师46团到达崇阳与通城交界的老虎洞、老鸦尖一带时,突遇敌33师两个团的袭击。

激战中,陈寿昌亲自上前沿阵地了望敌情,不幸右膝中弹,负重伤。经秘送大门坳红军医院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战斗中徐彦刚亦负伤。部队从1200人减至700余人。方步舟、谭凤鸣率部队到崇阳县金塘休整。

陈寿昌牺牲后,省委决定由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并且再次明确了把扩大红军队伍工作当做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34年11月中旬,省委提出了一个半月的扩红任务。

在扩红中,他们一方面借鉴中央苏区以前的扩红作法;另一方面不断总结推广新的经验,如把最好的党员、干部送到红军中去掌握部队,开展前后方杀敌、扩红竞赛,提出”前方消灭两团敌人,后方动员两团新兵”;对扩红有方的干部委以重任(如把扩红成绩卓著的东南军分区副政委江渭清提到省扩红突击总队当队长);召开扩红经验交流会、总结表彰会;争取俘虏士兵参加红军等等。

一个半月中,仅在平江、浏阳、铜鼓、修水等县,就补充了前方战士371名。

此外,还有3个不满1营兵力的独立营自动要求加入主力,到12月,红16师恢复到1200人,红46团得到了充实。

1935年年初,省委又提出了”一二三月扩红战斗计划”,扩红运动进一步深入,各方面齐动员。

一时间,在湘鄂赣边出现了许多踊跃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锣鼓震天响,标语贴满墙,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昨天拿锄头,今日扛起枪”的现象随处可见。

平江县黄金洞有位易丙凤老大娘,将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去当红军,临走的时候,见儿子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便把仅有的一条床单交儿子带上。

“带上吧,夜晚也可挡挡风寒。”

儿子眼里噙着泪花,床单他若拿去了,母亲便没了。

陈寿昌不知道红军长征,仍全面推行“扩红”计划,恢复红16师

他坚决不要。

最后,易丙凤老大娘将床单裁为两半。于是,儿子就带着半条床单参加了红军。

到三月底,红16师迅速扩大,发展为2500人,1400支枪。

队伍的壮大,标志着战斗力的加强,省委觉得可以主动出击了。

红16师首先选择的是高枧。

4

高枧是鄂东南山区的一个乡镇,地处修水、武宁、崇阳、通山4县的交通要道,自湘鄂赣红色苏区建立以来它一直是敌我必争之地。

部队出发前,师长徐彦刚进行战斗动员:

“红16师重整旗鼓还没有试露锋芒。高枧这第一仗必须打胜!只有打胜了,才能为以后的第二仗、第三仗奠定基础。当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而且悬殊很大。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既要了解自己,又不可轻敌,决不能死打硬拼无把握之仗。”

战士们群情激奋,一个个摩拳擦掌。

高枧镇前的大路边,敌人依山修筑着一个大型碉堡,驻有一个保安中队。

对付这些人,拔掉碉堡,是不成问题的。

关键是驻扎在崇阳县左岭的国民党正规军105师刘多荃部。

刘多荃

徐彦刚的胃口大着呢。他将红军主力部队埋伏在高枧通往崇阳左岭方向的大路边,利用天然山川工事,布置一个袋形阵地。

然后,命令侦察连长吴泳湘带人换上敌军服装,设法挨近高枧镇前面的碉堡。

大家以为又是智取碉堡的老战术。

可这回错了。徐彦刚说:

“侦察连把碉堡围住后,严密监视不要硬攻。这样,才能用碉堡这块饵,引出左岭的鱼。”

大家一听这才心中有数,要吃大鱼了,一个个特别亢奋。吴泳湘带人依计行事,换上敌军的衣服,大摇大摆朝高枧镇走去。

敌人果然像徐彦刚料想的那样没有防备,待侦察连走到近前时才发觉不对,可已经晚了,侦察连迅速散开,将碉堡围住。

依靠天然的防御,一边射击,一边并不急于攻占。

几小时后,崇阳左岭方向的部队开过来了。

敌人先派出一个连向高枧游击,侦察地形。

由于红16师没有和敌105师作过战,不了解底细,因而没有轻率地触动他们。

徐彦刚这位武汉军校毕业的年轻指挥官,沉着地隐蔽在山上的森林中观察敌情。

见敌人行动迟缓,有的上山还拿步枪作手杖,便判断出敌人不习惯山地作战。

于是,派出一个营,隐蔽下山,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实行突然袭击。

敌人猝不及防,顿时四下逃散,不到半小时,大部分被俘,只有一个排长带两个班逃进了碉堡固守。

接下来就该攻占碉堡将敌人一锅端了。

徐彦刚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后,沉思一会,果断地下令:”停止射击,将敌人先严密监视住。”

徐彦刚把政治工作人员召集起来,说:

“被围的是东北军张学良部的105师。他们千里迢迢被蒋介石调到反共前线,本来心里就不愿意,对蒋介石大为不满,厌战情绪很强。我们现在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

见我军的枪声骤然停息,敌人感到不可理解,于是他们也停止了射击,等待动静。

这边,红军战士就用话筒喊上了:

“东北的老乡们!中国人不应该自相残杀,红军的子弹要留着打日本强盗。我们不向你们开枪。”

山谷立刻变得分外静寂。只有我军政工人员越说越激动的声音在山谷中悠悠回荡。最后,红军战士唱起了悲壮的流亡曲《九一八》。

“爹娘呀,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当山风将歌声吹到碉堡里去时,里面隐隐地传来了哭泣声。

见时机成熟,徐彦刚命令展开正面攻势,于是大家齐声喊:

“东北兄弟们!下来吧!红军欢迎东北军兄弟!我们一起打回东北老家去!收复东三省。”

然后,徐彦刚就宣布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为了消除敌人的顾虑。徐彦刚毅然先派出代表,前往敌人那边去谈判。

谈判十分顺利。黄昏时分,敌人侦察连以及保安中队表示全部投诚。红16师共缴获轻机枪10挺,步枪70余支,自己却无一伤亡。

红军为了扩大战果,进一步瓦解敌军。对俘虏进行了革命教育,并杀猪款待。

三天后,除了自愿留下当红军的,其余的一律由该侦察连连长率领徒手返回崇阳县城。这些回去的人,以后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高枧一战,震动了武汉行营,不久,敌派一名高参由105师第1营护送,前往高枧调查被缴械情况。

那时,红16师46团正由崇阳向通城行动,又经高枧。

得知这一情况,立刻趁敌进至高枧峡谷休息做饭时,占领两侧高地,然后突然发起猛攻。

敌军晕头转向,狼狈溃退。红16师46团乘胜追击,一举将该营全部歼灭。

缴获轻机枪36挺,步枪200余支,俘虏200余人。敌人营长在混战中被击毙,敌高参被俘。

高枧二次大捷,不仅大大加强了红军的装备,面且鼓舞了士气,在群众中也扩大了影响。

很快,湘鄂赣游击队又迎来了另一次更大的战斗:虹桥之战。

虹桥战役之前,红16师已经又组建了48团。

4月,红16师进入湘鄂赣边的药姑大山。

这里原有一支由廖海清带领的绿林武装,有三四百人。

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派人去做廖海清的工作,争取他参加革命。

廖海清考虑了几天,同意参加红军,但有个条件,就是留在这一带继续打游击。

徐彦刚认为行,于是正式收编了这支绿林武装,以他们为基础组成红16师48团,廖海清任团长,派赵改中去任政委。

这样,红16师就恢复了46、48两个团的建制,另外还有1个特务营,人数近3000人。

5

虹桥是湘鄂赣山里的小平原。以前是苏区,敌人占领后,作为”进剿”的前哨据点,变成了游击区。

隔虹桥不远的长寿街,驻有国民党军19师成铁侠旅的两个团。

敌19师师长李觉,是赣西”剿匪”总司令何键的女婿,而成铁侠又是李觉的得力帮凶,被吹嘘为”常胜军”。

高枧战役之后,成铁侠带着两个团,还有湖南两个保安团,一路跟踪追击红16师。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徐彦刚率领红16师决定在虹桥设下埋伏,一举歼灭尾追之敌。

红军部队首先把长寿街至木瓜与虹桥两地的交通和电话线切断了。

然后分别将木瓜与虹桥之敌包围起来,进行攻击。

其实,这只是佯攻,红16师真正的主力,则埋伏在长寿街至虹桥的路上,准备歼灭前来救援的成铁侠之旅。

木瓜的守敌头目余虹是当地人,躲在碉堡中还击,拒不投降。

于是,战士们把余虹的母亲和兄弟找来喊话,进行政治攻势。余虹顽抗到底,不肯就范。于是有战士就提出用火攻。

火攻,就是让余虹的亲人一边喊叫一边往碉堡下搬运柴火,一个个轮着去,准备把柴火堆满后就点火烧。

这一招余虹吃不住了,硬撑了一会儿,见柴火堆得差不多了,只好带着碉堡里的一个中队乖乖地缴枪投降。

此时的虹桥,已被红16师围困了两天。他们龟缩在碉堡中,等长寿街的成铁侠来援救。可因为无法联系,成铁侠不能及时了解这边的情况,也就迟迟不见来。

红军战士把余虹带到虹桥碉堡下,命令他喊话:

“长寿街已被红军包围,援军来不了。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虹桥的守军将信将疑,不愿轻易放弃抵抗。他们估计第三天上午成铁侠总该派部队来救他们。于是回话:

“缴枪可以,但得等到十点钟之后。”

面对敌人的狡猾,徐彦刚说:

“好,答应他们。十点就十点。十点钟过后若还不缴枪,我们就不再等了。死活先攻下它。”

十点钟,也是徐彦刚认为的一个极限。

尽管围攻木瓜与虹桥是为了引诱长寿街的敌人出来,但在援军赶到之前,则必须先解决木瓜和虹桥的守军。否则,两面作战,对红军将十分不利。

十点钟,成铁侠的援军没来。虹桥的敌人绝望了,害怕红军真的发动强攻,那时势必没有好结果,只得举手投降。

当红军把俘虏带到后山上,徐彦刚登高远望,便看见成铁侠的两个团从长寿街东南方向远远地开来了,尚隔着一座山头。

徐彦刚大手一挥:”来的正是时候!”

那时,红16师各部已进入指定位置,严阵以待。

第48团2营及师部重机枪连,在虹桥后山一带小高地,利用过去白军构筑的防御工事,作为正面阻击;师部和46、48两个团以及特务营,集中隐蔽在虹桥后山东侧的高地森林中,准备从敌人后侧突击。

骄横的敌人自恃装备精良,来势凶猛,不可理解的是一个个还带着绳子。

敌人兵分两路,一路由成铁侠率领黄新团用密集队形直攻虹桥,一路由周琨源团及保安闭组成,从虹桥之西攻击后山两端高地。

战斗打响后,敌人向后山小高地发动猛攻,48团2营凭借工事,用短火力杀伤敌人,把敌人压制在地上不敢抬头,并以反突击的办法将敌人打下去。

4连指导员王访贤二次反突击负了重伤,坚决不下火线。

48团2营的勇猛阻击,吸引了赶来的援军。他们以为红军的主力在此。

于是纷纷调过头来,进入虹桥前面的开阔地带。

这样,敌军的后面就完全暴露在红16师主力部队的攻击之下了。

徐彦刚见此情景心中大喜,一声令下,率隐蔽的46、48团以及特务营直扑敌人后侧。

“消灭敌人的时候到了。冲呀!”

顿时杀声震天,尘烟滚滚。

在红16师两面夹攻下,敌人好似无头的苍蝇,溃不成军,纷纷沿来路往回逃。

这时,40余挺轻机枪,4挺重机枪,居高临下,猛烈扫射,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溃逃的敌军。

红军乘胜追击,犹如猛虎下山,锐不可挡。

敌人死伤狼藉,横尸遍野……

虹桥一仗,缴获各种武器400余支,俘敌500余人,击溃了号称”常胜军”的成铁侠旅两个团。

打扫战场时,地方工作科科长杨建新很奇怪地问俘虏:

“打仗又不是上山砍柴,你们每个人都带根绳子干什么用?”

俘虏说:”我们旅长说,捉到你们后怕跑掉了,带根绳子好捆起来。”

红军战士们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说:

“现在干什么用好呢?”

俘虏尴尬地说:”那就只有捆我们自己了。”

杨建新收住笑容,严肃地大声说:

“不,不是捆你们的。你们大多也是贫苦人家的子弟。要捆就该捆当官的,捆地主土豪劣绅,捆反革命。”

俘虏们听了很高兴,主动帮助红军战士识别混在士兵中的敌人军官。

他们还告诉红军一个识别办法,那些手上有手表印和戒指印的,一般都是当官的。

“敌人带来的绳子,只能自己捆自己。”一时在湘鄂赣边苏区传为佳话。

6

接连的胜利,使红16师威震湘鄂赣边。

这给扩红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推动。群众踊跃参军,争当红军。省委抓住时机,于是,又推出了”红五月冲锋扩红计划”。

6月下旬,在平江县小水岭正式恢复红16师47团。

至此,红16师的46、47、48三个团的建制全部恢复。全师发展到5000余人。部队士气大振,苏区广大人民莫不欢欣鼓舞。

湘鄂赣边游击区进入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全盛时期。

然而,湘鄂赣省委由于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一概不知,连中央红军北上长征也不知道,也就不明了整个形势的严峻性。

他们既不明白扩红的胜利有着一定的外在因素,也不明白尽快转入游击战争是他们别无选择的生存方式。

他们依然期待着以大部队的形式打大仗,依然继续把各地的武装和游击队收编或升级到主力红军中来,以至连”耳目”都没有。

他们陶醉在接连不断取得的胜利中,一边休整一边等候再创大捷。

这为湘鄂赣边再次迅速地跌入低谷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