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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总爱说中国人没信仰。可真是这样吗？

西方人在教堂里找信仰，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找答案。我们相信祖先留下的智慧，相信自己的努力，相信家庭的力量。

这些不正是一种信仰的体现吗？信仰，非得挂在嘴上才算数？

中国人的信仰对象其实挺务实的。我们拜天地，但这个’天’可不是某个长胡子的老爷爷，而是一种抽象的自然规律。

古人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就是天道运行不息，人要学着点儿。这种信仰观念，其实是把人放在了中心位置——天地是规律，人要顺应规律，但最终还是靠自己。

反观西方，《圣经》开篇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里，上帝是个有名有姓、有脾气有性格的’人格神’。他会发怒，会慈悲，会跟人类立约，甚至会派儿子下凡拯救世人。

这种差异从哪儿来的？说白了，跟生存环境有关。中国的农耕文明讲究’靠天吃饭’，但这个’天’更像是自然规律——春种秋收，旱涝有时。

农民们发现，与其求神，不如勤劳耕作来得实在。而西方早期的游牧民族，面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更容易产生对超自然力量的依赖。

中国人的’天’虽然高高在上，但从来不会直接跟你对话。孔子就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思是咱们还是多关注人间的事儿吧。

而西方的上帝呢？动不动就在《圣经》里跟摩西聊天，给亚伯拉罕托梦，这种’神人对话’的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看不到。

要说中国人的信仰实践，那可真是’随时随地，见缝插针’。大年初一去庙里烧头香，清明节到祖坟前磕个头，端午节包粽子纪念屈原，中秋节拜月亮求团圆。这些看似是节日习俗，其实都是信仰的表达方式。

中国人的信仰场所特别’灵活’。家里的神龛算一个，村口的土地庙算一个，山上的道观佛寺也算。但更多的信仰活动，其实发生在家里——祖宗牌位前的一炷香，灶王爷画像前的一碗糖，都是信仰的体现。

西方的信仰实践就’正规’多了。每周日的礼拜是雷打不动的，婴儿要受洗，结婚要在教堂，临终要做忏悔。整个人生的重要节点，都被宗教仪式框定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甚至规定了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宗教节日，人们必须停止工作去教堂。

这种差异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中国人的信仰更像是生活的调味品——需要的时候来一点，不需要的时候放一边。而西方人的信仰更像是生活的主菜——必须天天吃，而且要按照食谱来。

中国人拜佛，经常是’临时抱佛脚’。考试前去文殊菩萨那儿烧个香，生意不好去财神爷那儿磕个头。拜完了该干嘛干嘛，不会天天念经。

但在西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可能每天都要祷告，饭前要感恩，睡前要忏悔。这种差异，其实反映了两种文明对待信仰的不同态度。

要说中国人拜神求什么，那可太实在了。去财神庙求发财，去送子观音那儿求生娃，去药王庙求健康。总结起来就是：升官发财、多子多福、健康长寿。这些愿望，全都是现世的、具体的、能摸得着的。

西方人的信仰追求就’形而上’多了。基督教的核心概念是’原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需要通过信仰获得救赎。所以西方人去教堂，主要是忏悔、祈求宽恕、寻求永生。

《圣经》里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这种彼岸世界的承诺，是西方宗教的核心吸引力。

中国人遇到困难，第一反应是’事在人为”人定胜天’。西方人遇到困难，更容易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祈祷吧’。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人的口号是’多难兴邦”众志成城’；而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后，很多人在问’上帝为什么要惩罚我们’。

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问题：中国人的信仰有时候显得太’功利’了。拜神如果不灵验，可能就不拜了；西方人的信仰虽然’不实用’，但往往更持久。

中国信仰最神奇的一点，就是’来者不拒’。一个中国人可以早上去佛寺烧香，中午到道观求签，晚上在家里拜祖宗，完全不觉得有什么矛盾。

在中国的庙里，你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观音菩萨、关公、财神爷排排坐，各管一摊儿，互不干涉。

这种’宗教大杂烩’在西方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基督教的第一条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中世纪的欧洲，信仰’异教’是要被烧死的。

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因为纯粹的宗教原因发生的战争。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但没有消灭道教，反而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明朝的王阳明就说过：’佛老之学，皆圣人之学也。’

而欧洲呢？十字军东征打了近200年，宗教改革引发了三十年战争，天主教和新教互相残杀。即便是同一个基督教内部，因为教义解释的不同就能打得头破血流。

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导致德意志地区人口减少了25%-40%，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信仰的’实用主义’色彩。中国人拜神，看重的是’灵不灵’，而不是’对不对’。管他是佛祖还是玉帝，谁能保佑我发财我就拜谁。这种心态下，自然就没有’异教徒’的概念了。

中国皇帝自称’天子’，但这个’天’是个抽象概念，皇帝说了算。所以中国历史上，政权始终高于神权。

而西方中世纪，教皇可以给国王加冕，也可以把国王逐出教会。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曾在雪地里站了三天，求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宽恕。

这种差异延续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两种文明的行为模式。中国人办事讲’和气生财’，西方人谈判爱说’这是原则问题’。中国人觉得’存在即合理’，西方人坚持’非黑即白’。说到底，都是信仰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投射。

时代在变，信仰的形式也在变。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可能不再烧香拜佛，但转发锦鲤、水逆退散，本质上还是那种’有用就信’的实用主义。

而西方社会虽然世俗化了，但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依然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