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昆明变成大后方，大量人口涌入避难，加上抗战官兵和支援的美军，短时期内增加了几十万人。随着人口增加，大街小巷的餐饮业也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各种风味的菜系和小吃层出不穷，让流亡昆明的外省人及本地人一解乡愁，一饱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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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有这么一家饭店，由于价格公道，口味正宗，从开业之时起生意持续火爆，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月楼。民国27年(1938年)，东月楼在大东门内的绥靖路（后改名长春路，现在的人民中路新西南昆百大附近）开业，它是一家滇味饭店。老板姓刘，因为视力不好，人称刘瞎子。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东月楼会在昆明引发如此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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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月楼是一栋两层高的临街楼，楼上楼下共五间。楼下中、晚餐卖炒菜，楼上承包酒席。由于临近云南大戏院，它还兼卖鸡肉米线面条、炸酱饵块、清汤大馅饺等煮品，兼顾了各方各面。虽然定位是中档饭店，但用料真实，味道纯粹，名声越来越大，社会名流也纷纷到东月楼品尝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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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月楼主打滇味，滇味的特点就是有辣有淡，鲜香结合；讲究质量，选料认真；烹调用心，一丝不苟。当时的昆明人来人往，南北混杂，东月楼的饭菜征服了众多群体。特别是抗战南下的北方人，觉得东月楼的饭菜有家乡味道，非常能接受，外国人也喜欢。如此一来，生意不好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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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月楼的名菜有酱汁鸡腿、锅贴乌鱼、辣麻鸡片、汤锅肉、金线鱼、火腿、红烧肘子、脆皮鱼，还有烤鸭等，虽说是滇味，其实就是南北风味。它也吸引了包括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在内的联大各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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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记载，1942年4月2日，郑开挺一行到东月楼吃晚饭。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出台了饭店新规定：一是不得饮酒；二是1至2人限两菜一汤，3至5人限三菜一汤，6人以上限六菜一汤；三是每个菜的价格不得超过30元。这是一个很意思的规定，为何出台，以后慢慢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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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开挺他们一共5人，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当然得遵守规定。几个人研究了半天，点了三菜一汤，“斟酌再三，定宫保鸡丁、红烧肘子（半只）、鸡丝菀豆、什锦汤各一。鸡丁、肘子均三十元，鸡丝菀豆二十元，汤六元，花卷一枚价一元。”一顿饭总共花了91元，这是在1942年，昆明的物价已经开始上涨，91元也不算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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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校长也去过，《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记载，他有两次去东月楼吃饭。一次是1944年7月30日，梅校长到东月楼赴宴，居然没有喝酒，七点就散场了。一次是1945年10月14日，这时抗战已经胜利，梅校长一行五六个人，“往东月楼食烧鸭”，当然不可能只吃烧鸭子，肯定还有其他菜。因为菜的味道好，梅校长喝多了，同伴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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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汪曾祺是当时的联大学生，他家庭条件好，又是美食家。在昆明读书期间，什么馆子都想去，什么菜都想品尝，东月楼他也去过。后期他在回忆文章里就说东月楼的锅贴乌鱼“鲜嫩香美，不可名状”。东月楼的消失也让他很是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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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有名的东月楼饭店，稳稳当当地陪着昆明走完了抗战之路，一直持续到解放后。1955年，随着公私合营的深入开展，让众多联大师生和老昆明人怀念的东月楼，走完了它的传奇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