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初，广西容县东华村人。1908年入容县师范读书，未毕业即弃文习武，进入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与李宗仁同学。1913年转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就读。随后赴日留学。
1917年回到广西，陆续担任了连长、营长等职。直至1922年因桂军蒙仁潜部扣押，经李宗仁搭救，出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李宗仁的参谋长，至此开始了与李、黄、白的合作，并对李宗仁忠心不二。
黄旭初
黄的独特之处，首先源于他在新桂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同于李宗仁的统帅气度与白崇禧的“小诸葛”谋略，黄以“技术官僚”身份立足。其早年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后赴日本留学研修政治经济的背景使黄与纯粹的军人领袖形成鲜明对比。北伐期间，当李、白在前线指挥作战时，黄已开始在广西后方承担实际行政工作。1930年，李、白因反蒋失败短暂离桂，广西局面风雨飘摇，正是黄在后方勉力维持，为新桂系保住了根基。新桂系高层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李白等人常年征战省外，广西内部事务的实际操盘手正是黄。如学者莫济杰在《新桂系史》中指出：“黄旭初以其谨慎务实和行政才干，成为新桂系在广西内部治理不可或缺的管家”。
李宗仁
所以在1930年中原大战爆 发后，桂系加入反蒋行动失利，黄绍竑辞职赴港。黄旭初被任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 ）格局转易为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之新格局。
白崇禧
黄主政广西的十九年（1931-1949），恰逢国家多难。黄的治理实践是在多重夹缝中艰难展开的。对外，黄需在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势力）与新桂系自主性之间寻求微妙平衡。其策略是低调务实，避免公开对抗，竭力维持广西事实上的半自治状态。对内，则全力推行新桂系的“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
黄绍竑
黄建立了从省到村街的严密行政组织，推行“三位一体”制（乡长兼民团后备队队长及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将权力触角深入基层，强化了社会动员与控制能力。广西的征兵、征税效率在当时全国罕见。
亦大力推行“国民基础教育”，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努力扩充学校，强制适龄儿童入学，并注重将生产劳动、军事训练融入教育内容。
且着力发展地方工业和交通，如建立柳州机械厂，修筑省内公路网，虽受制于财力物力，但在艰难时局下有所作为。
并推行禁烟禁赌，倡导俭朴生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广西的某些陋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桂军主力调出广西参战，黄受李白委托经营桂系总后方，以防止广西被他人染指。终抗战时期，除1939年其因病赴四川成都治疗过一段时期外，均在广西坚持抗战，使一贫瘠省份不断以人力物力支持抗战，全得益于前面所述的治桂政策。
黄旭初与李宗仁和白崇禧
让我们值得注意的是，黄的治理模式虽以“模范省”著称，但其核心目标仍是服务于新桂系的生存与壮大。其严密的组织与控制、对民力的高度动员（如民团制度），在提升效率与稳定秩序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和对个体自由的压制。
白崇禧与李宗仁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黄亦面临抉择。其没有如李宗仁般出走美国，也未如白崇禧最终赴台，而是选择寓居香港。其间虽有台湾仍聘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但其惧入毂中，一直没有到职，在港直至终老，享年84岁。
黄的选择本身即是一种姿态。晚年其撰写《广西怀乡记》等回忆文字，提供了观察广西历史的珍贵视角。然而，这位长期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在历史大转折关头选择了缄默，其晚年心境与对过往的深刻反思，大多隐没于无声之中，成为历史的留白。
晚年黄旭初
而黄的地方治理遗产，核心价值在于其提供了一个在动荡时代、有限空间内，进行地方治理深度实践的孤例。他的“技术官僚”底色使其治理更偏向行政效率与秩序构建，而非意识形态宣导或军事扩张。广西“模范省”的光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务实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治理模式。成功维持了在特定时空下广西的相对稳定与发展，为弱中央时代的地方治理提供了一种模式。
其局限则在于治理的终极目标服务于地方实力派，其高度动员与控制的方式难以持续且与现代民主治理精神相悖。
黄旭初故居
黄的实践提醒我们，民国史除了金戈铁马与政治博弈，还有在地方层面艰难探索治理之道的努力。其成败得失，是观察民国时代地方治理逻辑、困境及其遗产不可或缺的孤本，其沉默的背影，亦为那段复杂历史增添了意味深长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