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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广阔土地上面有34个省级行政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特色，在这三十四个省份下面还有300多个地级市、自治州，这些地级市的管辖两千多个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36郡（后增至40余郡），郡下设县，形成“中央—郡—县”的垂直管理体系，县制由此成为中国地方行政的基础框架，延续至今。直到今天县还是我国重要的基层行政区划，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

在现代中国，县属于县级行政区，行政级别一般为处级，隶属于地级市、自治州或直辖市。县的下辖单位包括乡镇、街道，人口从数万到百万不等，面积差异也较大。“县”在金文中写作“縣”，上半部分像绳索悬挂人头（象征军事控制），下半部分是“系”，本意是“悬挂”“掌控”。春秋时期，诸侯将新征服的土地直接由中央“悬挂”管理（即直属统治），区别于分封给贵族的采邑，逐渐演变为“县”的行政概念。

秦国商鞅变法（前356年）将小乡邑合并为县，设县令、县丞等职，全国推行县制，为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奠定基础。废除分封制，在全国设36郡（后增至48郡），郡下设县，形成“郡—县”二级制，“县”正式成为中国地方行政的基本单元，延续至今。其实鲜为人知的是在秦朝正式确立郡县制之前，县这个制度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在现代中国有哪一个县能够被称为“天下第一县”呢？哪个县的历史文化底蕴能够承受着如此深厚的封号呢？实际上在中国就有这些县能够拥有着“天下第一县”的称号，而且有人认为他们对这个称号是名副其实的，让我们盘点一下有哪几个县可以拥有这个称号吧。

河南息县

息县，现在隶属于河南省信阳市，息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中原腹地南侧，东与淮滨县相望，南与光山为邻，地处大别山北麓，淮河穿境而过75.4公里，目前有100多万人口。

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分封文王第三十七子羽达为息侯，建立息国。公元前682年，楚国灭息国在此设县，这是华夏大地上首次设县。此后历经三千多年，虽朝代更迭，息县始终未改县名、未变县制，堪称“郡县制”的活化石。

公元前682年，楚国灭息国后设“息县”，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一批县级行政单位之一。据《左传》等史料记载，楚国在此推行“县制”，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打破了西周分封制的格局，息县由此成为中央集权制萌芽的实物载体。公元前682年，楚国灭息国后设“息县”，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一批县级行政单位之一。据《左传》等史料记载，楚国在此推行“县制”，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打破了西周分封制的格局，息县由此成为中央集权制萌芽的实物载体。这一举措开创了华夏大地“灭国设县”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从分封制向郡县制转变的重要标志，比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早了400多年，对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设县开始，历经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直至现代，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政权怎样交替，息县之名始终未变，县治中心也基本稳定在同一区域。这种地名和行政建制的长期稳定性，在我国历史上极为罕见，使得息县宛如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承载和见证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息县地处中原腹地与楚地的交界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处。在建筑风格上，既有中原地区庄重、规整的特点，又融入了楚地建筑灵动、飘逸的元素；在风俗习惯方面，既保留了中原人质朴、豪爽的性格特质，又兼具楚人的浪漫、细腻。比如在民间艺术中，息县的一些传统舞蹈、音乐，既有中原地区豪迈奔放的节奏，又带有楚地婉转悠扬的韵律。治、经济、文化演变的重要样本。

息县是息姓、赖姓、白姓等姓氏的重要发源地。以赖姓为例，据史料记载，赖国与息国地域相邻，关系密切，后来赖国被楚所灭，赖国子孙为避难或纪念故国，以国为姓，逐渐形成赖姓。每年都有大量来自海内外的这些姓氏宗亲，前往息县寻根谒祖，举办各种宗亲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彰显了息县在姓氏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

息县位于淮河上游，境内陆势平坦，土壤肥沃，淮河及其众多支流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气候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为农业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素有“有钱难买息县坡，一半米饭一半馍”的美誉 。息县是全国闻名的粮食生产大县，粮食年产量长期稳定在20亿斤以上，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连续多年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除了主产的小麦、水稻外，息县还积极发展花生、油菜等经济作物种植，以及生猪、家禽等养殖业，构建了多元化的农业产业体系。同时，息县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通过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培育优良品种、发展智慧农业等方式，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中国地名最稳定，县治治所最稳定，历史最久远的县之一，息县作为天下第一县是名副其实的，它承载着中国大地的古老悠久的历史是中华县制文化的“活化石”。

湖北权县

权国是殷人在商朝中期以后南迁到汉水中游建立的。其地域大致位于今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汉江与竹皮河交汇处附近。权国虽国土面积不大，但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身的实力，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是汉江流域的一个重要方国。

公元前738年，楚武王时期，楚国国力逐渐强盛，开始积极向外扩张。权国位于楚国南面，与楚若即若离，且是殷人遗民建立的国家，成为楚国南下扩张的障碍和后顾之忧。同时，楚国东面有申国，进攻申国须渡汉水，且申楚之间有邓国和卢国，东面还有随国。于是，楚武王采取近交远攻的策略，与邓、卢国和亲，稳住两国，在进攻权国时放过了与楚最近的罗国，然后南下直取权国。楚国灭掉权国后，楚武王熊通为加强对权国故地的控制，将其设为县，这是楚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将一个地区设为具有行政职能机构的县。楚武王任命大夫斗缗为权县的县尹，负责管理当地事务。

但是后来这个斗缗反叛了楚国，斗缗反叛的原因较为复杂。一方面，权县大多数人为殷人后代，他们富有政治经验，希望利用斗缗来反抗楚武王的统治，以图复国；另一方面，斗缗本人也有争位独立的野心，二者一拍即合，于是发动了反叛。楚武王熊通得知斗缗反叛后，果断决策，迅速发兵包围了权县，经过激烈的战斗，最终捕杀了斗缗，成功平定了叛乱。

平叛后，为了更好地治理权县，楚武王将权县迁到了那处，位于权县故地的南面，即如今的沙洋县拾回桥镇，该镇中学内今有那处庙遗址。权县迁至那处后，在楚国的统治下逐渐稳定发展，为楚国的扩疆拓土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公元前500年，楚郢都迁至纪南城，权县成为楚都的近郊，战略地位更加重要。然而，公元前278年，随着秦将白起拔郢，楚郢都再次东迁，权县沦为秦地，其在楚国的历史至此告一段落。

部分学者认为权县的设立比息县的设立时间更早一点，权县的设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县，是对分封制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开始出现具有行政建置雏形的“县”。这种由中央直接任命长官管理地方的模式，加强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削弱了世袭贵族势力，为后世郡县制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山西绛县

绛县隶属于山西省运城市，位于运城市东北隅，中条山西北麓，地处运城、临汾、晋城三市交界地带，绛县是国家出口水果安全示范区，全国最大的山楂基地县，华北地区最大的大樱桃种植基地，还拥有梅花鹿养殖基地、山西省药物培植基地、山西省蓝莓示范基地等。

《左传·襄公三十年》中关于“绛县老人”的记载，是先秦历史典籍中首次出现“县”这一名称。公元前543年，晋悼夫人宴请到“杞”国帮助筑城的民工时问责绛县县大夫，还罢免了“舆尉”，任命老人担任“县师”，说明此时绛县已具备相当完善的行政体制。

绛县被称为“天下第一县”，源于其在中华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的行政建置地位。《左传·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详细记载了“绛县老人”的典故：晋悼夫人宴请筑城民工时，问责绛县县大夫，罢免“舆尉”并任命老人为“县师”，这是先秦典籍中首次出现“县”字的明确行政记载，比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早了280余年。考古发现进一步佐证：横北倗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揭示了西周时期绛县区域已存在成熟的方国政治体系，而周家庄遗址（新石器时代）占地500万平方米，是黄河流域最大的人类聚落之一，证明这里早在6000年前就是文明核心区。

绛县东华山一带是“尧出生于绛县，建都于平阳”的历史佐证地，国家级非遗“尧的传说”讲述着尧帝在此教民稼穑、制定历法的故事。境内尧寓里村、尧陵（传说遗址）等遗存，构成了完整的尧文化叙事链，2008年“尧的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华夏文明起源的活态见证。

公元前669年，晋献公迁都于绛（今绛县南城村），在此定都84年，开创了晋国“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的强盛局面。现存的晋献公墓、晋文公墓、晋灵公墓呈“品”字形分布于绛县西部，墓群封土高约10米，夯土层清晰可辨；车厢城遗址（晋国仓储要塞）城墙残高5米，夯土中夹杂的西周陶片印证着当年“晋之强，始于绛都”的盛况。考古发现的“晋侯鼎”“倗伯盘”等重器，如今陈列于山西博物院，诉说着绛县作为晋文化发源地的辉煌。

绛县的“天下第一县”之称，不仅是行政区划的历史坐标，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鲜活注脚。从《左传》记载的“县制雏形”到如今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候选县，从尧帝“协和万邦”的治世理想到晋商“诚信为本”的商业精神，绛县用三千年的时光，将“县”这一行政单元的演变，书写成一部浓缩的中国文明史。当游客走进绛县文庙的碑林，触摸那些记载着科举、水利、乡约的石碑时，触摸的不仅是一方土地的记忆，更是整个中华民族“以史为鉴、以文化人”的精神脉络。

甘肃甘谷县

甘肃省甘谷县隶属于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内文物古迹众多，并先后荣获“全国辣椒之乡”“中国苹果之乡”“中国花椒之乡”“全国武术之乡”等称号。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这里的“冀县”就是现在的甘谷县，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县”这一行政区划的最早记载，标志着甘谷县作为全国县治肇始之地的重要地位。甘谷古属雍州，是冀戎繁衍活动之地。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秦武公越过陇山攻打今甘谷一带的冀戎，征服该部族后，为了占地治民，加强行政管理，遂于其地以其族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冀县。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冀县属陇西郡。汉朝沿秦制，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增设天水郡，冀县由陇西郡改属天水郡，且郡治在冀县。东汉时，隗嚣曾拥兵自立，都于冀，后恢复旧制，冀县仍为天水郡治。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废秦州入雍州，七年（公元286年）复立秦州，天水郡由冀移治上邽，冀县仍属秦州天水郡。

唐武德三年（620年），改冀城县为伏羌县，后因吐蕃侵扰等历史变迁，伏羌县的归属和辖境有所变化，但县名基本延续。宋、元、明、清时期，虽有一些行政区划调整，但伏羌县名一直沿用。

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在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指挥下，北宋军队于筚篥城大破西夏军队，宋神宗下诏赐筚篥城名“甘谷堡”。1929年因甘谷有“甘谷堡”的历史渊源以及渭河河谷物产丰饶，将伏羌县改名为甘谷县，此后甘谷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甘谷县以“冀县”之设成为中国县制起源的标志性地域，其历史地位不仅在于“第一”的时间意义，更在于对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开创性影响，是中华文明史中行政区划与国家治理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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