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行政区划面积达1.64万平方公里，是上海6340平方公里的2.6倍，这一数据直观反映了行政边界上的差异。“最大城市”这一说法通常指向自然聚落意义上的城市规模，而非行政辖区的面积。
2025年数据显示，上海的常住人口为2487.4万人，北京为2185.8万人，上海的人口规模显著高于北京。同时，上海的城市化率更高，其核心城区（如黄浦、静安、徐汇等）的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远超北京。例如，上海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6340人，北京仅为1332人。这种差异使得上海在直观感受上更符合“大城市”的印象，尤其是在国际视野中，上海的高楼林立、交通繁忙和商业密集度更容易被定义为“最大城市”。
长江入海口的独特位置，使上海成为连接内陆与海洋贸易的关键节点。自鸦片战争后开埠通商，上海迅速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东亚的贸易枢纽。租界时期的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国际资本，外滩的万国建筑群、陆家嘴的摩天楼群，都是上海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缩影。
作为六朝古都，北京的城墙、胡同、故宫等历史遗迹承载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尽管北京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发展出中关村科技产业和金融街金融区，但其核心职能始终围绕政治决策和国家治理展开。这种功能差异导致北京的城市扩张更多依赖行政区划的延伸（如延庆、密云等山区），而非中心城区的密度提升。
2025年经济数据进一步凸显了上海的优势。上海全年GDP达4.72万亿元，北京为4.38万亿元，两者差距约3400亿元。上海的经济结构以金融、贸易和服务为主导，自贸区的跨境交易量每分钟可达86万美元，浦东新区的陆家嘴金融区集中了大量跨国公司的总部和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经济活动，使得上海的单位土地经济产出远高于北京。
北京的经济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除了金融街和中关村的科技产业外，北京还承担着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功能。例如，北京的航天航空产业依托中关村和怀柔科学城，生物医药和文化创意产业在亦庄和798艺术区形成集群。这些产业的分布较为分散，导致北京的经济密度相对较低。
在国际视野中，上海的经济和金融功能更容易被定义为“最大城市”。作为全球前五大金融中心之一，上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外资银行总部和跨国公司区域总部数量均居全国前列。2025年数据显示，上海的进出口贸易额为4.21万亿元，北京为3.65万亿元。对外贸易的活跃度，使得上海在国际舆论中更常被视为中国经济的代表。
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则更多体现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北京的故宫、长城、颐和园等景点每年吸引大量国际游客。此外，北京的外交机构数量（如外国使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处）远超上海，使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影响力更多集中在国家层面，而非城市本身的经济或商业功能。
上海的发展模式以“紧凑型城市”为主，强调土地的高效利用和资源的集中配置。例如，上海的轨道交通里程达825公里，地铁网络覆盖全市主要城区，陆家嘴、南京路等核心商圈的辐射范围极广。这种模式使得上海能够在有限的面积内承载庞大的人口和经济活动，但也带来了房价高企、通勤压力大等问题。
北京的发展则更倾向于“摊大饼”式扩张。七环路的规划和郊区新城的建设，使得北京的城市空间不断外延。尽管这种模式缓解了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但也导致资源分布不均，如延庆、密云等外围区域的经济活力远低于市区。扩张方式与上海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强化了“上海是最大城市”的认知。
2025年数据显示，上海的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占比超过30%，主要来自江苏、浙江等地的劳动力和创业者。这些人涌入上海，推动了其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繁荣。北京的外来人口则更多集中在教育、科技和公务员等领域，服务于国家治理和科技创新的需求。
这种人口结构的差异，使得上海的城市功能更偏向市场化和商业化，而北京则更注重公共服务和社会稳定。例如，上海的餐饮业、零售业和房地产市场高度依赖外来人口，而北京的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机关则是吸引人才的核心动力。互补性也解释了为什么上海在人口规模和经济活力上更突出，而北京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更具不可替代性。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北京和上海的功能定位将进一步分化。北京将继续强化其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角色，同时推动雄安新区的建设，分流非首都功能。上海则可能借助长三角一体化，深化其在金融、科技和制造业领域的优势，进一步巩固其国际竞争力。
在“最大城市”的定义上，未来可能出现新的变量。例如，深圳的GDP增速和人口规模正在逼近上海，成都、重庆等西部城市的面积和人口增长也可能改变传统认知。短期内上海在经济总量、国际影响力和人口密度上的优势，仍将是其被称为“最大城市”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