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笔名刘洋、真名刘玉昌先生，相识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我在乡下学区工作，由于爱写点儿小文，与《察右中旗报》社长兼总编的刘玉昌先生时有接触。刘先生当时是察右中旗文坛响当当的“笔杆子”、“台柱子”，是受当时旗委书记龚占永所器重之人，也是本旗众多文学爱好者追随和学习的楷模。
初读刘玉昌先生的长篇纪实小说《大后山》，感觉就是一部充满历史厚重感的著作，他以细腻的笔触，将一片土地的沧桑变迁与人物的命运沉浮交织成诗，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触摸到时代的脉搏。马明奎先生对《大后山》也作过评价（《大后山》的口述史价值与狂欢化文本——刘玉昌长篇小说《大后山》札记（连载之三）），他说该书以刘永胜人生为主线，串联清末到改革开放历史变迁。书中据实写人，隐恶扬善，既肯定集体化成果，也批判政治运动失误，叙述有历史感，价值导向善意优雅，体现对时代的理性审视。
而《大后山》给我的初步印象，简言之，有三个精神内涵贯穿全书，即: 扎根故土，对地域文化的深情守望；奋斗为本，在时代浪潮中践行家国担当；朴实为魂，在文字与血脉中传承精神底色。
而当我翻开又一本《后草地》长篇纪实小说的序言，更深深打动了我，那些关于“走西口”的先民足迹、关于公安战士的热血征程、关于故土文脉的深情追溯，更是让我窥见一位作家扎根大地、心系家国的赤子情怀。
刘玉昌先生是从草原深处走来的一位歌者，他把根脉深深扎进故土的风雪里。作为察右中旗走出来的文坛老将，他的文字始终带着大后山的凛冽与苍茫，那是“杀虎口”外迁徙先民的脚印，是大青山剿匪时的枪林弹雨，是和平年代里侦破案件的惊心动魄。他写家族史，亦写时代史；他写个人命运，亦写家国情怀。在《后草地》里，他将岳父家族的“出口外”故事，升华为千万移民的奋斗史诗，让地理概念上的“后草地”，成为承载着蒙汉文化交融、浸透了拓荒者血泪的精神原乡。这份对土地的敬畏与热爱，让他的文字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刘玉昌先生是穿越时光的记录者，用半生心血镌刻时代的印记。从本旗宣传部新闻科长到中央企业高管，从新闻战线到文学创作，他的人生轨迹始终与共和国的脉搏同频共振。当同龄人在退休后选择安享晚年，而他退休后却一头扎进文史资料的整理中，为“后草地”的先民立传，为陶林地区的辛亥革命著书。那些密密麻麻的手稿、那些不知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付出，是他对历史的致敬，对信仰的坚守。他写公安战士任仲元，亦在写千万个“任仲元”——是那些把青春热血洒在边疆、将忠诚刻进岁月的共和国守卫者。这种对主旋律的讴歌与唱响，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源于生命体验的共情与礼赞。
刘玉昌先生是文学土地的深耕者，而且也是硕果累累的获得者，他在纪实与虚构间丈量现实的温度。作为新闻高级编辑，他深谙真实的力量；作为作家，他更懂得艺术的升华。《后草地》从法律文书到文学语言的“切换”，是他“二度创作”的艰辛，更是对读者的尊重。他删繁就简，让案件背后的人性光芒浮现；他化硬为柔，让专业术语绽放生活气息。那些被保留的“最典型案例”，那些被改写的“证据描述”，皆是他在真实与艺术间反复推敲的匠心打造。他笔下的“后草地”，既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图腾。他的文字，亦在为一个时代、一方土地立起精神的丰碑。
读了刘玉昌先生的作品，总能感受到一种“滚烫的真实”。那是对故乡的赤子之诚，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对笔下人物的共情之暖。他写“走西口”的悲凉，亦写拓荒者的坚韧；写剿匪时的惊心动魄，亦写和平年代的岁月静好。这种真实，源于他扎根基层的生活阅历，源于他对土地和人民的深沉热爱。当许多人在喧嚣中追逐流量，他却守着一盏孤灯，用笔在稿纸上刻下时代的注脚，这就是文人的坚守，更是知识分子的担当。
作家刘玉昌先生
如今，刘玉昌先生的《后草地》，已入围“五个一”工程奖，走进高校图书馆，成为青年阅读的范本。但于他个人而言，或许更欣慰的，是让更多人看见“后草地”上那些滚烫的灵魂，听见历史褶皱里的心跳与呐喊。他的笔，始终向着土地，向着人民，向着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岁月。这样的作家，正如他笔下的“口外人”，用执着与热爱，在文学的荒原上，开垦出一片丰饶的“后草地”，让后来者得以在文字里触摸历史的温度，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
岁月会模糊许多面孔，但总有人用文字来展现时光的清晰。刘玉昌先生的笔，便是那支刺破迷雾的火炬，照亮的不仅是一段历史、一方水土，更是一个文人对时代、对土地、对人民的拳拳赤心。而这份赤心，终将在他的著作里永恒，在每个读者的共鸣中传承！
校对：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