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母校天津一中的回忆和再回忆
编者按：
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回忆，而回忆的是七十多年前天津一中的人和事，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天津一中的老师和我们的学校生活。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中，和现在一中，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因此这些回忆尽管索碎，但却十分珍贵。因为现在人年轻人甚至现在的一中，对这些基本一无所知，做为一份历史资料，分享在这里了。
1958年的天津一中
当年的我们的教室和同学
最近网上登出了高中同学马栩泉的文章，题目为《清华大学马栩泉教授谈回忆母校——天津一中》，我将此文章转发给了一中同学兼网友的吉光达（原中国科学研究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后为旅居加拿大的物理学家）、王述林、祁坤，他们看完马栩泉的文章后，又做了些补充和个别地方的修正，尤其是记忆力极强的吉光达，补充了很多感人的细节。一中，是我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为我们一生奠定了个很重要的基础，因此我们对一中的校园、老师和那段丰富多彩的生活，在心底里保留着一份敬畏和深深的怀念。现把马栩泉的文章和同学间的书信及有关照一并附上，发表到我博客上，做为我们集体的怀念。
一中学生生活片断
马栩泉
我在1952年考入天津一中。那时，天津市仅有14所市立中学，录取名单登在《进步日报》上。1958年，我告别母校，结束了中学生涯，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六年的一中学生生活，丰富多彩，澎湃沸腾。遗憾的是岁月的流逝冲淡了记忆，现在只能记下一些片断，却仍然是那么温馨……。
入学第一课
1952年的初秋，天高云淡，阳光灿烂。
宁静的校园，座落着一排排铁皮屋顶红色砖墙的平房，这就是一中的教室。
中间倒数第二排，初一九组（当时的一中不叫班而叫组）的教室内寂静无声。五十二个少年怀着紧张、好奇而激动的心情屏息等待，一位英俊的青年教师从容地走上讲台。他缓缓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十四个刚劲清秀的大字：“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尔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刚刚迈进中学的大门。你们这样的年纪，正如同是春天，是早晨。大家要努力进取，切莫辜负这大好时光。”接着，他向我们介绍了他教过的上届的一位名叫白澜生的同学，说这位同学期末考试成绩总平均95分，学习、人品堪称第一，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介绍了他刻苦学习的事迹。这对我，对周围那些还互不相识的同学，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
这就是初一、初二两年的班主任马天牧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也是我们的入学第一课。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马老师和一中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影响，确实有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细致入微。从入学起，直到初中毕业，三年六个学期，我一直保持着学习成绩全班第一，还担任着班长等社会工作，初三毕业前夕加入了共青团。保送入高中后，又保持了三年的全5分成绩，并担任了三年的学习委员。
时事笔记
1952年秋至1953年夏，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天天下午上课前收听15分钟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对中学生新闻广播”节目。马天牧老师要求我们天天收听广播时作时事笔记，并且定期检查，还进行时事测验，认真地判分。虽然时事的得分并不记入成绩，可是同学们都仔细地做笔记，认真地答考题。笔记上记下的是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淮河根治好了，佛子岭水库建成了，天兰铁路通车了……。每到星期五下午最末一节课下课后，马老师总要来到教室，给我们读《中国少年报》，读《新观察》，边读边讲。马老师讲读的一篇朝鲜通讯《健康的人》，我至今还留有印象。
1954年秋至1955年夏，教政治课的殷廉老师接任我们的初三班主任，那时虽然不听广播、做笔记了，但班上订了《天津日报》，殷老师仍坚持进行时事测验，并且让我出题，只是次数不多。
在这两位良师的悉心引导下，我们虽是初中学生，却都很重视时事政治。我更是持之以恒地看报纸，这丰富了我的知识，陶冶了我的情操，锻炼了我的记忆和思维。如今，我已经退休了，却一直保持着关心时事政治的习惯。
音乐与美术
初一、初二两个学年有音乐课和美术课。一中对于这两门课与其他课程同样重视。老师虽然不多，却与其他任课老师一样，其学识和人品都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的课十分注重爱国敬业和真善美的道德情操教育。
音乐课有课本，老师按照课本教歌和乐理，所学的歌，多数都是当年的“流行歌曲”，《勘探队员之歌》就是典型代表：“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一样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曲调优美庄重。还有一批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歌曲，再有就是一批苏联歌曲，如《太阳落山》、《卓娅》等，这些苏联歌曲都是带有二部的艺术性较高的歌，教音乐课的陈子平老师教唱时，很注重这一点，我和一部分同学每次学的都是低声部，二部合起来唱，音色丰富多了。除了学歌和乐理（包括五线谱）以外，陈老师还不定期地上“欣赏课”，讲柴可夫斯基的《1812的序曲》、韦伯的《猎人之歌》……
到了高中已经不上音乐课，但我们的高一三组仍是歌声不断。周宪文同学当“小先生”，我用钢板蜡纸刻印歌篇，几乎每周大家都跟着他学唱新歌，一首首国内外的歌曲，歌词健康向上，曲调明快优美。特别是1955年末参加全校学生歌唱比赛学唱的《青年学生之歌》真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朝霞放射灿烂金光，彩云在天空飘荡。我们是新中国青年学生，生活在毛主席的身旁。”“工程师坦克手和农学家，都是我们的理想，努力学习攻克科学堡垒，我们是祖国的后备力量。”
马天牧老师教的初中美术课，是非常精彩的。他不仅教我们如何画画，带我们画素描，画水彩，写美术字，画图案，画“创意”画，而且还上理论课，讲透视学；上欣赏课，讲一幅幅中外名画：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春到西藏》，到列宾的《伏尔加纤夫》，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一中的音乐和美术课，作为启蒙，培养出了著名的歌唱家和美术家，如国家一级演员李光羲、雕塑家刘骥林等；对于我和许许多多没有艺术天赋的同学来说，也是终生受益无穷的，因为它练就了一套审美观点，陶冶了一生的美好情操。
健美的旋律
重视体育，是一中优良的校风之一。
初一第一学期，成绩单寄到我的家中。打开一看，真是一喜一忧：除了体育、音乐外，门门九十几至一百分，而体育却不及格！我从小体质孱弱，就怕上体育课，这门课不及格本在情理之中。但是，班主任马老师的评语却给我以鼓舞，激励我向上，他要我注意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看着这评语，我暗自下了决心。第二学期开学不久要补考体育，项目是爬竿或爬绳，在班上的老大哥王振镐同学的帮助训练下，很快就通过了补考。从那以后，我打篮球，练长跑，拔单杠，最热的夏天，最冷的冬天也不间断，从初一练到高三。到大学入学检查身体时，我肺活量全班第一，从清华到体院，每天往返跑上五千米。充沛的体力支持我到1985年为了一本书最后定稿，曾连续工作48小时。
上初中时，一中有两项特殊的自发课间锻炼，都是用小皮球作工具。一是打“地皮球”，校园教室间都是水泥路，同学们用粉笔划好场地，用手作球拍，一来一往地打小皮球，跟打乒乓球差不多，锻炼了灵敏性，也很有趣；二是打“小篮球”，在教室屋檐下的木板上挂上小篮球框，用小皮球当篮球，分成两队比赛，规则跟篮球一样，但只有半场，大家投同一个篮，篮几乎跟皮球大小一样，很难投中，我却投得挺准的。
那时的一中学生，体育锻炼蔚然成风，下午放学后，操场上热闹非凡，同学们打篮球，打排球，踢足球，跑长跑，练体操，一派青春气息。高一、高二时，我们班的篮球队经常在周六晚上或星期天到其他中学或工厂去打友谊赛，我打后卫，在当时水平不低的比赛中，我们还从来没有输过。我们的“班队”中，李骝、王振镐两位同学1958年8月进入天津市手球队，并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李骝同学后来担任了天津体育学院院长。班队的另一位主力队员梁肃同学曾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
当时天津市两位田径国家裁判之一、体育教研组主任柳占发老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中体育的辉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当举行全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前，柳老师都组织参赛的运动员集训。比赛时，全校同学自发地前往观看，为运动员出好成绩加油，为一中夺得总分第一欢呼，真是如醉如痴。那时，一中的学生上体育课都没有什么运动衣穿，却培养出了一批运动健将，如著名游泳运动员穆祥雄、穆祥豪、穆祥杰，著名篮球运动员白金申，著名足球运动员张业福，著名体操运动员林楷等。
两位语文老师
在一中六年的语文课，先后有8位老师任教。他们教学方法不同，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广博的知识、认真的态度、严格的要求和对学生诚挚的爱。特别是初三的语文老师胡文火阜 和高二的语文老师李元芬，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1954年秋至1955年夏，毕业于老北师大中文系的胡文火阜 老师来到我们的语文课堂。他第一堂课讲到中国语言文字的丰富和优美时，举了几个“不伦不类”的反例，说：“别以为文法结构对的句子就可以。有人用’自从’、’既……又’造了个句子：’日本人自从占领九一八，既不人道，又不卫生。’这叫什么造句？别以为凡是押韵的都是诗，有人这样写了一首：’昨天晚上十点，我拿了一本辞典，来到本校图书馆，看了两遍向后转。’这叫什么诗？”说得我们大笑起来。
胡老师很注意讲课中结合课文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特别注意介绍一些著名作家的生平和代表作。他结合讲《一件小事》、《故乡》，详尽地介绍了鲁迅的生平，使我第一次对鲁迅先生有了比较全面完整的了解。40年后，1994年秋末冬初，我陪着挚友新华社摄影记者王呈选来到绍兴参观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我眼睛已经花的很厉害，又忘了带眼镜，看不清解说文字，但仍看着照片充当了一次比较细致的讲解员，主要就是凭着胡文火阜老师给我打下的基础知识。
李元芬老师毕业于天津师院中文系，她教我们高二语文课那一年，我国中国语文教学史上发生了空前绝后的一次变革：将语文分为文学和汉语两门课。汉语系统地讲授语法和修辞知识，而文学则从先秦开始讲授我国历代优秀的代表作，并兼介绍文学史。李老师首先对我们说明为什么要把汉语和文学分开来学，因为汉语是一门科学，而文学则是一门艺术，二者虽然密切相关，却有着不同的规律和特色，分开来学会学得更深入，更扎实。教汉语是比较枯燥的，但她总是一丝不苟地教，强调基本功的训练。她不厌其烦地分析字，词，句，在课上不只是自己讲，还不断地发问，请同学们一起分析总结，反复举例，使同学们牢固地掌握汉语的语法规律，修辞特点，并能举一反三。
李老师自然地把重点放在教文学课上。她上课的规律是：首先相当详细地介绍作者及其作品，包括他们的进步的文学观点，他们的名篇名句，然后介绍时代背景，最后才是仔细地讲解课文。前两部分书本上并没有现成的材料，她却讲得十分系统、详尽、具体、生动。讲完一遍后，又用记录速度让同学们自己记下来，并整理成笔记。她在讲课中从不放过细节，比如讲到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的最后两句：“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时，带有感情地加重语气说：“这个’就’字用得好！好就好在它有’不请自来’之意，说明了作者与友人有密切交往和深厚情谊。”同学们听了“这个’就’字用得好！”的那过于强调的拖长声，哄堂大笑，却牢牢地记在心中。我们高二时历史恰好学的是中国古代史，几乎与文学课同步进行。在李老师的影响下，我注意将文、史结合起来学，收到了互相加深理解、加深记忆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李老师的文学课重感情，以情带理，情理交融；重知识，在传授知识中自然地传授哲理。她不是空洞地说教，死板地讲授，而是带着同学们一起进入作品的意境之中，大家受着美的熏陶感染：文学艺术之美，思想感情之美。我的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主要是受益于当年李老师的文学课。它不仅陶冶了我的情操，丰富了我的知识，而且使我喜欢上了文学。
在一中打下的语文基础，对于我在大学期间以及工作后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学习和研究，以及从事管理工作和科普工作，对于我编著、译著和写学术论文及工作总结、宣传文章，对于我的思维、归纳、分析、总结能力以及逻辑性、哲理性的训练等等，都是十分有益的。近二十多年，我本人或与人合作共出版科技方面的编著、译著10本，并参加多部重要的百科全书、辞典、手册、报告的编写，共约500万字，其中包括《化工百科全书》、《高技术辞典》、《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报告》、《清华大学“211工程”整体规划报告》和《清华大学“九五”事业发展规划》等，还发表科研及管理论文40余篇。看着这些成果，对一中老师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2006年3月，李元芬老师对我编著的《核能开发与应用》一书作了这样的述评：“该书确实言简意赅，既简明清晰，又严谨流畅，尤其难得的是，在高科技、高学术的表述、阐释中，饱含着热情、激情。”其实，我和其他许多同学的成果，正是老师们饱含热情、激情的教育的结晶。
数学老师的丰彩
六年中，共有11位老师教过我们数学，初中5位，高中6位。他们当年使课堂生辉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时的初一还要学算术。小学都学过了，初中为什么还要学一年？李凤川老师在第一节课就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又作了这样的回答：“小学的算术学的是’当然’，初中的算术学的是’所以然’，这就是不同之处。”初一的算术课，我的一个收获就是至今还会用手算开方。开方，现在用计算器一按，答案不就出来了么？我的感觉是：这大不相同，这就叫有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这种认真的基本功训练，很难锻炼出数学头脑来。
到了初二学几何时，作图题最后要以“某某即为所求”结束，阮荣德老师要求我们这么写。我当时有些“自以为是”，总要在最后加上一个“之”字。每次把作业交上去，发下来时阮老师总要在“之”字后边用红笔再加上“某某”，这后边的“某某”是前边“某某”的总括语。我再交作业还是写“之”，他发下的作业仍在“之”后面加上“某某”。这么“较”了一段“真”之后，我明白了，“之”不就是“的”吗？加上“之”就把一句完整的话变成定语了，于是赶紧改过来，再也不写“之”字了。
教我们初二代数的金云珑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因式分解，他让我们做了大量的练习题，“熟能生巧”，做到后来，同学们绝大多数都能做到见了题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能做出、作对。他还做了一个“红星”章，每次判完作业，对于全做对的作业，最后盖一个红五星。当时一中的数学作业要求用16开白纸折成竖对折，用铅笔写，代数、几何、三角都要写“已知”、“求证”、“解”，数学符号和行文要求非常规范。一个学期下来，我厚厚的作业纸，几乎每张都有红星。
1956年秋，刘百高老师教我们高二代数，第一节课就把我们给“镇”住了，思路是那么清晰，语言表达是那么确切。下课后，王守训同学竖起大姆指对我说：“刘老师是天津市劳动模范，讲课果然名不虚传。”每讲完一个部分，他都写好总结性的讲义和思考题，亲自刻腊纸和油印，及时发给我们。字刻得极其清秀、认真。高二代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数列，刘老师也是让我们大量做练习题，直到一看某个数列，几乎立即就能分析出它的规律，写出通式来。为了教好对数，他用木板自己作了一个一米多长的大算尺挂在黑板上边拉边讲。可惜的是刘老师在1957年暑假被打成“右派”自杀了，使一中失去了一位优秀教师。
孙家麟老师教立体几何的第一节课也使我终生难忘。这位带着近视镜，一看就很精明干练的老师，首先大段大段地背诵加里宁关于教育的精辟论述，接着又引了德国著名数学家高斯的一句话：“数学是一切科学的皇后和仆人。”在介绍“归纳法”、“演绎法”和“反证法”等数学方法时，他说大夫看病用的就是反证法，一个病人肚子疼，大夫列出五、六种可能，一个一个地排除，最后就能找到病因。孙老师给我们出过不少难题，记得高二寒假作业的一道立体几何题非常难，我天天捉摸，最后还是在梦中理清了思路，醒来证明出来的。
教高三代数的边叔扬老师、郭寿丽老师，不仅是一中数学的“台柱”，也是天津市的名师。边老师当时任副校长，在课堂上听着他那慢条斯理、清晰流畅、简练深刻的教学语言，谁会想到他课下会是那么严重地口吃呢？郭寿丽老师的讲课则是一口高亢的“京腔”，热情奔放，生机盎然。1983年，韦力校长来清华参观访问，对去看望他的在清华工作和学习的一中校友谈起郭老师来说：“她不管身体多不好，一到课堂上就兴奋起来，高声讲课，像换了一个人。”是的，我们从这些老师身上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到了敬业精神。
1977年冬，“文化大革命”后刚刚恢复高考，社会上传抄着从1950年至1965年历年高考的数学题，那时我正因在“梁效”写作班子之事接受审查不能回家，就在那种情况下，凭着记忆学到的中学数学知识，悄悄地把这16年的数学试卷一一做完，抄了五、六个本子。一中老师教的数学，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和分析归纳、总结概括的一套科学方法，这对于搞好核能和化工方面的科研以及写作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仅仅是数学和语文老师，教我们其他所有课程的老师都是如此。一中有一支素质很高的师资队伍，各科都有不少位一级教师，他们无论是业务、知识上的深厚功底，还是工作上的勤恳认真，还是道德上的严肃正派，都是名符其实的一级教师。以他们为骨干，整个教师队伍对学生既热情、又严肃，不仅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而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学生听他们的课真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
50年代在天津一中，不仅听老师的课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所有的课外活动，整个学生生活都充满了乐趣和享受。在乐趣和享受中，我和同学们茁壮地成长起来。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曾主张给学生猎枪而不是干粮，其实这支猎枪早在中学时代就由一中的老师们给了我。我大学毕业留校后，四十多年的工作变化很大很多，从科研、教学到管理、科普，乃至宣传，科研的课题内容也不断变化。每换一个新的岗位，每干一件新的工作，都要遇到新的内容，都要几乎从头学起。靠着这支猎枪——自立精神，自学能力，分析综合的本领等，我总能较快地适应环境，胜任工作。我参加的科研项目获得一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三等奖，并获得北京市科普先进工作者、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首都青少年校外科技导师”称号，和清华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员委员等，这些都是母校和老师对我培养的结果。
三次晚会
五十年代一中的学生虽然大都生活贫寒，但思想却十分富有，课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仅晚会就有科学晚会、文艺晚会、新年晚会，以及暑假的“西瓜晚会”、“汽水晚会”、“游园晚会”等。想到这里，自然地回忆起高中时的几次晚会。
当时的一中是男校，许多高中班都与女一中或女七中相应的班级建立“友谊班”，假期共同举办内容健康的科学和文艺集体活动。1956年5月一个周末，在来一中实习的物理老师、天津师院物理系毕业班同学的帮助下，我们高一三组和女一中高一一班同学一起，在师院举办了一次科学晚会。当时正值中央提出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际，它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这些年青人。那时年青人还有一个时尚，就是受苏联的一批以《康爱齐星》为代表的、以宇航为内容的科幻小说的影响很大，所以这次晚会是以宇航为主要内容。我们请教物理的孙履恒老师作了关于宇航的科普报告，报告中的一句话至今仍牢记在心，孙老师说：“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说过，技术的成就都是产生在科学的交汇点上。”同学们表演了以登月为内容的科幻节目。这次晚会还有人文内容，女一中的同学表演了声情并茂的诗朗诵，讲少年与恶魔抗争的故事。晚会结束时，我们充满激情地高唱郭沫若作词的《向科学进军》：“军号响了，年青的朋友们前进，前进，向科学大进军……”
1956年暑假，我们班和友谊班的班委会又在一中校园内联合组织了一次“天文晚会”，主要内容是由我作一次“天文讲座”。我从初中就对天文产生了兴趣，曾不止一次地读了苏联著名科普作家别莱利曼的《趣味天文学》，看了苏联的彩色科普影片《宇宙》，夏日夜晚每每仰望天空看星座。这次“报告”自然地落在我的头上。我找了几本参考书，并根据平时积累的天文知识准备了几天，写出二十多页的讲稿。那次晚会也有人文内容，张慈祜同学以标准的普通话，充满感情地背诵了一本关于天文的科幻小说的第一章。吉光达同学带来了星图，我们在教室外对照星图观看了星座。
这年深秋的一个周末，我们班在历史实习老师、天津师院历史系毕业班同学的帮助下，举办了一次音乐晚会，班委会为此作了精心的准备。侯福安同学为欢送实习老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在会上朗读，非常有文采，张慈祜同学写的关于音乐的晚会主持人朗诵词也很有文彩，桑常甫同学为晚会在黑板上画了十分优美恬静的风景画。会上，实习老师从中央音乐学院请来几位同学演出了有高度艺术技巧的一些中外名曲，特别是一位专业女高音演员演唱的《渔光曲》，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劳动的喜悦
翻开我们高三三组1958年毕业时编印的《同学录》，在李沣同学写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学校的每次劳动中，我们班也是走在最前列，在黑牛城，在辛家园，在边村，在儿童教养院，还有在水上公园工地。在水上公园，由于我们干劲大，热情高，协作好，创造了108车的全校最高纪录。这是我们劳动的奇迹，是党教育的结果，是教育方针优越的证明。”
1958年之前，我们的劳动虽然也有，但并不多。58年大跃进，劳动多起来了，学校组织高三同学每个星期六到水上公园去推“轱辘马”，那是一种建筑工地上专用的轻轨运输车，容积很大，车中装满挖出来的泥土，几个人用人力推动，运送到较远的地方再卸掉。班上五、六个人一组，从挖土，到装车，到运输，到卸车，一气呵成。高三共有八个班，很自然地形成了竞赛，一天劳动下来，看哪个班装运车多。58年春天，每到星期六，我们班这些小伙子就在工地上奔忙起来，满身泥土和汗水，推着沉重的“轱辘马”上坡下坡，开始是行走，到后来简直就是飞跑，那么痛快、欢畅。一天一个班完成108车，的确是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直到高考前一个多月，才停止了劳动，投入到复习功课中去。
高考以后，并没有过轻松的暑假。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令人高兴的是全班百分之九十六的同学考上了大学。到大学报到前，又在一中轰轰烈烈地办起小工厂，各个班积极行动，五花八门。我们班决定办生产硫酸亚铁的小化工厂，首先讨论叫什么名字，许多同学都说我们创造108车的记录不简单，就叫108厂吧，团支书王守训说：“好，就叫108，水泊梁山也是一百单八将呢。”于是找块木板用毛笔写上：“天津一中高三三组一O八厂”，就把牌子挂了起来。
厂址在操场东北角一块小空地上，没有厂房，就露天操作。同学们七手八脚地干了起来，有的动手砌灶，有的去买一口食堂用的大铁锅，有的去买煤，有的去化工厂联系，请他们无偿地支援废硫酸，有的去机加工厂联系，请他们无偿地支援钢切屑。不到两天，这个“土工厂”就开工了。大家把废硫酸和钢切屑倒入锅中，下边生火，上边搅拌，很快出了产品。全班分成几个组倒班，大家昼夜苦干，很快又实现了批量生产。把我们亲自生产出的硫酸亚铁拿到检验部门一分析，还真的达到了“国家水平”，也就是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了，大家是多么高兴啊。
这些是学校组织的劳动，班上同学还自发地自己组织过劳动。1957年5月，我们主动找市环境卫生局联系，与清洁工人一起，拿起扫帚、铁锹，在繁华的劝业场一带扫了一夜马路。梁天麒同学先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动员令”，又写了一篇这次劳动的报道稿投寄给《天津青年报》。
1957年暑假，王守训组织班上十几个同学自愿去他的家乡北郊区青光乡住上三天，参加点劳动，让城里同学认识一下农村。我们背上行李，步行了几十里，住在农村小学的教室里，大家说说笑笑，有滋有味。在村里请了一位会作菜的农民作炊事员，大家一起开伙，那顿西红柿炒鸡蛋至今还觉得喷香……
1963年1月27日（正月初三），天津一中组织了第一次校友返校活动。那时我已是清华工程化学系的大五学生，参加这次活动前后，有感于一中的学生生活，写下了一首诗《献给母校和老师》。这里就用那首诗中的两段作为结语吧：
谁使无知少年成为祖国的栋材？
母校啊怎能不把你纵情歌颂！
你的一草一木都为我们生长，
怎能忘记校园那嘹亮的钟声！
谁使无知少年成为祖国的栋材？
老师啊怎能不把你纵情歌颂！
你的一分一秒都为我们工作，
怎能忘记深夜那动人的明灯！
吉光达的来信
李沣兄：
没有看到你附来的马栩泉的文章。 你可能忘记附上了。 很想看看他是怎样写的。
一中 有许多优秀的老师，上次和祁堃说过许多。 李元芬老师不久前仙逝，我很遗憾没有能在多伦多见到她。是她培养了我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热爱。 现在想起来，我很怀念她，也怀念所有的我的老师。那时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如此地珍贵。当年年纪小，稀里糊涂地就过去了。也不知道珍惜。
吉光达
李沣学兄： 你好
看了马栩泉的文章了。 真感谢他能有这样详细的记录，让我又回到了青年时代。 他的日记能保存到现在，不容易，经历了四人帮倒台之后的清算。 谢谢他。我已经把他的文章保留起来了。
教生物的刘文垣老师不认得栩字，只好读成羽。 每次叫到马羽泉同学回答问题，马羽泉同学只好乖乖地站起来。。。
教物理的李世琦老师讲到即时速度时，用了一个成语“白驹过隙” 至今我仍然记得。 幸亏他没有说：”人生如白驹过隙“， 否则一定得挨大字报。
没有提到教物理的刘铁铮老师，我至今把他视作我的启蒙老师。 他花了一堂课的时间，推导出了氢原子的第一波尔半径是0.5 A, 长久一来，我一直纳闷，他是怎么把它给“玩“出来的？ 按说，以中学的物理知识，是弄不出这个数据的。 可惜，我中学的笔记全丢了。 这个谜永远也解不开了。
那 时，我看了几本天文学的小册子，沉迷于宇宙之类的话题。 曾经问过刘铁铮老师，什么是时间？ 他的回答是： 记不清了，好像是列宁给过定义。 后来，我知道，他是错了。 定义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给的。当然，以恩格斯在19世纪的那点物理知识，给出定义也是空对空，说了和没说是一样的。 记得爱因斯坦曾经把自然辩证法大大地嘲笑了一番。 不过，说心里话，自然辩证法序言中，有几段话还是说得非常精彩的。 我非常喜欢。
刘 铁錚的太太，刘真郁老师是教地理的。 当年学到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提问到陈佩午，他把16个名字编成了顺口溜：“俄罗斯， 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 卡累利阿芬兰， 。。。” 一气给背了出来， 结果，刘老师给了他 1 分。 大约是觉得他嬉皮笑脸。 现在想起来，真是岂有此理！那时的学生都老实，要是放到现在，非要有个说法不可。
当年，一中有个于鸿恩，是天津市1500米冠军，成绩是 3分47秒。 体育课上，我也跑过1500米，跑得我昏头昏脑，才跑了5分47秒，比他整整慢了2分钟。 有幸看过他跑，那是没话说，看他跑，是一种享受，十分优美。 测量百米，记得我是和徐德仁一起跑的。 那次我穿了一双钉鞋，跑了13.7秒，那是我有生以来最好的成绩。 不用说，是国家裁判大柳
（柳占发老师）给测的。 徐德仁好像是跑了12.3秒。 那是没得说。 他的两条腿像风车一样。 事后他还跟我说,你怎么跑这么慢？ 他哪里知道，我已经花了十牛三虎之力了。 人和人，不能比。
全班学歌，李宝珊最积极，刻印了好多歌谱，还领唱。 他介绍的“恩威尔霍查水电站之歌”至今我还会唱。 别的歌不记得了， 好像还有个“勘探队员之歌”。
５８年，好像是团支部做了决议，大家都说普通话。一时间，到处都是天津味的普通话。 依我看，天津味的普通话最难听，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不是团员，自然不受约束。 所以，我的天津话始终没有改过来。后来，到了工作单位，才下决心改过来的。 要是那时改了就好了。
友谊班活动，对于男校学生来说，初次接触异性，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 记得有几个女孩子挺漂亮，特别是那个朗诵“金色的海螺”的女孩。 那时，记得班 上有几个男同学在联欢会上，表现得颇为兴奋。 唉，少年少女情怀。 现在，也都是祖父，祖母级的人了。
总之，回忆起过去来，感慨万端。
不久前，网上看到一个连载文章，讲苏联小说的。 其中的不少我都看过。 它好像是带领我又重温了我的青年时代。 我很仔细地把每一篇都留了起来。 发给你看看，也许，你也会有和我类似的感触。
吉光达
李沣：你好！
看了这封信引起了不少陈年往事，回忆起来百感交集，有欢乐、幸福、幸运之感；也有不少辛酸苦辣。总的来看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我们没有辜负师长先辈们的教诲，几乎都成了不同行业的栋梁之材，为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之安心地欢度晚年吧！！
光达的回忆很详细，很具体，反映他聪明、智慧，记忆超群的才华。但文中是否有“张冠李戴”之嫌？如物理老师刘铁铮的夫人不是刘真郁，是教育局的一位搞教改的老师。她还专门到刘铁铮老师的物理课堂听过课。 刘真郁的丈夫是教物理的刘 * *，已记不清叫刘什么了。
别不多谈，顺致李 平好！
述林
光达贤弟！
来信收到，你的建议很好，连香港的地下通道都有的设备，在我见过的高铁站都不配备它，这可能是设计规范的不足之处。人性化不足。
我读了你给李沣发的信，把我带回了中学生活，佩服你的记忆力。我倒觉得如果在马栩泉的日记的基础上，同学们踊跃充实之。可能是一部珍贵的史料。
给你纠正一个事实——刘真郁老师的先生可能是物理老师，后来任教导主任的孙履恒老师。由于我的记忆力太差，应该说信息存进去了，地址找不到了，所 以取不出来了。一旦激发一下，有时还能调出一点信息。今天我给你纠正的大概属于此类事。又如：陈佩武。他当时经常用天津口音的俄语回答问题。所以印象深 刻。他退在上海一家农场，据说身体不佳，无力回津省亲。
今日该忙家务了，改日再谈。
祝好！ 祁堃
祁 堃 兄：
对，对，对。 是孙履恒老师。 是我记错了。
另外，我记得教代数的刘百高 老师，是55年肃反时倒的霉，不
57年。 记得那年暑假，老师集中学习。等开学时，刘老师就不见了。 57年因为打成右派而自杀的，还没有听说过。 我想这是因为，当时大家还不理解什么是右派，划成右派的后果有多严重。 所以，我觉得马栩泉是否记错了？
陈佩午（还是武？） 和我在一个学校（南开大学），他是生物系的。 当时，张乃光在数学系，我在物理系，余江逢在化学系。 就我们4个人。 不过在学校中几乎彼此碰不到面。 似乎5年中，只见过张乃光一面。张乃光挺有意思，有点迷迷糊糊，大家管他叫“乃光，乃光”，不称其姓。
于百揆上的是天津医学院。 后来，他分到天津卫生局，64年搞四清时（前十条），我碰到过他。 当时，我们都在余台（想不起来是那个公社了，是从李七庄还往南，大约走一个小时，好像是黑牛城公社吧？），我跟着地方上的两个同志，参加三级干部会，有时 碰到过他。不过见面很少。我因为管材料，故和他们局里也是管材料的一个女孩，叫小丁的很熟。 和他只见过几面。
再谈
光达
忆天津一中高仲君老师
李沣
高仲君老师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上个世纪初在天津一中教历史。开始他教初中的中国古代史，高中同学马栩泉、吉光达在初中时都听过高老师的课。最近与吉光达说起高老师，他给我讲述了当年的一个生动的课堂记忆，他说：“高老师是我的初中历史老师。那时，每次上课的程序是，老师先提问上堂课的内容，然后再开始讲新课。 这天，点到我来回答问题。 问题大概是为什么商朝灭亡，被西周代替的原因。 我当然是照本宣科说了一遍，等到最后，又自做聪明地加了一句：周朝是封建社会，比商朝的奴隶社会先进，所以代替了商朝。这个想法我也不知是哪里来的，估计是以前听谁说过，心想，周朝搞了分封，农村又搞了井田制，当然是封建社会啦。 不过，我可以确信，这话老师没有说过。没想到这画蛇添足的一句话，引起了高老师的极大关注， 高老师把课堂重点转移到了这个话题上，足足讲了十分钟，反复讲周朝为什么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社会。但都讲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讲到最后，高老师很严肃地说，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结论了。意思是，以后不要再反复了。 我之所以直到现在还记得这事，因为印象太深了。”
66年前的这个课堂记忆，说明了两点，一是吉光达同学聪明、好学、肯砧研、记忆力极强；二是高老师非常重视中国史中的学术问题，对这类学术问题，因为他有自己的见解。为写此文，翻阅了高老师等主编的《中国简史》，书中第三编“封建社会”的大标题就是：“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他是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定在春秋与战国，那当然，西周和春秋也是奴隶社会。
我1955年考入天津一中。根据马栩泉、吉光达、张仑同学的回忆，高一我们学的是世界近代史，由王涤武老师授课，高二学中国古代史，由高仲君老师授课。对高老师的历史课，现在记忆深刻的有两点，一是高老师课堂教学，条理分明，重点突出，逻辑性极强，环环相扣，没有一句废话；二是高老师讲课时间把握的极准，几乎堂堂课都是最后一个问题讲完后，下课铃响了。马栩泉同学回忆说：“高仲君老师的课，总的印象是重于传授知识，没有多强的政治色彩，讲得很平和、细腻，这是很难得的。” 高老师在天津中学历史教学队伍中，可以说是位姣姣者。当时天津市中学中国古代史的复习大纲，出自高仲君老师之手。天津市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历史教学》的编辑李光霁，经常到天津一中与高仲君老师见面交谈。不知什么原因，当时对一中历史组的好多老师我都不记得了，但对李光霁，其人、其名，却记忆犹新。现在看来，李光霁先生和高仲君老师，关系非同一般。高仲君、李光霁，后来都是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中国简史》一书，是由高仲君、李光霁、庞卓恒三位主编的。 由于高老师对历史教学有经验、有方法，所以后来他参与主编了《中学历史教育理论与方法》、《历史教育比较研究》等书，他与韩克让、白进文发表的“我们对期末总复习的几点体会”被全国各中学老师引用。
高老师不仅教我们历史，也是我们高二三班的班主任。马栩泉说：“高老师是咱们的班主任，他很注意发挥班委会的作用。咱们的班委会干部人品好，能力强，很团结，将班上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这与高老师的信任和放手分不开。”因我当时是班干部，与高老师交集较多，师生有情，关系融洽，记得清楚的一件事是帮助高老师搬家。一天，高老师对我说：“李沣，你找几个同学星期天帮我搬家。”高老师原住西安道黄家花园游泳池对面的一座小楼里，新家在民园体育场北门对过的一座二层楼里。我当时约了三位同学，名字记不清了。那时高老师的家当也很简单，两地又不远，搬家的那些活对我们年轻小伙子来说，轻而易举。记得搬完家后，高老师请我们吃了一顿包子。还记得搬家时看到高老师夫人与一中教生物的一年轻老师的合影，估计她们俩是亲姊妹。 高三时，王庆源老师教我们中国现代史，还是我们的班主任。从此，高老师的身影似乎从一中消失了，隐约听说是借调到外面工作。
天津师范大学成立于1958年，天津师范大学成立后，高仲君、李光霁就是历史系的教授，高老师是历史系的主任。现在看来，我们高三时，高老师离开一中，是在参与筹办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 1958年，我们高三三班的同学，离开一中，各奔前程。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我之所以喜欢历史、报考历史，是因为高老师让我知道了、感受到了历史的趣味、魅力和价值。 1958年，我们进入了大学的校园，开始迎接各种崭新的挑战。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然后各人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又经历“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氛围中，与母校天津一中，与一中的老师都已失去了联系。
1982年，我到北京军区某军用仑库检查工作，负责接待的是政治干事赵兴华。闲聊中得知他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哲学系，我就问他天津师大有没有高仲君老师（以前隐约听说高老师去了天津师大）。赵兴华说高老师是师大历史系的主任，曾给他们讲过课。大该是通过赵兴华，与高老师重新取得了联系。
1986年冬，高老师来北京开会，给我打电话，说晚上来我家。那时我住在安定门外立水桥附近的一个军队院里。高老师从安定门坐358路车，到终点站立水桥。立水桥那时是农村，周围都是庄稼地，连路灯也没有，我拿着手电到车站接他。与30年前的老师同桌吃饭，促膝谈心，温情脉脉，动荡不安的生活已经过去，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我手头的《中国简史》古代部分，是高老师1992年1月13日送我的。这本书是怎么送我的？记不清了。似乎1992年我到过天津，到过高老师家。因为据张仑提供的照片，我们是1992年5月24日，天津一中45周年校庆返校，高老师与我们同桌用餐。但我记得，我到天津后就直接到了高老师家，然后我们一同步行到了一中。由此可证，我知道高老师的家，很可能92年1 月份我到过高老师家。
这次校庆返校与高老师相聚，已经是师生分开35年后的相聚。35年啊！人生的一半。但从照片上看到，师生情谊依然如故，谈笑风生，相亲相爱，似乎师生没有35年的分离。
我们初中、高中的历史老师、班主任高仲君，与我们分别后，来了个华丽转身，一下子成了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主任、教授。可以说我们听过高老师的历史教学，受到过高老师的生活教侮，乃我们人生的一大幸事、幸运。
2008年，恭王府府邸正式开放，参观时看到如下信息：清王室复亡后，府邸的产权归属辅仁大学，府邸成了辅仁大学女生部。为此，我专门给高老师打电话询问。高老师告诉我，北师大历史系张文淳的夫人杜平是她的同学。张文淳、杜平老师，在师大时都给我们上过课，张文淳老师讲世界近代史，杜平老师讲世界中世纪史，后来才知道师大的杜平老师和我高中的老师是同学。上网查杜平老师，杜老师回忆说：“当时清华、辅仁等大学在天津就可以考试，而北师大则要到北京来考。我的两个同学都想上北师大，专程到北京考试结果都没考上，我就在天津考的辅仁，没等我毕业就并到北师大了。”看来高仲君老师和杜平老师一样，都是在天津考的辅仁大学。
高老师在历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与庞卓恒合写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几个问题的商榷》（载《中国史研究》 1981年第3期）一文，在学界引起了重视和讨论。学术界在总结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历史时，把80年代初的讨论主要归结为三种观点，其中第二种观点为“东方封建社会说”，代表性的论者是郭圣铭、庞卓恒、高仲君。1983年天津师大历史系建立了“史学理论与历史比较研究室”，高仲君、庞卓恒为研究室负责人。同年，经教育部同意，开始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988年，高仲君、侯建新又联名发表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载《天津社会科学》, 1988年10期）对斯大林完整论述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及其普遍规律性提出了质疑，并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三大社会形态说”，在当时社会学界引起了一番争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一定启示作用。 高仲君老师为人低调，退休后就淡出了学界。2008年11月8日，天津师范大学李海涛教授为高仲君老师写了一首祝寿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返校与校长和老师合影：前排左一李媛芬老师、刘真郁老师、刘铁铮老师、教外语的杨老师、韦力校长、王庆源老师。
张和的诗——–同学情
一张通知书，相聚校园中。
从此我们是同学，
这一称呼伴终生。
一块去上课，一起看电影；
一同去郊游，一路谈人生。
漫漫风雨求学路，
日月可鉴同学情。
同学情是一份真挚的情，
同学情是一份难忘的情。
同学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
同学是情同手足的亲弟兄。
一本毕业证，各自奔西东
从此我们不常见，
同学情谊装心中。
一边忙工作，一边顾家庭；
一边去打拼，一心要成功。
悠悠岁月催人老，
久别的人盼重逢。
同学不分贵和贱，
同学没有富和穷。
同学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
同学是情同手足的好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