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二战名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见到了毛泽东。
这位西方名将一通盛赞，毛泽东却说，我一生的“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
这就奇怪了，放着决战决胜、奠定乾坤的三大战役不要，偏偏选一个长征路上看似“逃跑”的战役当代表作？
这背后，就藏着军事指挥的终极秘密——有些胜利可以复盘，而有些“天才”，你连复盘的机会都没有。
得意之笔——从“情报失误”开始的神级操盘
要说“四渡赤水”为什么“神”，首先就得搞明白，它“神”在哪儿。
很多人以为“神”是“神机妙算”，是一切尽在掌握。
恰恰相反，这出“得意之笔”的开局，是一次重大的情报失误和战役失利。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泽东刚刚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
他接手的是个什么摊子？3万多疲惫不堪的红军，正被蒋介石调集的湘军、川军、滇军和中央军嫡系，总计4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围追堵截。
这简直就是个死局。
毛泽东复出后的第一仗，选在了土城。按照原计划，是准备在这里打一场歼灭战的。
战斗在1935年1月28日凌晨打响，结果一上手，红军就打不动了。
原因很简单，情报翻译出了岔子。
战前情报把敌人的“旅”翻译成了“团”，以为对面只有6000多人。结果一交火才发现，敌人是6个团万余人，装备精良，后续援军还源源不断。
这仗打成了“拉锯战”和“消耗战”。毛泽东当机立断：撤！
再打下去，红军这点家底就得全交代在这儿。
也正是这次土城战役的失利，逼得红军不得不在第二天，也就是1月29日，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
这就是“得意之笔”的开端——不是深思熟虑的妙计，而是被动挨打后的紧急避险。
蒋介石一看红军入川，立刻调兵遣将，把主力全往川南压，企图围歼。
他没想到，这正中毛泽东下怀。
国民党军重兵全扑向川、滇边境，老巢贵州（黔北）的防守，空了！
毛泽东抓住战机，指挥红军在2月18日到21日，杀了回来，二渡赤水。
这一记“回马枪”打得叫一个酣畅淋漓。红军取桐梓、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短短5天，击溃和歼灭了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缴获大批物资，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下轮到蒋介石坐不住了，奇耻大辱。他急飞重庆，亲自坐镇指挥，调集重兵再扑遵义。
蒋介石的战法很稳，叫“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南守北攻，铁了心要把红军困死在遵义。
敌人变了，毛泽东也得跟着变。
他指挥红军故意在遵义地区来回“徘徊”，摆出一副要决战的架势，引诱各路国民党军上钩。
等敌人重重叠叠的包围圈快合拢时，3月16日到17日，红军在茅台镇及其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又进了川南。
而且，这次渡河是故意大张旗鼓，白天行军，生怕敌人看不见。
蒋介石一听，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赶紧调整部署，再次扑向川南。
几十万大军，就这么被毛泽东调动得团团转。
红军主力“声东击西”，大部队向西佯动，摆出要进攻云南的架势。
但同时，一支奇兵直插贵阳。
贵阳是蒋介石的指挥中心，他本人就在那儿。这一下可把蒋介石吓得够呛，他赶紧急调滇军孙渡的部队火速回援“救驾”。
等滇军一动，国民党军在贵州西部的防线，又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毛泽东等的就是这一刻。他立刻指挥红军主力，趁着这个空当，从容地跳出了40万大军的包围圈。
这就是“四渡赤水”。
别人打仗，是靠地图、靠情报、靠兵力计算。毛泽东打仗，是靠“势”。
他把几十万敌人当棋子，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在敌人的布防空隙中穿插。
他甚至能把“情报失误”和“战役失利”（土城之战），当成整个战役布局的起点。
这种化腐朽为神奇、在绝境中无中生有的指挥艺术，已经超出了“战术”的范畴，进入了“艺术”的范畴。
这，你怎么复盘？
战略定力——“白一根头发”的政治决断
如果说“四渡赤水”展现的是“动”的天才，那“平津战役”展现的，就是“静”的。
这种“静”，比“动”更难复盘。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淮海战役也打得国民党军主力损失殆尽。
盘踞在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成了“笼中之鸟”。
当时，傅作义手下的部队，被我军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互不相连的地区。
按照常规军事思维，这时候就该“痛打落水狗”。趁他病，要他命。
但毛泽东的命令，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他严令东北野战军，在入关后先停在冀东地区休整，“围而不打”。
他还命令华北我军，“隔而不围”，故意在北平和天津之间，留出一条“缝隙”，让傅作义产生还能“西逃”或“海运”的错觉。
更绝的是，他甚至命令部队不要去打张家口和新保安。
为什么？
毛泽东的算盘，早就超出了军事范畴。
他算的，是一笔政治账。
当时的傅作义，就像一个赌徒，手里还有最后的筹码（几十万大军）。
如果我军一上来就把他的嫡系（如新保安的三十五军）给端了，或者把他的退路（张家口或塘沽）给堵死了。
那傅作义就只剩一条路：困兽犹斗，死磕到底。
如果几十万大军在北平城里跟你打巷战，那结果会是什么？
北平这座千年古都，连同那些无价的文物古迹，都得被打成一片焦土。
所以，毛泽东的战略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歼灭”傅作义，而是要“和平解放北平”。
为了稳住傅作义，让他不至于狗急跳墙，毛泽东宁愿让大军“引而不发”。
这需要多大的战略定力？
前线几十万将士枕戈待旦，军心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你作为最高统帅，却必须压住这种“势”，让大家“等”。
这种等待，是最大的煎熬。
毛泽东后来自己也说，为了这个决策，他愁得“白了一根头发”。
但他紧接着说，“白一根头发，胜过三大战役，是值得的”。
直到1948年12月，我军彻底完成了对所有敌人的分割包围，傅作义的陆路、海路都已断绝，毛泽东才下令发起攻击，先打新保安和张家口，敲掉傅作义的嫡系。
最后再打天津，彻底断掉他的幻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这种以政治目标统帅军事行动，在胜利唾手可得时，却甘愿为了更大的利益（保护古都）而承受巨大压力的战略定力。
这，又怎么复盘？
钢铁意志——在“新战场”与“丧子之痛”中指挥
如果说，长征和解放战争，打的还是“知根知底”的仗。
那么抗美援朝，就是一场全新的、史无前例的豪赌。
毛泽东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战场（国外），一个新的敌人（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军）。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那一刻起，时年57岁的毛泽东，全副精力都集中到了朝鲜战场。
他过着睡眠极少的紧张生活，每天批阅海量的前方电报和各方情报，分析局势，迅速作出决断，指导前线作战。
要知道，那是1950年，我们的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初战必胜，至关重要。
第一仗打不赢，志愿军在朝鲜能不能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就是在这样泰山压顶的战略压力下，一个撕心裂肺的噩耗传来了。
11月25日，志愿军总部遭到美军空袭，作战室被一片火海吞没。正在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彭德怀当天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短短的电文，写了一个钟头。
电报到了周恩来手里。他知道这对毛泽东的打击有多大，不愿在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把电报暂时压下了。
直到1951年元旦过后，1月2日，他才把电报和一封信送给毛泽东。
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很久。
他强压着悲痛，只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
后来彭德怀回国，当面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内疚地作检讨。
毛泽东听罢，沉默了许久。
他对内心不安的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在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丧子之痛时，他紧接着说的是什么？
他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这就是毛泽东。
在巨大的个人悲痛和巨大的国家战略压力（上甘岭战役等）之下，他没有丝毫的情绪崩溃，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和钢铁般的意志，继续指挥着这场立国之战。
这种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熔于一炉，在极端压力下依然保持绝对清醒的指挥能力。
这，是任何军事学院都教不出来的，也是任何人永远无法复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