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在开国少将中颇有名气，从他的个人经历中不难发现，他早早就担任了大军区司令员，显示出其卓越的才能和领导能力。在革命的数十年历程中，调动工作对于他而言并不陌生，通常情况下，他总是能够很顺利地服从组织的安排。然而，有一次，他内心却对调动感到不情愿，造成了他内心的困惑。
在他的履历中，有几年的时间是在新疆度过的，而这段经历无疑是令他反应最为强烈的一次。回想起如今的新疆，这里已经成为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丰饶的瓜果和新鲜的蔬菜让人眼花缭乱，自然风光更是让人流连忘返。然而，几十年前的新疆却是人烟稀少，几代人靠着生产建设兵团的辛勤开垦，才孕育出了石河子等这些美丽的新兴城市。
作为一位带兵作战的军官，丁盛被派往担任副司令员，这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他既不擅长生产与建设工作，又对兵团的日常事务生疏，内心不禁产生疑虑：自己去那里究竟能做些什么？职务上虽然有所晋升，他成为了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这在组织层面上看来是向前迈出了一步。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新疆能进行指挥作战的部队屈指可数，只有独立师可以调动。贺老总便告诉他，去那里可以不用过于关注生产工作，重点在于调动几个师增强战备。听到这些话，丁盛总算松了口气，心里略微释然。
从他那段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丁盛对被调任至生产建设兵团的情绪并不太好。他在新疆工作了两年，期间大规模的运动展开，军区与兵团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冲击，丁盛当然也难以幸免。在那些动荡的时刻，有人指责他是来夺权的。作为一名作战指挥员，丁盛性格直率，当有人反对他时，他毫不犹豫地反驳，直言道：“上级派我来的，我能不来吗？不来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对于“夺权”这个词，他更是感到困惑不已。自己虽是兵团的第一副司令员，但陶峙岳已不再管理事务，许多事情都需要由他来处理，这样的情况是否真有必要呢？那些来揪斗他的对手，辩论无果后竟开始出言不逊，丁盛听后更是气愤不已，他认为批评固然可以，但诅咒侮辱之语绝对不可容忍。
就这样，丁盛一天的精力都被耗尽。在这个困难的时期，王恩茂等人为他提供了保护，给予了他一些支持。后来，丁盛与王恩茂一行被召回北京，而有些人追随而来。因为对丁盛态度坚定，没人能对他施加压力，因此他们只得采取拉拢的方式。而在此之后，矛头也渐渐不再指向他。
在北京短暂停留后，他被任命为兵团第二司令，回去主持工作。然而，那时候的局势依然不够稳定，于是他于1967年被调回北京休息。内心深处，他其实渴望能够重返军队，因为地方工作的复杂性令他感到无所适从。后来，丁盛遇见了黄永胜，并见到了林总，表达了自己想回军队的愿望。终于在1968年，他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丁盛在到任当天便接到了总理的电话，通知他回北京详谈要事，这让他明白了自己被安排负责新疆工作，而王恩茂因受到冲击暂时无法回归。在军区工作已经让他身心俱疲，丁盛再也不想去地方工作，尤其是新疆，那个地理位置特殊、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处理内外问题的能力令他心存忐忑。出于对工作的责任，丁盛向上级坦白自己恐怕无法胜任此项工作。
对此，上级并没有再强迫他，而是从湖南调来了龙书金。龙书金同样是少将，且同样是四叶的战士，在四野的战绩和声名上甚至超越丁盛。他指挥的第六纵队第17师在林总麾下是颇有声望的精锐，在四平战役、锦州战役、和天津战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龙书金是一位出色的战将，但他对地方工作的处理及大军区的工作经验并不丰富，他从省军区司令员一跃而成为大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第一书记，这样的经历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在新疆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他于1971年便离开了这一岗位。
丁盛在广州军区工作不到一年，其中恰逢“杨余傅事件”的发生，黄永胜随后被调任总参谋长，军委司令员的职位空缺，丁盛意外地接替了这一职务。之后，他在大司令员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八年，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