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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高都护骢马行》

宣德笺上的墨痕如寒潭映月，董其昌笔下的《高都护骢马行》似一段被时光凝住的疾风——时人谓“大明行草无出其右”，这声赞叹究竟是过誉的痴语，还是历史的真相？当我们拨开四百余年的尘雾，凝视那绢本上飞动的线条，答案便在笔锋的提按、墨色的枯润间，渐次清晰。

一、墨韵里的“平淡”与“险绝”

董其昌曾言：“书法之妙，全在运笔。”《高都护骢马行》最惊心动魄的，恰是这“运笔”的神韵。其行草脱胎于“二王”，却将小王（献之）的险峭揉入大王（羲之）的蕴藉，如“骢马”二字，左旁“马”部以篆籀笔意裹锋直下，右旁“匆”则以侧锋掠出，一收一放间，恰似骏马收缰时铁蹄叩地的沉雄，与扬鬃时风入毛鬃的轻逸。

墨色的层次更如造物弄景：起笔时浓墨如夜山凝黛，行至“高都护”三字的末笔，墨色渐淡如晓雾漫江，待“行”字收尾，枯笔飞白又似秋草缠石——这种“五色墨”的妙境，源自董其昌对“墨分浓淡，如诗分平仄”的极致追求。他曾在《画禅室随笔》中直言“墨须渗化，乃见生动”，此帖正是这一理念的书法注脚。

结体的“奇正相生”更见匠心。“强”字左窄右宽，却以中竖的微欹稳住重心；“沙”字三点水如垂露连珠，右侧“少”字的长撇则如惊鸿斜掠——单个字看似欹侧不安，全篇观之却如万马阵中，每匹骏马各展姿态却浑然一体，这便是董氏“以奇为正”的布局智慧。

二、创作背景：一轴书帖里的晚明风骨

万历三十七年的松江，暑气如蒸。董其昌时任南京礼部尚书，虽已远离朝堂纷扰，却难释对边塞将士的牵念。彼时，西域高昌（“高都护”所镇之地）战火初歇，驿使带回的战报里，有“骢马踏破天山雪”的豪壮，也有“征人白发寄家书”的苍凉。杜甫原诗《高都护骢马行》本是咏叹边将坐骑的神骏，董其昌读罢，竟于案头铺展素绢，以笔为骑，将诗中“总戎扫大漠，一战擒戎王”的慷慨，化作笔下龙蛇。

相传书此帖时，董其昌案头置着两物：一是好友陈继儒寄来的西域胡麻酒，酒香清冽如塞外风；二是一方从民间淘得的唐砚，砚底刻着“永徽年制”四字——他摩挲着古砚，恍若触摸到盛唐的脉搏，而笔下的行草，正是以晚明文人的细腻，重述着盛唐的雄阔。

三、轶事与回响：墨香里的历史余温

董其昌写字有个癖好：必于晨起沐手后，焚一炉“龙涎香”，待香烟袅袅如篆，方才握笔。写《高都护骢马行》那日，香燃了三炉，墨磨了两锭，仆人换了五次研墨的清水，他却浑然不觉。直到最后一字“行”的捺脚如剑出鞘，他才搁笔长叹，指节因运力过久而微微发颤。

此帖初成，便被陈继儒索去，悬于“晚香堂”壁上。时人见之，无不惊叹：“子久（黄公望）画山水，以淡见浓；玄宰（董其昌）作行草，以虚见实，真乃南北辉映！”后来，这卷书帖流入清宫，乾隆帝见之，竟在绢边钤下“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五方印章，还于卷尾题跋“笔底有天马行空之态，腕间具山川映发之奇”——帝王的推崇，更让此帖身价倍增。

但董其昌的行草，并非只受庙堂青睐。民国年间，书法家沈尹默偶得此帖珂罗版印本，日夜临摹，竟于梦中见董其昌握笔笑曰：“字要写得活，如骢马渡水，蹄下自有清波。”沈尹默醒后大悟，其晚年书风的“灵动通透”，正源自对这“蹄下清波”的领悟。

四、“无出其右”？历史的天平

若论大明行草“无出其右”，需置于书法史的坐标系中衡量。明初有宋克的章草，雄强如铁甲；中期有祝允明的狂草，烂漫如火焰；而董其昌的行草，却是“月印万川”的澄澈——他不追求视觉的冲击，而在笔墨的“淡远”中，寻得文人精神的栖居之所。

杜甫诗中“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何尝不是董其昌的自况？他以行草为舟，载着文人的风骨，穿越大明的烟雨，直抵后世人心。说他“无出其右”，或许不是指技法的绝对超越，而是指他将书法从“技”的层面，升华至“道”的境界——正如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言：“书道只在’巧妙’二字，巧妙者，所以状其淡远之致也。”

当我们再次凝视《高都护骢马行》的墨痕，那些游走的线条，早已不是简单的笔画，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谱：有边塞的长风，有文人的清狂，有历史的厚重，也有艺术的永恒。“大明行草无出其右”的赞叹，与其说是对技法的判定，不如说是对一种“文人书法”巅峰状态的致敬——董其昌笔下的每一笔，都在证明：真正的艺术，永远如骢马踏雪，蹄印深刻，余韵悠长。

这卷书帖的墨香，飘过四百余年的岁月，仍在诉说：有些“夸张”，原是历史的深情；有些“无出其右”，本是艺术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