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证今
所谓的证今，就是对明代本朝的官印和用印内容的发展作了较为细致的介绍（周应愿是明代人，明代，就是他的“今”）。
大明一统，东起朝鲜，西至嘉峪，南滨大海，北连沙漠，乾坤再造，日月重光。高皇帝神武天授，崇墨右文，严格蒙古，命儒臣宋濂等择三衢毛晃论，改沈约四声韵，集为《洪武正韵》，其字义即一点一画，悉宗《说文》。
明代疆域图
大明统一天下后，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到嘉峪关，南邻大海，北接沙漠，国家重获新生，世道重现光明。太祖高皇帝（指朱元璋）神武天授，推崇经术、重视文治，严格防范蒙古残余势力（之前的元代是蒙古势力），下令儒臣宋濂等人参考三衢（今浙江衢州）毛晃的韵书理论，修改沈约创立的四声韵体系，编纂成《洪武正韵》。这部书的字义乃至每一笔一画，都完全遵循《说文解字》的规范。
宋濂画像
文故真体，推之于篆，若合契节。其篆则惟印最重。
（《洪武正韵》的）文字虽然用真（楷）体文字，由它推及到篆文，就如同符契一样相合。
印，惟内阁玉箸文，银印，直钮，方一寸七分，厚六分；征西、镇朔、平羌、平蛮等将军，则柳叶篆文，银印，虎纽，方三寸三分，厚九分；馀俱九叠篆文，直钮；正一品，俱银印，三台，方三寸四分，厚一寸；正二，银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从二，银印，二台，方三寸一分，厚七分；正三，铜印，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厘；从三，铜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又，从三，铜印，方二寸六分，厚五分五厘；
正四、从四，俱铜印，方二寸五分，厚五分；正五、从五，俱铜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厘；又，从五，铜印，方二寸三分、厚四分；正六、从六，俱铜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厘；正七、从七，俱铜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正八、从八，俱铜印，方二寸，厚二分五厘；正九、从九，俱铜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厘；
未人流，俱铜条记，阔一寸三分，长二寸五分，厚二分一厘；中独监察御史印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篆文八叠；三品独两府尹银印。今礼部铸印局，具有定式。
以上几段，我们不再译成白话，因为这几段是对明代官印形制的列举，明代的官印中，有玉箸文、柳叶篆文、九叠文等文字的使用和印章的形制、材料、用途、品阶，指出其使用的定式。其中较为重要的印章如图：
明代官印
皇帝诏臣子公侯以下品秩，一至五授诰命，则制诰之宝。六至九授救命，则敕命之宝。妇人诰命从夫，其给予俱俟吏部送中书舍人。书完仍俱印信，手本送尚宝司，于御前开宝，方许实授。
皇帝下诏规定：官员中公侯品级以下者，一品到五品授予诰命，使用“制诰之宝”印章；六品到九品授予敕命，使用“敕命之宝”印章。妇人的诰命等级依照丈夫的品级而定，相关授予事宜都要等吏部将材料送达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书写完毕后，一律加盖相应印信，再以手本形式送尚宝司，到皇帝面前核验印章无误后，才算正式授予。
世传小篆八体，曰鼎小篆，曰薤叶，曰垂露，曰悬针，曰缨络，曰柳叶，曰剪刀，曰胡书。胡书，何马鬼魅王书。小篆，即今玉筯篆。柳叶体，始自卫瓘。剪刀，象形。韦诞作薤叶，垂枝浓直。曹喜作垂露，喜书章表，点缀轻盈，象露垂，故名垂露。悬针，垂脚势若针锋。璎珞，则刘德升观星象为之者。诸篆惟玉箸合古。九叠官印近代谓之缪篆，缪篆惟官则可。
明代“荡寇将军印”
世间流传的小篆有八种字体，分别是鼎小篆、薤叶篆、垂露篆、悬针篆、缨络篆、柳叶篆、剪刀篆、胡书篆。胡书篆，也叫何马鬼魅王书（疑为少数民族文字的结合）。小篆，就是现在所说的玉筯篆。柳叶篆，最早由卫瓘创制；剪刀篆，字形像剪刀，属象形字体。韦诞创作薤叶篆，笔画垂立、厚重挺直；曹喜创制垂露篆，他用这种字体写奏章文表，笔画点缀得轻巧灵动，像露珠下垂的样子，所以叫垂露篆。悬针篆的竖笔收尾，笔势像针尖一样尖利。缨络篆，是刘德升观察星象变化而创制的。这几种篆书里，只有玉箸篆符合古代篆书的规范。九叠篆近代也叫缪篆，这种篆书只适合用于官印。
一定要注意，这里的“缪篆”与我们学习汉印时的那个“缪篆”，有明显的区别。明代这里的“缪篆”，实际上是指的九叠篆，如上图明代官印中的篆体“妃”字下部笔画，一再排叠，直至撑满印面，起到美化和防伪的作用；而汉代的缪篆，由秦摹印篆演进而来，只是为了使文字适应印面，做相应的笔画修改、增减以适应印面，一般不做笔画的盘叠。
古官印俱不代，惟率善归义等则代，如日“汉归义某官”“晋归义某官”“晋率善某官”“魏率善某官”。国朝官印俱不称明，以大一统。
晋代的称代印
古代的官印都不标注朝代名，只有“率善”“归义”这类安抚少数民族的官印会标注，比如“汉归义某官”“晋归义某官”“晋率善某官”“魏率善某官”。本朝（指明朝）的官印都不标注“明”字，以此彰显天下一统的格局。
其赐外国印俱在朝贡请封后。洪武元年赐安南国王，二年赐占城国王，四年赐三佛齐国王，八年赐暹罗国王，十六年赐琉球国王，俱镀金银印。二十五年赐朝鲜国王金印，永乐二年赐爪哇国东王，镀金银印。三年赐浡泥国王、古里国王、满刺加国王、苏门答国王各印。诰土官俱给信符，勘合金字红牌。信符，铜铸，五面阳文、一面阴文。
朝廷赐给外国的印玺，都要在对方前来朝贡并请求册封之后才颁发。洪武元年赏赐安南国王，二年赏赐占城国王，四年赏赐三佛齐国王，八年赏赐暹罗国王，十六年赏赐琉球国王，这些印玺都是镀金银印。二十五年赏赐朝鲜国王金印；永乐二年赏赐爪哇国东王，也是镀金银印；三年分别赏赐浡泥国王、古里国王、满刺加国王、苏门答腊国王印玺。朝廷授予土官的诰命，都会同时发给信符、勘合以及金字红牌。信符是铜铸的，有五面刻阳文、一面刻阴文。
阴文付土官，阳文藏内府。凡遣使，则赍阳文信符及批文各一，至布政司比同底簿，方传送使者。土官比同阴文信符及勘合，即如命奉行。每编号自一至百，莫敢越次。
阴文的一面交给土官保管，五面阳文的都收藏在皇宫内府。但凡朝廷派遣使者（前往土官辖区），就要携带一面阳文信符和一份批文，到布政司核对底簿无误后，才会派人护送使者前往；土官收到后，核对自己保管的阴文信符与使者带来的阳文信符、勘合一致，就按照朝廷的命令执行。这些信符、勘合都按顺序编号，从一到一百，没人敢擅自逾越编号使用。
明永乐十三年《敕封慧善禅师诰书》上的“敕命之宝”
印信之重，未有如当代者。汉所谓印章，则今所谓牙牌而已。士大夫自制印亦日印，篆文俱尚玉箸，长、短、阔、狭、大、小，惟所欲为，金、银、铜不以品秩定限。除姓名外，今官多刻古官，三公、三孤，今不异古。如六部尚书，吏日古冢宰，户日古司徒，礼日古宗伯，兵曰古司马，刑日古司寇，工曰古司空。属曰古天官属某官，地官属某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属某官。五军都督属日古参军，都御史日古中丞，十三道御史曰古侍御，通政日古纳言，给事中日古司谏，太常日古太常，大理日古大理，两京府尹白古京兆，太仆日古太仆，翰林曰古太史，布政目古方伯，府日古二千石，州曰古州牧，县日古令尹，按察司日古观察。惟进士日“某年进士”，首榜日“状元”、曰“会元”、日“解元”，散秩纷纷，不可胜载。
印信的重要性，没有哪个朝代能比得上本朝。汉代所说的“印章”，其实就是现在的“牙牌”（其实就是身份凭证）而已。士大夫自己制作的印章也称为“印”，篆文都推崇玉箸篆，印章的长短、宽窄、大小可以随心所欲，材质用金、银、铜，不按官品等级限定。
明代的牙牌
除了刻姓名之外，现在的官员大多会刻古代官名：三公、三孤这类官职，古今名称没有差异；像六部尚书，吏部称“古冢宰”，户部称“古司徒”，礼部称“古宗伯”，兵部称“古司马”，刑部称“古司寇”，工部称“古司空”；其下属官员则称“古天官属某官”“古地官属某官”，以及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属某官；五军都督府的下属称“古参军”，都御史称“古中丞”，十三道御史称“古侍御”，通政使称“古纳言”，给事中称“古司谏”，太常寺官员称“古太常”，大理寺官员称“古大理”，两京府尹称“古京兆”，太仆寺官员称“古太仆”，翰林院官员称“古太史”，布政使称“古方伯”，知府称“古二千石”，知州称“古州牧”，知县称“古令尹”，按察司官员称“古观察”。
只有进士会刻“某年进士”，科举首榜的则刻“状元”“会元”“解元”。其他零散的官阶称谓繁多，无法一一记载。
唐伯虎和他的“南京解元”
蕃王锡印外自制，或日某王章，或曰某王印。山林隐逸之士自制，或曰某山人，或日某水，或曰樵，或曰渔。洪笔丽藻之客自制，或取《山海经》，或取《尔雅》，或取《老》《庄》，或取《骚》，或取禅，或取秦汉以来诸稍僻书。理学大儒，则取裨风教者，或《周易》，或《诗》《书》，或孔、孟，甚或宋人讲学语。道不同不相为谋，夫印亦然。
藩王除了朝廷赏赐的印玺外，还会自己制作印章，有的刻“某王章”，有的刻“某王印”。隐居在山林间的隐士自己制印，有的称“某山人”，有的用山水为名，有的叫“樵”，有的叫“渔”。擅长写华丽诗文的文人自制印章，取材有的来自《山海经》《尔雅》《老子》《庄子》《楚辞》，有的源自佛学典籍，还有的取自秦汉以来较为冷僻的书籍。信奉理学的大学者，会选取对风俗教化有益的内容，要么出自《周易》《诗经》《尚书》、孔子、孟子的言论，甚至还有宋代学者的讲学语录。道路不同就不会一起谋划，印章的取材和风格也是如此啊。
何震“笑谈间气吐霓虹”
《汉志丛录》：彻侯之号，或以其县，萧何“酇侯”是也；或以其乡，公孙弘“平津侯”是也；或以其亭，关云长“寿亭侯”是也。
《汉志丛录》记载：彻侯的封号，有的用受封的县名，萧何“酇侯”就是这样；有的用受封的乡名，公孙弘“平津侯”就是如此；有的用受封的亭名，关羽“寿亭侯”便是这类情况。
印虽小器，亦各言其志矣。故曰舞韶乐，行夏时，乘殷辂，服周冕。
印章虽是小小的器物，却也各自承载着主人的志趣与追求。所以古人说：要演奏虞舜时的《韶》乐，推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商的车子，穿戴周朝的礼帽。意思就是汲取历代之精华，成就合宜之道。总之，印章形制与内容藏着主人的取舍与追求。
又曰：夏礼能言，杞不足征也；殷礼能言，宋不足征也。又曰：周监二代，郁郁文哉，吾从周。官印从时，自制印从古。从时，故施之奏牍移文；从古，故施之古器书画。
古人又说：夏朝的礼仪制度虽有人能谈论，但杞国（夏朝后裔封地）的传承不足以佐证；殷商的礼仪制度虽有人能谈论，但宋国（殷商后裔封地）的传承不足以佐证。古人还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的制度，文化礼乐繁茂昌盛，我遵从周朝的制度。官印要顺应时代，私人自制的印章则要效法古人。顺应时代，所以能用于奏章公文；效法古人，所以能用于古器书画题跋。
今藩高唐、齐东二王俱善篆，高唐篆《正韵》，极端古，新乐、商何二王校刊行于世，可谓上翊圣祖，洋洋乎表东海哉！今夫学士、大夫，谈印便称慕秦、汉印，不知秦、汉印非能胜今。当时未有俗体，篆，家喻而户晓之，所以独胜。后来户户临池，家家染练，真、草诸体，各擅珠玑，古篆一脉竟同灰烬，良可浩叹。
如今藩王中的高唐王、齐东王都擅长篆书，高唐王依据《洪武正韵》书写篆书，极其古朴典雅，新乐王、商河王（原文“商何”疑为“商河”讹写）将其校勘刊印流传于世，真可以说是辅佐圣祖、彰显东海藩国的盛德啊！现在的文人官员，一谈论印章就声称仰慕秦汉印章，却不知道秦汉印章并非本身优于现在的印章——当时没有俗体字，篆书是家家户户都通晓的字体，所以才显得格外出色。后来人人临池学书、家家浸染笔墨，楷书、草书等字体各有精妙之处，而古篆这一脉却几乎断绝如灰烬，实在令人深深叹息。
殷中军初看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殷荆州尝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噫！天下有好古之士，能恨篆书少乎？三日不看《说文》，不知手底木强否？印局可据，《正韵》可考，保残守缺，反本穷原，事在今日。
《书》曰：典常作之师。
殷中军（即殷浩，东晋人，清谈家，与王羲之为儿女亲戚）起初读《维摩诘经》，疑惑《般若波罗蜜》的内容太多；后来读《小品般若经》，又遗憾这类精妙言论太少。殷荆州（即殷仲堪，东晋人，曾任荆州刺史）曾说：“三天不读《道德经》，就觉得舌根发僵，说话不顺畅。”唉！天下若有喜爱古学的人，难道会遗憾篆书的相关传承太少吗？三天不看《说文解字》，不知道下笔写字时会不会觉得手腕僵硬、运笔不灵活呢？印局的规范可以依据，《洪武正韵》的标准可以考证，挽救残存的古篆传承、追溯其本源，这件事就在于今天啊。
《尚书》说：“要以恒久不变的典章制度作为准则。”
（【印说】细读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