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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完“史前时期的安徽”，又来到三楼安徽文明陈列（二），参观“夏商周时期的安徽”。
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进入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新阶段，青铜文化高度发达，所以，夏商周三代又被称为中国“青铜时代”。
安徽地域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夏商周时期的安徽”展览以“寻踪夏迹”、“煌煌商域”、“夷立淮土”、“诸侯方国”、“楚辉照耀”五个单元构建叙事框架，系统呈现安徽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明演进轨迹与辉煌成就，深刻阐释安徽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关键地位与独特贡献。
走进青铜器展厅，展厅主要展示了安徽近些年重要考古成果，展出了青铜器、金器、玉器、陶器等900余件文物，其中一级文物180余件。琳琅满目的青铜器，令人目不暇给。
一.寻踪夏朝
安徽江地区既是夏王朝的兴国之地，也极可能是夏王族的仰慕之区。
伴随着早期文明的演进，禹会侯于涂山后，夏朝建立，开启了中国王朝时代。中华文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发掘出安徽夏朝时期的主要遗址有：寿县斗鸡台遗址、肥西大墩孜遗址、肥西三官庙遗址等。
斗鸡台遗址，位于安徽省寿县双桥镇。为典型的台地型遗址。相传是当年为楚王斗鸡的地方。以寿县斗鸡台遗址而命名的“斗鸡台文化”，是淮夷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该遗址为商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
1934年考古前辈李景聃、王湘曾作过调查。1982年秋，曾作试掘，发现有陶器、石器、铜器、骨器和大量卜骨等，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遗址。
肥西大孜遗址位于肥西县坝社区村，为商周时期村落台地遗址，面积约8000平方米。
🌑夏朝·铜斝、连珠纹斝，1972年肥西大墩孜遗址出土🌑
1972年试挖，出土了龙山文化至西周时期的遗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单扉铜铃和2件铜斝，为安徽最早的青铜酒器。
连珠纹斝，夏代文物，1972年6月肥西大墩孜出土。通高21.4，口径13，底径9.6厘米。
连珠纹斝，造型简单原始，纹饰素。圆形侈口，口沿有一宽边，束腰，下腹略向外鼓，平底微凸。颈腹间置一弓形扁鋬，上有两个长条形镂孔装饰。口沿上立两个三棱锥形矮柱，上有半月形钉帽。三棱形空锥足。腹部饰两道弦纹，中间加连珠纹，下腹有三个凸起的圆饼形饰。
连珠纹斝，是江淮地区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器，对研究夏商时期江淮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兽面纹铜斝，1965年于安徽省肥西县馆驿出土，是中国古代温酒的酒器，容量较大，把酒倒入其中直接生火就可加热。形状看起来类似于现在的一个小火锅。
单扉铜铃，铃体的合瓦形与商周青铜乐器铙、钟的形制一脉相承，是安徽境内目前出土最早的空腔青铜器，在中国音乐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肥西三官庙遗址，位于安徽省肥西县桃花镇三官庙村。于2018年发现并进行发掘，总面积2100多平方米。被碳十四断定为夏代末年居民遗址。是江淮流域夏朝中原文化的有力证据。被评为2019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夏桀奔南巢】文献记载，夏的最后一任君主桀在鸣条之战被商汤击败后，向南逃奔，最后死于南巢。南巢的地望有安徽桐城、巢湖、六安东和河南睢县等多种观点。肥西大墩孜遗址和三官庙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探索夏王朝灭亡后，夏王族的逃亡路线提供了考古学线索。
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了青铜兵器、号角和200多件石器、近100件陶纺轮以及几十件可复原的陶器等。这些文物表明该遗址可能与商汤灭夏的历史事件有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商朝时期，安徽河流域成为商王朝东南～钥，经济文化影响力延伸到了长江以南。
安徽淮河两岸发现诸多商代遗存，经过发掘的商代遗址包括：阜南台家寺道址、阜南迎水寺遗址、凤阳古堆桥址、寿县苍陵城遗址等，表明淮河中游存在多等级聚落群。
1953年嘉山县(今明光市)泊岗发现兽面纹爵、觚、斚、罍4件商代青铜器，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1953年嘉山泊岗出土的兽面纹爵、觚、斚、罍4件青铜器🌑
这批青铜器的器物造型及纹饰风格，均与阜南月牙河出土青铜器相似，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
古堆桥遗址，位于凤阳县府城镇卫前村，2012年至2013年经考古调查和发掘，遗址面积约18000平方米，出土较为丰富的商周时期遗存，包括房址､灰坑等遗址，陶器、卜甲和陶范等遗物。
商代文化遗存的年代从商代中期一直延到晩期，器物表现出很强的中原文化特征，也具有自身特点。
2001年在凤阳县枣巷镇花园湖村，发现爵、觚、觯、戈、矛等6件青铜器，铜器器物风格与组合属于商代晚期。
古堆桥、花园湖出土的商代卜甲、陶范和青铜器，揭示该区域存在较高等级的聚落，表明凤阳一带是商代沟通中原与江淮及长江下游的重要节点。
苍陵城遗址，位于寿县丰庄镇，地处淮河南岸，颍河入淮口附近。
🌑兽面纹饶、兽面纹爵、兽面纹觚、兽面纹鼎（商代）🌑
1958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3年试掘。2001年淮河水道拓宽工程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包括簋、饶、钺、矛、刀等遗物。具有典型的商代晚期风格。
苍陵城遗址是寿县目前为止唯一一处有明确商代青铜器出土的古代城址遗迹，为研究商文明在淮河流域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台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铸铜作坊、贵族基地以及数百件商代卜甲、角镞。是商代中期淮河流域的域中心聚落，也是王朝经略东南方向的重要据点，为探素商王朝的地方管理模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五）阜南迎水寺遗址
迎水寺遗址位于阜南县许堂乡大桥村大桥集，紧邻润河的支流沿岸。遗址为平面近圆形的台墩，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商时期遗存，遗迹发现有较为丰富的房屋、灰坑等。
迎水寺遗址与台家寺遗址均位于小润河边，且两者距离较近，基本认定迎水寺遗址与台家寺遗址同属一个时代，是台家寺高等级聚落附近的一个小聚落。
三.西周·夷立淮土
西周时期，安徽地域社会发展，淮夷族群崛起，夷为控制钢矿资源面开展的博弈，极大地促进了地域文明一体化进程。
安徽江淮地区发现了大量西周至春秋时期遗址，反映了淮夷族群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信仰，揭示出淮夷文化的丰富内涵。
西周重要遗址有霍邱堰台遗址、霍山戴家院遗址、合肥安定寺大墩遗址等。
堰台遗址发现了房屋、墓葬、围垣和壕沟等遗迹，揭示了江淮地区周代小型聚落的完整布局。
戴家院遗址以西周至春秋时期丘祭坛为主体，是江淮地区周代聚落祭祀的代表。
安定寺大址遗址从内向外由建筑遗存、红烧土围坦存土围堰、人工环壕构成，布局具有较强的防御功能。
【肥西县官邑出土青铜器】商人嗜酒。《史记》中记载商纣王建有酒池肉林，《尚书·酒诰》中也曾记载商代统治者因酒亡国。
爵、觚与斝是商代最为重要的酒器组合，流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
1965年肥西馆驿糖坊(今肥西县上派镇糖坊村)出土2件爵、2件斝、1件觚。体量较大，纹饰华丽而不缛，具有商代中期青铜器的典型特点。单柱的造型和高耸的帽柱，展现出明显的地域风格。
大饶是商周时期的一种乐器，主要出土在长江以南 的湖南、江西、浙江等地。
与北方地区成组出土的小饶不同，大饶单独埋藏在山顶、山坡或水边，没有其他器物伴出，是祭祀自然神所用的礼器，祭祀结束后被就地掩埋。
安徽出土的大饶共5件，分布于长江南北,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师姑墩遗址，位于铜陵市钟鸣镇合义村，面积约7500平方米。
2010年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出土冶、铸相关的遗迹与遗物，其中三块炼渣可早至二里头文化晚期。
西周中期是师姑墩遗址冶铸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出土有铜工具、 炉渣、炉壁、铜块、陶范等冶铸遗物。
金道锡行，指的是商周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向中原地区远距离运输铜（金）和锡的通道。
长江中下游地区铜资源丰富，是中原王朝重要的青铜原料来源地。淮夷据地理之胜，是青铜原料运输必经之处。
金道锡行沿线铜矿、锡矿遗址数量多、范围大，文化层堆积厚，文化内涵丰富，是名副其实的青铜之路。金道锡行促进了早期南方和北方冶金技术和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交流。
曾伯桼簠铭文表明了金道锡行的存在。曾伯桼是西周曾国的诸侯，曾国的职责就是把守南部边疆，镇抚淮夷，保障金道锡行的畅通。
春秋时期，安徽地域境内有群舒、蔡、钟离国等方国林立。淮夷文化，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激荡碰撞，呈现出多彩瑰丽的文化面貌。
发现了众多春秋遗存，主要有舒城九里墩遗址、钟离国葬墓遗址、寿县蔡侯墓遗址、屯溪弈棋土墩墓群等。
春秋中期，楚国开始经略江淮。春秋晚期，吴国逐渐崛起，与楚国在江淮地区展开近百年的激烈争夺。
群舒诸国因国小势弱，不断改变邦交策略，周旋于吴楚之间,，艰难求存，最终皆被楚灭。
🌑甬钟🌑
舒城九里墩墓，是楚灭群舒后楚国贵族的墓葬。位于舒城九里墩。于1980年发现，春秋战国时期遗存。
墓中出土了钟离、蔡等国器物，已不见群舒典型青铜器，大都表现出楚系青铜器的特点。是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楚国逐步控制江淮地区的真实反映。
🌑蟠虺纹簠，春秋文物，1980年出土于舒城九里墩🌑
群舒立耳平盖鼎，数量较多，一般成对出土。其特征为腹部较浅，三蹄足内聚，立耳外撇，耳部饰点线纹，与同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附耳鼎有明显区别。
同类型鼎常见于山东地区,，但多以列鼎形式出现，表明群舒与山东东夷文化区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
🌑龙虎纹鼓座，春秋文物，1980年出土于舒城九里墩🌑
龙虎纹鼓座，是春秋晚期钟离国的重要文物，1980年出土于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龙虎纹鼓座，重约67公斤，呈圆圈形，无底，近似一个圆形的铜圈，上沿四周运用高浮雕的手法塑有猛虎与游龙，形象逼真，虎竖耳怒目圆睁，张口做吼啸状，龙独角向上翘。
鼓座沿圈外侧的上下铸有铭文两周，上周约98字，下周约52字。
龙虎纹鼓座是中国最早的有铭建鼓座，也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文化、艺术和音乐的重要实物资料。
🌑乔君钲，一种打击乐器，春秋文物，1962年出土于宿县许村芦城孜🌑
🌑龙纹曲柄盉（1989年出土于六安毛坦厂）与龙柄盉（1978年出土于庐江泥河），春秋文物🌑
钟离是齐、鲁等东方诸侯与江淮诸国及吴、越往来的重要通道。齐、晋、鲁、宋、吴等诸侯多次在此会盟。春秋晚期，钟离国逐渐成为楚国附康。
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王僚九年(公元前518年)，吴王派公子光伐楚，遂灭钟离。战国初年，吴国灭亡，钟离又重新纳入楚国疆域。
2006年、2007年分别在蚌埠市双墩村、凤阳县下庄村发现两座春秋晚期墓葬，墓葬形制为圆形。
出土青铜器上有“童麗(钟离)”铭文。蚌埠双墩一号墓墓主为钟离国国君柏，凤阳卞庄一号墓墓主为柏的儿子康。
这是首次发现的钟离国墓葬，揭开了钟离古国的神秘面纱。
【钟离国世系推断】钟离国青铜器铭文中仅出现四个人名，分別为:敖厥于、柏、康。
蚌埠双墩一号墓出土的青铜簠铭文有“童麗君柏”。凤阳卞庄一号墓出土的编钟铭文有“余敖厥于之孙童麗公柏之季子康”，龙虎纹鼓座铭文有“余敖厥于之玄孙童麗公䰻”，可见柏、康都是“敖厥于”的子孙。
🌑春秋·钮钟与编罄，出土于凤阳卞庄一号墓🌑
他们的前后关系为:祖先敖厥于→钟离君柏（蚌埠双墩一号墓墓主）为敖厥于之孙→钟离公柏之季子康（凤阳卞庄一号墓墓主）→钟离公䰻（龙虎纹鼓座所有者）为敖厥于之玄孙。
（三）蔡国姬姓
蔡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姬姓国家。和陈国、宋国、徐国、吴国、楚国等国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原楚文化。
春秋中期，楚国北上争霸，蔡国逐渐成为楚国附庸。
春秋晚期，蔡昭侯联吴抗楚，吴蔡联军攻占楚都。其后，为避楚锋，蔡国迁都州来。在吴楚两国的夹缝中生存，只存在了约600年，公元前447年被楚所灭。
🌑蔡侯方尊缶、蔡侯方鉴、嵌红铜尊🌑
寿县蔡昭侯墓及西圈下蔡墓地的发现,反映出春秋晚期蔡国与楚、吴、越等国的交往,并为下蔡城址的探寻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寿县蔡侯墓
寿县蔡侯墓，位于寿县西门内，于1955年治淮工程中发现，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发掘出土了铜器、玉器、骨器、漆器等584件文物。具有明显的楚国青铜器特点，同时也保留有中原传统。
大多数青铜器都带有铭文，从铭文内容判断，这是蔡国第21位国君蔡昭侯的墓葬。
墓葬中出土了吴国青銅器，反映出春秋末期蔡国与楚、吴等国的交往，印证了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
蔡侯墓出土的一套青铜编钟和编镈的铭文中，展示了蔡昭侯前期依附于楚国的状况。
🌑蔡侯飤鼎，春秋文物，1955年寿县西门内蔡侯墓出土🌑
🌑蔡侯莲瓣方壶，春秋文物，1955年出土于寿县西门内蔡侯墓🌑
🌑吴王光鉴 出土于寿县西门内蔡侯墓🌑
吴王光鉴，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春秋文物，1955年出土于寿县西门内蔡侯墓。
吴王光鉴是吴王阖闾用最好的金属制作给女儿叔姬寺吁嫁给蔡昭侯的陪嫁青铜鉴。内壁铸有铭文52字，有“宗彝荐鉴”等字样，所以这件青铜器被命名为“鉴”。
吴王光鉴有两件，形状纹饰完全相同，通高37.7厘米，口径60厘米，重29.6公斤。口沿为平直的方唇，肩腹部有一对兽耳衔环，腹部饰蟠虺纹。
1958年、1959年在淮南市蔡家岗先后清理两座战国早期墓葬 ，虽早年被盗，仍出土器物112件，大部分青铜器具有楚系 青铜器的特点，其中兵器36件，包括蔡侯产剑、越王者旨於赐戈、吴太子诸樊剑等，反映了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楚、蔡、吴、越等国势力在淮河反复争夺的复杂关系。
【蔡国迁都】西周初年，蔡国始封于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后迁都新蔡(今河南省 新蔡县)。
公元前509年，蔡昭侯朝楚被扣，其后便与吴国结盟，联合抗楚。
公元前506年，吴、蔡、唐联军攻破楚国郢都。蔡昭侯因惧怕楚国报复，于公元 前493年，在吴国的协助下，迁都州来(今淮南寿县、凤台一带)，史称下蔡。
西圈墓地位于寿县县城西南，近年来发现大量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带蔡国铭文的器物。
其中西圈一号墓为“亞”字型积炭大墓，并有大型车马坑。推测应该为蔡侯级别的墓葬。西圈墓地可能是蔡迁州来后的重要墓葬区。
🌑铜剑与蔡侯产剑，战国文物，1959年出土于淮南蔡家岗二号墓🌑
皖南土墩墓主要分布于苏南、浙江、皖南、闽北地区。是商周时期吴越先民的独特葬俗。其特征为在岗地、岗脊上堆土，以成墓冢，外观呈馒头状，有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
皖南土墩墓主要分布于漳河、青弋江、水阳江及其支流沿岸。
西周到春秋时期，皖南长江流域、新安江流域的土墩墓分别属于吴国和越国。
南陵县、繁昌县不仅土墩墓密集，此区域还分布大量的矿冶遗址及牯牛山城址，说明皖南沿江地区密集的人口可能与铜矿采冶有关。
皖南土墩墓出土器物，以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为主，也有青铜器。
1959年至1975年，在新安江上游的屯溪弈棋(今属黄山市屯 溪区)共发掘8座土墩墓。
关于墓群的年代，学术界仍有争论，大致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根据出土器物及墓葬营造方式等推断，该墓群为越国贵族墓地。
弈棋土墩墓群各墓的营造方式基本一致。墓葬一墩一墓，平地起建，封士为圆形墩，一般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土质较纯，上层为杂花土，无夯打痕迹。
封土下不挖墓穴，仅将地表平整后起墓，大部分墓底用鹅卵石铺成石床，其上放置随葬品。
各墓墓底均为长方形，一号墓、三号墓最大。其中一号墓东西长8.5米，南北宽4.3米。
弈棋土墩墓群出土的器物500余件，多为青铜器和原始瓷器，玉石器、印纹硬陶、陶器较少。青铜器，品类繁多，造型各异，工艺精湛，特色鲜明，是国内罕见的南方青铜器。
🌑屯溪弈棋出土的云纹剑、双耳剑、鸟纹单柱器座、瓦纹铜盒、🌑
这些小国夹在吴楚之间艰难求生，出土的文物造型奇特。最有名的当属这“云纹五柱器”，被现代人戏称“路由器”。
🌑云纹五柱器，西周晚期文物，1959年出土屯溪弈棋🌑
云纹五柱器，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为西周时期的文物，1959年出土于安徽屯溪机场。其用途至今尚无定论，可能与生育、乐器或宗教祭祀等功能有关。
云纹五柱器，通高31厘米，五根柱子长16.5厘米，重5.25公斤。底座满饰双勾云纹，为长方形，四角抹圆，四壁微鼓。长方形底座上矗立着五根等距圆柱。形制奇异、纹饰神秘、别具一格，为其它地方所未见，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存在。
云纹五柱器反映了西周时期安徽地区的青铜器制造工艺和独特的文化风格，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艺术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五.楚辉照耀
楚国地域广阔，物产丰富，水陆通衢，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楚庄王时，孙叔放主持修建芍陂（屈贝），极大地改善了淮河一带的农业生产环境，增强了国力。
货币制度完善，关市之税成为国家收入 的来源之一。繁荣的经济正是楚国作为南方强国的有利保障。至战国时期，逐渐融汇楚文化。
战国未期（公元前241年），楚国迫于秦国东侵，迁都“寿春”，改称“郢”。寿春成为战国末期楚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历经4任楚王，成为楚国的落幕之地，也是楚文化的集大成之地，辉烂的楚文化为中华文明的承续写下了墨重彩的华章。
公元前223年，楚被秦灭，寿春作为楚国最后的都城共十九年。
发现的遗存中，主要遗址有：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等等。
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是楚幽王熊悍的墓葬，位于安徽淮南市谢家集区双庙村朱家集（原属寿县）。1933年和1938年两次被盗掘。
出土文物中的楚王熊悍鼎铭文与楚幽王相关，考古学家通过墓葬规格和文物分析确定其身份。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战国时期楚国王墓。
出土文物近4000余件，出土文物700多件，主要有铜器、玉器和滑石器，铜铜器居多，多数为残件。相对完整的铜器近200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共72件。其中鼎的数量和分类最多。
🌑集脞炉，战国文物，1933年出土于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
🌑太子镐、王后镐，战国文物，1033年出土于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
🌑战国·铜盘、盥缶、铜鉴、铜镐，1933年出土于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
“九鼎八簋”，这套礼器被视为当时等级最高的礼器组合，在此窥见先秦时期青铜礼制的最高等级，是何等森严，又富丽堂皇。
🌑战国·楚式鼎，1933年出土于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
🌑楚王酓前匜鼎，战国文物，1933年出土于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
楚王酓前匜鼎，其形制与鼎相似而腹部较浅，一侧伸出一流，推测为盛水器。
其口沿外壁有铭文“楚王酓前作铸匜鼎，以共岁尝”，显示是楚考烈王在秋天进行祭祀活动时的礼器。
🌑楚王酓悍鼎，战国文物，1933年出土于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
楚王酓悍鼎，附耳，直腹，兽蹄形足，并附盖，盖上有环和三个变形的鸟状钮。
共有铭文六十字，分布在鼎盖内、口沿、腹部等处。铭文记载了楚幽王为庆贺胜利用缴获的兵器铸成此鼎的经过、并用于祭祀的史实。
🌑战国·铸客大鼎，1933年出土于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
铸客大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战国青铜器。1933年寿县朱家集（今属淮南市）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是迄今发现最大的圆鼎。被选为国家公祭鼎的原型。
2002年，该鼎被列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铸客大鼎，也称“楚大鼎”，形制雄伟，堪称楚国重器。通高51厘米，87厘米的口径，重达400千克。圆口，方唇，鼓腹，圆底，三蹄足。双耳外侈，腹有四兽，攀援直上，作向内探视状。腹饰羽纹，足根作兽首状。鼎的前足足根和左腹下外壁还各刻有“安邦”二字，可见这件青铜器的珍贵和意义重大！
铸客大鼎很大，毛主席1958年年参观此鼎，称“大鼎可以煮一头牛”。
蚁鼻钱，是中国古代楚国特有的货币。始于春秋末期，流通于战国时期。
铸造工艺独特，重量在1至5克，主要流通于楚国境内（今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因形似海贝，币面有阴刻文字，如紊、金、君等，被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
武王墩一号墓，位于安徽淮南市三和镇徐洼村，是战国晚期楚考烈王之墓，是战国晚期楚国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历史上多次被盗。被列为中国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武王墩一号墓是一座带围壕的大型独立陵园，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墓葬采用”亚”字形九室多重棺椁结构，为国内首见。
2020年启动发掘，墓内文物超万件，种类包罗万象，精彩绝伦，堪称希世之珍。含青铜器、礼容器、礼乐器、玉器及“以俑代人”系统，椁木等载体的古文字与三晋、秦文化器物，印证楚文化开放包容与发达物质文明。
出土口径最大的楚国大鼎、面积最大的古代竹席、年代最早的楚式升鼎，完整礼器组合“九鼎八簋”，颇具特色的漆器纹饰，令人惊艳！
🌑战国·武王墩“99号大鼎”，2020年出土于楚考烈王墓🌑
楚考烈王墓随葬的大鼎：武王墩“99号大鼎”，口径89厘米，通高110厘米，已超过“铸客大鼎”，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成为迄今所见最大的楚国大鼎，因此“铸客大鼎”成为了“楚二鼎”，二鼎也可称之为“父子鼎”。
礼容器组合完整震撼：以九鼎八簋为核心的铜器群、钟磬瑟鼓的乐器体系，刷新了战国礼乐文明的认知。
九件一组的束腰平底升鼎，与之搭配的八件铜方座簋、八件铜簠，构成当时“九鼎八簋”的最高等级器用组合。
楚式升鼎，造型独特，平底、束腰、外撇耳。鼎腹周围攀附的龙形爬兽以及鼎耳的蟠虺纹，腰腹的蟠螭纹。这些纹饰，新颖多变，生动细腻，展现出楚地高超的工艺水平和独特的文化创新 。
🌑战国·古代竹席（覆盖于主墓椁室顶部），2020年出土于楚考烈王墓🌑
在武王墩墓还发现有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重要遗迹。
漫步在“夏商周时期的安徽”展厅，丰富的文物，精美的青铜器，看得我挪不动脚步。尤其战国时期，辉煌楚国的精致遗物，美得令我震惊。
历史总要前行，雄霸南方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却长久影响后世，融入华夏文明血脉。
更令我惊喜的是，因为文物，我第一次认识了群舒、钟离、蔡国等这些在乱世夹缝中生存的小国，增长了不少历史知识。
不管是楚国的霸气，还是小国的巧思，历经两千年岁月洗礼依旧鲜活，历久弥新。透过文物，看到了江淮大地的文明故事，值得一来。
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执着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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