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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闻一多先生讲唐诗是世无第二人，那么，钱锺书先生贯通古今中外的才学，不但是前无古人，就是以后恐怕也难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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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渊冲
来源｜《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版
《不一样的记忆》中有一篇对我的采访，题目是《许渊冲眼中的钱锺书》，里面有不少的问题，现在我来再谈一谈。
《不一样的记忆 与钱钟书在一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8月
钱锺书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读书求学时，才智过人；二是他写文章或说话时，妙语惊人；三是成为一代宗师之后，嘉勉后人。
首先，他考清华大学，国文和英文得最高分，数学却不及格。这给我的启发是：人有所长，必有所短，不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上大学时，喜欢的课程就好好学，不感兴趣的就敷衍了事，不想做梅贻琦校长要求我们做的通才。
钱锺书上课时不大听讲，考试成绩常是全班第一。这点我只学到他的缺点，却学不到他的优点。例如我听中国通史时，雷海宗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年代数字，滚瓜烂熟，使同学们赞不绝口；但他讲的史实很少超越我在中学时代学过的知识，所以我听时心不在焉，而考试成绩也只及格而已。但是也有例外，上法国文学史时，全班同学都选了法文，只有我选的是俄文，结果考试时，学俄文的居然胜过了全班学法文的，这就使我洋洋得意，自以为学到了钱锺书的九牛一毛。
其实，清华才子，后来当了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说过：“锺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照相机一般的记忆。”所以不但他的同学，就是他的老师，也无不对他刮目相看。据说他在清华毕业时，学校希望他升研究院，他却说道西洋文学系没有一个教授能做他的导师。老师和同学都这样看他，后生小子怎能望其项背呢？
《不一样的记忆》154页上说：钱锺书“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警句”。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妙，因此，记者采访我时问道：“据说钱锺书先生曾发’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论，杨绛先生、李赋宁先生都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作为当时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一个学生，您怎么看待这句话？”我当时回答说：“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
杨振宁说过：“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的伟大成就往往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起来，而我看这个公式也可以算是一个警句。”冯友兰谈到金岳霖时说：“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冯先生化复杂为简单的本领也可以说是善于运用警句，这正是中国哲学的长处。例如他把孔子的政治哲学概括为“礼乐”二字，又把“礼”简单总结为“模仿自然外在的秩序”，把“乐”简单总结为“模仿自然内在的和谐”。这些都可以说是警句。
这些警句对我很有帮助，后来我用英文解释“礼乐”的时候，就用了duty and beauty两个词。而妙语如珠正是钱锺书的拿手好戏，我看对叶吴陈三人的评论可以算是妙语。
记者问到杨绛先生等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我却说有无此事我不敢肯定或否定，因为说有易，说无难。但我觉得这话像是钱先生的口气，评论也不无道理。
其实他不但是对教师，就是对当时的世界文豪，批评起来也是一针见血，毫不容情的。例如他说：“萧伯纳的伎俩，是袭取新出的学说，生吞活剥地硬塞到自己的作品里去，借以欺世盗名；威尔斯则总抱着几个老调弹个不休。”（《不一样的记忆》105页）即使对他的父亲和父执章士钊，也是实话实说：“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胡适妄言唱于前，先君妄语和于后，推重失实，流布丹青。”（《不一样的记忆》141页）所以在我看来，与其考证对叶吴陈的评语是否出之于他的口，不如研究这三句话是否言之有理。
叶公超
第一句话，叶公超是不是太懒？他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
我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那么，钱锺书会不会说他的老师“懒”呢？《不一样的记忆》211页记下了他的一段话：“我在《围城》中所笑的，是模仿《荒原》体的劣诗，并不是《荒原》本身。像30年代的卞之琳、戴望舒等诗人介绍了法国象征派的诗，40年代的乔治·叶（即叶公超）介绍了Eliot（艾略特）和伍尔芙夫人等人，一时在中国很起了一阵激动，我在《围城》里所写的，就是这样拙劣的歪诗人。”
既然他能说叶公超是“拙劣的歪诗人”，那说他“懒”还是客气的了。
吴宓
第二句话，吴宓是不是太笨？《吴宓日记》1941年5月29日说：“我是一个奇特的人，不可以常情测的。我的性情是热烈而真诚，其缺点是急躁而笨拙。”吴宓先生自己承认“笨拙”，这恐怕不是谦虚吧！就以刚才谈到的选课而论，吴先生站着而叶先生坐着，我还以为他是系主任的助手呢！如果一个代表清华，一个代表北大，那也应该平起平坐呀！如以年龄而论，吴先生比叶先生大十岁，那更应该是他坐着。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这恐怕只能解释为“笨拙”。后来读了《吴宓日记》，更觉得吴先生未免太笨了。
《吴宓日记》1939年7月15日：“晨，办杂务。11：00晤叶公超，殊为郁愤。盖宓已定迁居昆华师范楼上5室，与超及金岳霖同居。而超必俟彼去后，始许宓迁入。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超托宓为代搜求汽油箱30个，以供其家用，而愿以上好之铺板一副赠宓为酬。论价值，远不相抵。其后超乃以其自有之铺板床二副均移至其孝园寓宅，不我与。”“超之所为，对宓既失信，又嫁祸，且图利焉。宓平日对超极厚。至于请宴，更不知若干次。超每于群众中，把臂附耳，外示与宓亲厚，宓完全在其掌握……又命宓与叶柽、杨西昆同为超治家具，于其迎妻子归抵昆明之日，烹茶热水以俟，俾一到可以喂小孩乳。”
这样看来，吴宓为叶公超买家具，买汽油箱，烧开水，热牛奶，不但是系主任的助手，简直是家中的用人了。
吴宓宴请叶公超不计其数，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是笨到家了吗！
钱锺书是如何评论吴宓的呢？他在一篇英文文章中说：“Mr.Wu Mi’s pageant of a bleeding heart, his inclination to wash occasionally his dirty linen in public, his sense of being a grand incompris, his incessant self – flagellation”，《为钱锺书声辩》21页的译文是：“吴宓从来就是一个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
这样看来，说“吴宓太笨”像是钱锺书的口气，不过比讥笑的观众多一份同情而已。
记得钱先生讲大一英文时说过一句妙语：To understand all is to pardon all.（理解就是原谅。）可见同情的基础是理解。其实，理解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例如叶公超懒于开外文系会，柳无忌却认为是无为而治，有所不为而后能有所为。那么钱锺书不也是懒于听课，因为他已经博览群书了吗？他考大学时数学不及格，不正是有所不为而后能在文史哲方面大有作为吗？所以关于懒与笨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又使我想起了钱先生讲大一英文时的另一句妙语：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hing is a fullstop.看来懒和笨也是一个问号，而不是一个句点。
说叶公超太懒就不是个句点，而是一个问号。只要看看他的历史，1920年十六岁的时候去美国，1921年考入大学，四年后毕业，1926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得文学硕士学位，又在巴黎大学研究。六年之内，从美国中学生到英法研究生，如果说懒，恐怕也是和钱锺书差不多的有所不为吧。
他二十二岁回国，就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牌大学任教，比钱锺书回国时还小六岁呢。他的学生赵萝蕤、王辛笛等对他评价很高，他的同事胡适、吴宓等对他也有好评。如《吴宓日记》1926年10月3日说：“叶崇智（即叶公超）君邀同Winter至东城，王府井大街151公司楼上，进西式茗点。二君于美国现今文学极熟！所论滔滔，宓多不知，殊愧。”又如浦江清《清华园日记》1931年1月23日说：“晚六时归，公超即在余处面食，饭后同至公超处闲谈。谈英国小说，公超谓现代几个小说家学问皆极博，H.G.Wells（H.G.威尔斯）无论矣，Aldous Huxley（阿道司·赫胥黎）生物学极好，Virginia Woolf历史学极好。”
可见叶公超对英美现代文学知识广博，但是博而不精。他虽然在英国认识了艾略特，并且是第一个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但却没有写出一本专著。比起钱锺书来，那就差得远了。所以要说他懒，似乎也无不可。
钱锺书对现代英美文学家如萧伯纳和威尔斯都评价不高，对艾略特的《荒原》却比较宽容。在我看来，他对萧伯纳的批评，也可以应用到《荒原》上：艾略特的伎俩，是袭取古代和外国的典故，“生吞活剥地硬塞到自己的作品里去，借以欺世盗名”。
说吴宓太笨是不是一个问号呢？我们也来看看他的学历：1900年他七岁时已经认字三千，能读懂报章诗文，被誉为“神童”；1908年十五岁时，他作了《思游》诗和《咏史二首》。而钱锺书却是在1930年二十岁时才代父为钱穆写《国学概论序》的。1911年吴宓十七岁时考入清华学堂，1916年毕业，1917年二十四岁赴美留学，1921年二十八岁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而钱锺书则是1929年十九岁时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1935年赴英留学，1937年二十七岁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后又在巴黎大学研究一年的。两人的学历差不多。
吴宓1921年回国后，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教过吕叔湘、浦江清等著名学者，得到梁实秋等的好评。1925年回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主任，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名师；后代西洋文学系主任，提出了培养博雅之士的目标，指出了叶公超、钱锺书等一代学人所走的道路，做出了上半世纪的宏观规划，贡献实在不小。
吴先生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开设了欧洲文学史、浪漫诗人、中英诗比较、文学与人生、翻译等课程。
上欧洲文学史时，他讲了柏拉图“一与多”的哲学，一指理想，多指现实。吴先生往往从理想出发来看现实，从一看多，所以矛盾很多。钱锺书先生却是从现实出发，能够多中见一，所以反能解决矛盾。
吴先生讲浪漫诗人时，盛赞雪莱的“泛爱论”，说爱情如灯光，照两个人和照一个人一样亮，并且将理论付之实践，结果生活中矛盾重重，显得笨拙，这大约是说他太笨的根源吧。看来这是宏观和微观的矛盾。
从宏观看来，他开中英诗比较课，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奠下了一块基石，几乎可以算是大智若愚了。他讲文学与人生时，说文学中包含的真理多于历史；讲翻译时，他认为模仿真境重于模仿实境。
但从微观看来，他把理想看得重于实际，结果理论往往脱离实践，就不免显得太笨了。例如他讲浪漫诗人时，说济慈一行诗中有声色香味等五种感觉词，我拿出一本《济慈诗集》来，请他举个例子，他翻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可见他的理论不一定有实例能证明。
他很重视原则，但却不太了解实际情况。例如他把师道尊严看成神圣不可侵犯，有一次他的讲桌没有搬回讲台上，他认为是对他的大不敬，把全班同学大骂了一顿，不知道同学们正是为了尊敬他，为了抄他贴在墙上的讲义，才搬动讲桌的。后来看到《吴宓日记》1939年11月25日中说：“下午2：30—3：30上’欧文史’课。为Outline（讲义）事，责学生嫌太急。”但是印象已经留下，可见他的笨拙往往是因小失大造成的。
陈福田
这样说来，吴宓太笨和叶公超太懒都不是句点，而是问号；只有陈福田太俗可能是个句点，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和吴宓、叶公超、钱锺书三位博雅之士都不相同。
吴宓的风流雅事流传很广；钱锺书的雅言妙语令人叫绝；叶公超的雅致生活不同凡俗。如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描写他的家庭说：“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证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香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赵萝蕤说的文化就是一种雅趣。
而陈福田呢？他生在美国檀香山，得过哈佛大学硕士学位，但却没有读过一本中国古书，毫无中国文化素养，这和比他大一岁的吴宓截然不同。他的美国英语说得非常流利，但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惊人的妙语，这和博学多才的钱锺书又截然不同。他的生活随俗，学生在昆明街上边走边吃东西，他也边吃边走。因为联大在农校时厕所不够，学生吃稀饭后下了课就在墙角小便，他也站在墙角小便。这和摆教授架子的叶公超也截然不同。总而言之，陈福田只有一个“俗”字了得。
但是“俗”字好不好呢？一般说来，俗人重利，雅士重义。其实，雅士也不是不重利，只是不能见利忘义而已。雅如叶公超，吴宓却说他“好利”，叶公超借了他的钱，《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俗气……
不要对每一个泛泛的新知滥施你的交情……
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可是只对极少数人发表你的意见……
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
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
话虽如此，陈福田还是愿意借钱给穷学生的，甚至回到夏威夷去，向华侨募捐，设立檀香山奖学金，帮助成绩优秀而有困难的学生。所以他虽然语不惊人，但是行不逾矩，得到梅校长的重视，当上了外文系主任。关于这点，《吴宓日记》1937年6月27日记下了学生的意见说：“谓宓为本系学生人心所归，一切均胜陈福田，校长何以不命宓为系主任，殊属不平云云。”这也可以算是雅俗之争了。
陈福田对吴宓的看法，《吴宓日记》1929年9月16日有记载：“陈福田谓宓乃浪漫派中最浪漫之人。”也就是说，吴宓重情轻利。叶公超的看法却不同：“叶君亦力言宓之离婚，乃本于execution of ideas（信念的实施）。”这就是说，吴宓重义轻利。但据1933年9月22日《朱自清日记》：“叶公超曾说：吴宓的朋友除了他叶公超一人外，没有不骂吴宓的。”叶公超知道不知道吴宓对他的不满呢？
对钱锺书的看法，吴宓和叶公超、陈福田都有矛盾。《吴宓日记》1940年3月8日说：“随超、F.T.（陈福田）、徐锡良陪侍梅校长同归。梅邀至其宅（西仓坡）中坐，进茶与咖啡。宓倦甚思寝。而闻超与F.T.进言于梅，对钱锺书等不满，殊无公平爱才之意。不觉慨然。”
但吴宓对钱锺书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吴宓日记》1937年6月28日说：“文学院长冯友兰来……拟将来聘钱锺书为外国语语文系主任云云。宓窃思王（文显）退陈（福田）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由此可见雅俗义利之间矛盾重重，但陈福田太俗恐怕还是一个句点。
陈福田先生最大的贡献可能是他编的《大一英文读本》，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对西南联大几千学生散布了西方的世俗思想。上学期给我讲大一英文的是叶公超先生，他对《读本》似乎并不满意，所以也懒得讲解。记得他讲过的课文有毛姆描写中国忍辱负重的苦力，赛珍珠叙述中国农村的苦难，兰姆听说的原始社会放火毁林烧死野猪吃烤肉的故事，胡适的文章和林语堂的《人生的目的》等。
陈福田最喜欢的美国当代小说是史坦贝克写美国落后农村的《愤怒的葡萄》，中国小说则是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所以他选了这几篇课文。但是叶公超的兴趣不同，他认为林语堂不如兰姆幽默。我却觉得把毁林烧猪写成论文只是小题大做，不过可笑而已，算不得什么幽默。倒是林语堂引用了辛弃疾的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反能引起会心的微笑。可见关于幽默，也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就是雅俗义利之争，陈福田虽然俗，这些课文也不能算是重利轻义吧！
许渊冲在翻看钱钟书写给他的信
采访记者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钱锺书先生给你们上课时，都讲些什么？有没有讲错的时候？”
钱先生讲大一英文用的也是陈福田编的读本，讲的内容和大家差不多，上学期主要讲中国的现实；下学期则多讲美国的政治（如《自由与纪律》）、社会（如《大学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如《经典为什么是经典？》）、生活（如《习惯》）、科学（如《一对啄木鸟》）、文学（如欧文的《孤儿寡母》、爱伦·坡的《凶手的自白》）等。
钱先生讲课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英国音，因为以陈福田为首的大一英文教师说话都是美国音，大家听惯了，对标准的伦敦音反而觉得别扭。钱先生讲课不用中文，而隔壁教室潘家洵先生把课文翻译成汉语，结果大受学生欢迎。但钱先生说的妙语，却不是别的教授说得出的，如他说过：“美容的特征在于：要面子而不要脸”“宣传像货币，钞票印多了就不值钱”等等。
1939年5月8日，钱先生讲解的课文是《打鼾大王》，说卧车上有人鼾声如雷，吵得旅客一夜不能入睡，大家怒气冲冲想要报复。不料清晨车厢门开，走出来的却是一个千媚百娇的妙龄少女，大家顿时怒气全消，敌意变成笑脸，报复变成讨好。钱先生讲到这里，自己笑了起来。我也冲着坐在旁边的女同学笑了一笑。
5月11日的英文作文题是《吃得太多的一个好结果》（One Good Effect of Overeating），我就模仿这篇课文写道：一个人吃得越多，就睡得越死，打鼾也越厉害。即使他的妻子在隔壁和人偷情也不知道。他在梦里和他的妻子谈话，却听不见她在隔壁和人谈情说爱。等到他的妻子听见他不打鼾了，立刻从隔壁房间跑过来，给他一个甜吻，他感到非常满意，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希望我的作文能够博得钱先生一笑，但改作文的是助教，钱先生看也没有看到。
大一英文期末考试时，周基坤坐在我右边，看得见我的答案，他就在我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结果考试成绩比我还好，把我气得要命。我本想在钱先生班上考第一，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不料改考卷的还是助教，钱先生学期一结束，就离开联大了。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从周基坤那里也学到了加工的一手，后来把外国人用散体翻译的中国诗词改成韵体，结果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记者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钱先生在离开联大之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我回答说：钱先生到蓝田师范学院的事，我当时只是听说，后来读了《围城》，才明白一点详细的情形。
我非常喜欢妙语如珠的《围城》，曾打算把它翻译成英文。但一开始就在序言中碰到了一句：“人是两腿无毛的动物。”“无毛”的英文是hairless（没有头发的），怎么能说人是秃头的呢？于是我去查了一下Voltaire的原文，才知道“毛”是指羽毛，就译成featherless了。第二个问题是：方鸿渐写信给他的父亲说：“怀抱剧有秋气。”气字一般译成air，但在这里，钱先生会用什么英文词汇呢？我想起了雪莱《西风颂》第一句中有breath of Autumn’s being（秋天的呼吸），这里用breath不是正好吗？我想写信去征求他的意见，但不知道他的地址，所以就作罢了。
钱先生到上海后，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教过杨必和孙探微。孙探微后来和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结了婚，朱启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跟随美军采访，并在美国密苏里军舰上亲眼目睹日本投降仪式的唯一中国记者，后来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和我同事。他说钱先生和孙探微的师生关系很好，到过北京后海他们家中，和他们作中外古今谈。
钱先生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时，教过一个华侨学生刘新粦。刘也和我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同事，据他告诉我，钱先生在谈到他的学生时，说过许国璋写的英文比王佐良好。
但《吴宓日记》1947年10月13日却说：“煦（周煦良）议裁减复旦校阅人，已而11：00钱锺书、杨绛夫妇来谒。赠宓、煦中央图书馆聘锺书所编撰之《书林季刊》二、三、四期各一份。又赠宓锺书著小说《围城》及绛著五幕剧《弄真成假》各一册。锺书力言索天章、许国璋二君之不可用。”
索天章是清华大学外文系1936年毕业的，比钱锺书低三级；许国璋比索天章低三级，我又比许国璋低三级。他们二人当时都在复旦大学任教，并兼任吴宓主编《字典》的校阅人。许国璋英文虽然写得好，但并不可用为校阅人，可见钱先生对学生是一分为二的。
索天章后来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和我同事，据他告诉我，有一次他请教钱先生一个问题，钱先生不能当场解决，还是回去查了一下书才答复的。
王佐良也说过：“钱先生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并不见得比别人突出。只有许国璋和周珏良（周煦良的弟弟）对钱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周珏良读清华研究院时，要请钱先生做导师，但钱先生到蓝田去了。”
许国璋在《回忆学生时代》一文中说：“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享受……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他英文写得好，主要是因为学了钱先生。
记者又问：“您再见到钱先生是什么时候？”
我说：“是1951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家里，那时钱先生负责清华研究生的工作，同夫人杨绛到吴先生家来。”
我发现钱先生胖了（见1953年在北京大学中关村的照片），他们谈到邻居林徽因家的猫叫春，吵得他们一夜没有睡着，钱先生就爬起来拿根竹竿去打猫，讲得津津有味。我觉得钱杨二位这么高雅的人，怎么会对这种俗气的事感到兴趣？可见我对钱先生只是敬佩，并不了解。
其实，钱先生早在1933年写的《论俗气》一文中就说了：俗本与雅对立，但求雅过分，也会转为俗。而俗人附庸风雅就更俗。如果俗人俗得有勇气，“有胆量抬出俗气来跟风雅对抗，仿佛魔鬼的反对上帝”，那倒反而是雅。而钱先生打猫就是转俗为雅了。
钱先生在清华大学带了一个研究生，名叫黄爱，就是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黄雨石。据说论文答辩的时候，把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先生等人也请了来。朱先生提出了一些问题，指出了一些错误。不料钱先生在作结论时，提出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意见，反而指出了朱先生的错误，这就仿佛是魔鬼反对上帝了。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钱先生调北京大学，后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又借调到《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同时借调的有金岳霖、王佐良、熊德威、王仲英等人。熊德威是我的表弟，从小在英国读书，在牛津大学毕业，据他告诉我，钱先生非常谦虚，不耻下问。
王仲英是联大外文系1946年毕业生，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英文组组长，后来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和我同事。据他告诉我，金岳霖翻译《毛选》时，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只好问钱锺书，不料钱锺书脱口而出答道：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形音义三美俱备，令人叫绝，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不佩服。还有一句成语：“三个牛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钱锺书译成：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于是传诵一时，钱锺书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中国译坛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