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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50年深冬,殷都宫殿区东侧的后冈,青铜甗中蒸腾的热气裹挟着血腥味直冲云霄。

商王武丁手持玉钺,注视着三层圆形祭坑中73具残缺的尸骨。

青年男子被砍断双腿,婴儿头骨与朱砂混合铺陈,戍嗣子鼎的主人保持双手掩面的姿势被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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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精心设计的献祭仪式,揭开了一个困扰后世三千年的谜题:为何商朝要将人祭推向如此癫狂的巅峰?

神权政治:人祭的宗教基因

商人眼中的宇宙,是鬼神主导的黑暗森林。

甲骨文中,“伐”“卯”“烄”等百余个与杀戮相关的专用字,揭示着他们对暴力仪式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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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中,涉及人祭的占卜记录多达1350片,平均每片记载5-10名人牲。

这意味着商朝六百年间,至少有十数万人沦为祭品。

这种宗教狂热源于早期部落时代的生存恐惧。

新石器时代的陶寺遗址,就已出现斩首墓葬。

夏朝二里头宫殿奠基坑中的蜷曲尸骸,昭示着人祭传统的延续。

商人将这种原始信仰系统化:他们认为世界由“上帝”主宰,而“上帝”需要持续的血食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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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卜,争贞:今春王共人五千征土方,受有佑?’这则武丁时期的卜辞,暴露了商人独特的宇宙观。

他们经营的根本不是国家,更像是一家以’上帝’为董事长的神权控股公司。

李硕在《翦商》中犀利指出:’商人把世界理解为股份制结构,上帝占股51%,历代先王组成董事会,在世商王只是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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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知体系下,人牲不是残暴而是刚需,就像现代企业必须保证大股东的分红。

殷墟出土的YH127甲骨窖藏显示,仅武丁一朝就占卜用牲超过9021次,最高单次祭祀用羌人500多名,相当于每天都要召开血腥的’天庭业绩发布会’。

安阳西北岗M1001号大墓中,164具殉葬者分九层摆放,最上层贵族佩戴玉饰,中层战士持兵器,底层奴隶断肢扭曲。

这种等级分明的杀戮,实则是献给神明的“满汉全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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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通过垄断与神明的对话权巩固统治。

每次征伐前必以人牲占卜,胜利后则以敌方贵族献祭“上帝”。

后冈H10祭祀坑中,戍嗣子家族三代人被分批虐杀,青铜鼎铭文却记载他们曾受商王赏赐。

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既威慑贵族又取悦鬼神,构建起“王权神授”的双重合法性。

人祭:国家的政治工具

根据李硕先生《剪商》中的论断:人祭绝非简单的宗教仪式,而是商朝维系帝国的精密装置。

商代骨器

殷墟铸铜作坊旁的人骨加工场,将头盖骨制成饮器,股骨雕刻为礼器,这种产业化运作,暴露了人祭的经济属性。

据统计,商朝自由民与人牲比例高达2:3,庞大的人牲需求催生了专门捕猎羌人的边境部队,而早期的周族部落正是其中最有效率的“人牲供应商”。

商朝通过人祭完成族群认同建构。

在郑州商城祭祀区,被献祭者多属异族,而商人贵族则在围观虐杀中获得集体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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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为什么要人祭?一文让你看懂,青铜文明背后的血色基因

这种“我们-他们”的划分,恰如古罗马角斗士表演,既释放暴力欲望,又强化统治秩序。

当纣王将周文王长子伯邑考剁成肉酱,强迫周族分食时,人祭已异化为权力威慑的工具。

更隐秘的,是人祭对资源分配的重构

商王将战俘转化为祭品,避免了奴隶消耗粮食;贵族通过献祭彰显实力,换取政治资本;平民在血腥仪式中转移阶级矛盾。

这种“死亡经济学”,让商朝在青铜器铸造、甲骨占卜等领域创造出辉煌文明,却也埋下自我毁灭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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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在安阳工作站做过计算:以商代晚期年均祭祀2000人计算,需要持续发动针对羌方、鬼方的’捕猎式战争’。

为获取更多人牲发动的战争,也最终拖垮了帝国。

从癫狂到觉醒

周文王在羑里地窖推演《易经》时,或许已参透人祭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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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辞中“损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暗指伯邑考之死,“艮其背,不获其身”则是对肢解人牲的恐怖回忆。

这种切肤之痛,让周族从人祭帮凶转变为掘墓人。

牧野之战后,武王却陷入更深的困境。

他在鹿台对纣王尸体连射三箭,用两百商朝贵族举行人祭,暴露出被商文化反噬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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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书》记载武王“自夜不寐”,最终在惊悸中早逝。

屠龙者险些成为新的恶龙,印证了暴力统治的轮回魔咒。

真正终结人祭的,是摄政的周公旦。

他摧毁殷都、拆分商族、焚烧甲骨,用物理手段抹除记忆。

创立“以德配天”理论,将王朝兴衰归于人事而非鬼神。

这种“创造性遗忘”,比单纯禁止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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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孔子五百年后从残存文献中窥见真相时,选择继续守护这个“善意的谎言”,为华夏文明保留了人性火种。

文明进化的代价

商朝人祭的消亡,揭示着文明演进的血色逻辑。

早期文明往往通过极端暴力完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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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金字塔、阿兹特克太阳石、亚述浮雕中的剥皮场景,与殷墟人祭坑形成跨文明呼应。

周人的伟大,在于他们打破了这种“暴力-集权-崩溃”的循环,用世俗伦理取代神权统治,让华夏文明提前千年走出蒙昧。

但早熟亦有代价。

周公构建的礼制体系,虽避免了人祭复辟,却催生了更为隐秘的暴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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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七国之乱”的骨肉相残,明清文字狱的思想禁锢,本质上仍是“我们-他们”逻辑的变种。

当我们在三星堆祭祀坑前震撼时,更应警惕现代社会的“文明献祭”:从996“福报论”到环境牺牲论,暴力从未消失,只是戴上了理性面具。

三千年后,殷墟白骨仍在告诫: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在于能否建造青铜巨鼎,而在于是否学会敬畏每个生命。

周公与孔子跨越时空的默契,李硕在病榻上写下的“深渊凝视”,都在提醒我们。

遗忘血腥不是为了掩盖历史,而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