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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第 096 篇文章

面对“人生本质是痛苦与无聊循环”的论断，叔本华并非只抛出绝望，他虽直言世界的残酷，却也为人们指明了一条平静面对的路径。他是坚决反对自杀的，在他看来，自杀绝非摆脱痛苦的出路，反而是对“意志掌控”的彻底屈服，是一种徒劳的逃避。

这就像在如来佛祖手掌心的孙悟空，以为翻个筋斗就能逃出生天，却不知无论怎么折腾，始终没跳出那片掌心。你以为自杀能斩断意志带来的痛苦、获得真正的自由？醒醒吧，骚年，仔细想想，你为什么会选择自杀？本质上还是因为“太爱自己”，爱那个渴望被满足、却又屡屡受挫的“自我”，爱到无法承受“自我愿望落空”的痛苦，才想用极端方式终结这份折磨。可意志的力量远比你想象中强大，即便肉体消失，意志本身并未被消灭，它依然会以其他形式存在于世界中，所谓的“解脱”不过是自欺欺人。

当然，叔本华也没把人逼到绝路。他承认，人生虽被意志主导，但人并非完全没有反抗的可能，想要跳出“痛苦与无聊”的循环，核心在于“否定自我意志”，不再执着于那些虚幻的目标，不再把“实现自我欲望”当作人生的意义。要知道，你越是强调“自我”，越是拼命追逐“我想要”，就越容易被意志牵着走，痛苦也就来得越猛烈。就像一个人越想抓住沙子，沙子流失得越快；越想控制生活，生活反而越失控。而当你主动放下对“自我意志”的执念，不再被“我想要”裹挟时，痛苦的根源自然会慢慢松动，这思路，是不是和佛教里“无我”的理念格外相似？

佛教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主张放下对“自我”的执着。叔本华则认为，“我感到痛苦”的关键不在“痛苦”本身（毕竟痛苦是意志世界的常态），而在“我”这个主体，如果无法否定痛苦的存在，那我们至少可以试着否定“感受痛苦的我”。当“自我”的边界变得模糊，痛苦对人的冲击也会随之减弱。

在叔本华看来，“否定自我意志”有两种具体路径：一种是通过审美体验间接实现，另一种是通过带有宗教性的直接自我否定达成。

先说说审美体验，这是最贴近普通人生活的解脱方式。当你沉浸在一件艺术作品中，比如凝视一幅传世油画、聆听一首动人的乐曲、阅读一本深刻的文学著作时，是不是会暂时忘记现实中的烦恼？你不再焦虑“明天要交的报告”，不再难过“昨天和朋友的争吵”，甚至忘记了“我是谁”，完全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正是叔本华眼中“否定自我意识的最佳时刻”。

这时可能有人会问：“那我打王者荣耀的时候也会忘我啊，一局下来连饭都忘了吃，难道打游戏也是否定自我意志的办法？”别急，叔本华早就想到了这种反驳，预判了你的预判，简单来讲，你打游戏时的“忘我”，和审美时的“忘我”根本不是一回事！你打游戏时真的完全抛开“自我”了吗？你不还是在执着于“我想要赢”、“我想要拿MVP”、“我想要上王者”吗？输了会骂娘，队友坑了会想砸手机，赢了又会立刻惦记下一局，从头到尾，你都被“我想要”的意志牢牢掌控，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追逐欲望，哪里谈得上“否定自我意志”？

真正的审美体验，是超越一切欲望和利害关系的。当你站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前，不会想着“我想要拥有蒙娜丽莎”。当你读《红楼梦》时，不会纠结“我想要成为贾宝玉那样的人”，当你听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时，不会盘算“我想要学会这首曲子去炫耀”。你只会纯粹地关注作品本身，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如何牵动你的情绪，《红楼梦》里的兴衰如何让你共情，乐曲的旋律如何在你心中流淌。这时，你会暂时摆脱个体意志的束缚，跳出表象世界的局限，进入一个更纯粹的理念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我”，没有“欲望”，只有对美的纯粹感知，痛苦和无聊也随之消失。

要是有人在审美时还执着于“我想要”，比如看《蒙娜丽莎》时想“这画能卖多少钱”，看《最后的晚餐》时想“耶稣和门徒吃的是什么菜”，看《维纳斯雕像》时想“能不能和她一起洗澡”，那叔本华恐怕也只能无奈摇头：“这样的人，我救不了，你还是去问问接下来要出场的尼采吧，只求他别被你问得提前疯了。”毕竟，审美体验的核心是“放下自我”，若始终抱着“我想要”的执念，再伟大的艺术也无法带你脱离痛苦。

不过叔本华也坦诚，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我们很难凭借自己的力量进入“理念世界”，只能通过欣赏天才的艺术作品，间接摆脱自我与意志的困扰，获得暂时的解脱。就像我们无法亲自登上珠峰，却能通过登山家拍摄的照片、写下的游记，感受珠峰的壮丽。我们无法直接洞察世界的本质，却能通过艺术家创作的作品，短暂触摸到“超越意志”的平和。

而叔本华所说的“带有宗教性的直接自我否定”，则更接近一种极致的精神修行，其中处处可见东方哲学，尤其是佛学的影子。他曾在著作中写道：“我们看到了超越所有理性的平和，心灵的大海处于完全的平静之中，那是一种无边的安宁，不受任何打扰的信心与愉悦。”这种状态，和佛教追求的“涅槃”、印度教向往的“梵我合一”何其相似，都是通过彻底否定个体意志，与更高层次的“绝对存在”融合，最终实现永恒的解脱。

叔本华对东方哲学的偏爱并非偶然。早在他25岁时，就偶然读到了印度教经典《奥义书》，书中“梵是唯一真实，世界是幻象”的思想，让他深受震撼。此后一生，他都在不断研究《奥义书》的奥秘，甚至在临终前留下这样的话：“《奥义书》一直是我生命的慰藉，也将是我离开这个世界时的慰藉。”这种对东方智慧的吸收，让他的“意志否定论”不再是单纯的哲学思辨，更多了几分宗教般的虔诚与超脱。

但必须承认，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终究是彻底的，即便他给出了“定意志的解决方案，这条路本身也充满了悲观色彩。首先，“否定自我意志”的难度极大，要一个人放下从小到大被灌输的“追求自我、实现价值”的观念，不再渴望成功、财富、爱情，几乎等同于要重塑整个精神世界。就像让一个习惯了奔跑的人突然停下来，还要他忘记“奔跑的意义”，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比承受痛苦更难。

其次，这种“否定意志”的论述，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无论是他说的“与理念合一”，还是东方哲学里的“天人合一”或“涅槃”，抑或是基督教中的“与神合体”，本质上都是通过放弃个体意志，融入一个更高的“绝对存在”来获得解脱。可对于不信仰宗教、追求理性的人来说，这种“超验”的解决方案，多少显得有些虚无缥缈，难以落地。

不过，叔本华的哲学命运，却像一场“迟到的盛宴”。他活着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其思想都被主流哲学界忽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谢林的绝对唯心主义占据着舞台中心，没人愿意听他谈论“意志是痛苦根源”的“消极论调”。可到了他晚年，情况却悄悄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孤独的哲学家”，他的著作销量逐渐上涨；等到他去世后（1860年），他的理论更是像一条陡峭上升的曲线，影响力迅速扩散，《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成了当时人人争相购买的“必读书目”，甚至出现了“叔本华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答案藏在时代背景里。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冲击、社会结构的动荡，尤其是普法战争等战乱的影响，人们渐渐厌倦了主流哲学里“理性能解决一切、”“世界会越来越好”的乐观论调，现实的残酷让这些“美好承诺”显得格外空洞。而叔本华的哲学，虽然对世界的看法压抑、阴沉，却像一记响亮的警钟，戳破了人们对“理性乌托邦”的幻想，让人们看到了世界“不美好”的另一面。

当人们在现实中屡屡受挫，发现“努力不一定有回报”“理性也无法掌控生活”时，叔本华的话突然变得“接地气”起来，原来人生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而是世界的本质本就如此。原来我们不必为“无法实现所有欲望”而自责，因为欲望本身就是痛苦的根源。这种“理解与接纳”，反而给了人们一种别样的安慰，就像一个人在雨中奔跑许久，突然有人告诉他“雨本来就不会停，不如找个地方躲一躲”，虽然没有解决下雨的问题，却让人不再那么焦虑。

或许，这就是叔本华哲学的价值，它不承诺美好，却教会人们如何在不美好的世界里，平静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