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别人都是什么情况下读的《伤逝》，我是在中学语文课堂读到的。老师说，这是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结合鲁迅关于“娜拉”的一个演讲，老师细细剖析了这篇小说里失败的爱情。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生，我自然对老师的话照单全收，都信了。
恰好我也学过陆游那篇“钗头凤”，红素手黄藤酒什么的，讲的是那个叫作封建礼教的东西，如何毁掉宋朝诗人的恩恩爱爱。鲁迅够狠啊，他明明也一直抨击礼教，但写下唯一一篇爱情小说，偏偏不提礼教这事，他让封建家长的阻拦失效，让年轻人私奔成功，而后演绎一出婚姻仍旧失败的好戏……他比陆游更狠些。
我想这就是老师讲的作文要出奇制胜，也是鲁迅讲的“不吃别人嚼过的馍”吧，根本没想过，鲁迅写这么一场爱情，深藏骗人的成分……
文本细读，的确在爱情以外读不到别的
我同意余华那个说法，当年读鲁迅文章“味同嚼蜡”，口感很不佳。当然我们后来都承认鲁迅的所有文字都属于良药苦口。要找原因的话，一方面他那时候刚兴白话文，语言还没通过充分的写作实践进化到纯熟境界；另一方面，要表达独有的恨意和狠意，也得用独有的语言，鲁迅不可能有染启超胡适当年的语感，也不可能用后来张资平张恨水的语言。还有一点，似也不应否认作者濡染了乃乡师爷文风，笔墨刁钻，不易测度。
万千原因，那一代人中，仍是鲁迅用文字挖得最深，写得最牛。如果没他，二十世纪（至少前五分之四时段）中国文学真的让人很抬不起头。
《伤逝》写于1925年10月。说来我跟这篇小说还是蛮有缘分，课堂学过，后来参加工作到一个杂志求职，笔试给的题目前头是基本语法，后面是分析《伤逝》。我以笔试成绩第一被录用，改过我卷子的副总编，一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前辈跟我说：你把《伤逝》分析得不错，不过我顺便告诉你，鲁迅这个小说不光是写爱情，还写进了兄弟感情。
我当时有点吃惊，考虑到周氏兄弟和北大的渊源，我记住了他这话。稍后我又把《伤逝》小心翼翼读了一遍，涓生和子君，一男和一女……娜拉出走了，娜拉又死了。真的无法完全相信副总编的话，但又顾及他北大身份——他应该是周氏兄弟嫡传弟子的弟子的弟子……最后，只能说半信半疑吧。
慢慢发现，要想不被骗，工夫在文本外
我九十年代开始学习写小说时，基本不读鲁迅，我想我肯定不会沿用鲁迅的语言去写文章，从中学到大学读到的鲁迅文章，已经够多，蜡也嚼够了。另外，考上军校靠着全额供给制才开始吃饱肚子，我觉得我成长阶段积累下对于这世界的苦感，差可与鲁迅相比。对什么有兴趣读什么，借学外语机会多读外国书，占用了我大部分时间。不读或尽量少读本国书，现在想想其实也失之偏颇。
这几年闲得没事干，终于搬出早年开书店购入的鲁迅全套作品，还有研究他的人写的那些书。
旅居日本东京后我也发现了自已另一浅陋：以前太轻看日本小说了。其实，从鲁迅那一代算起到现在，日本出了夏目、芥川、谷崎、川端、森鸥外、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津岛佑子、多和田叶子……岛国的现当代文学牛人没断过线，像一川珠子串在一个多世纪时间线上。而我们那边呢，只鲁迅一个拿得出手，勉勉强强张爱玲也算可以，沈从文钱锺书居然大半辈子坚决不再写小说（我去……这都什么事儿）。既然只有一个鲁迅可供琢磨，闲来只能多琢磨琢磨他了。
就说这《伤逝》吧，里面除了爱情重伤，居然还藏着兄弟失和这块伤疤。
感谢王晓明王锡荣杨智深吴俊这等承前启后的学者，也感谢竹内好伊藤虎丸和丸尾常喜这些独辟蹊径的域外研究者，他们的文章，已经说得很明白。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依据的那些材料。
比如当事人之一周作人早年给曹聚仁信里这样写过：“《彷徨》中《弟兄》前面有一篇《伤逝》，作意不易明了，说是借了失恋说人生固然也可以，我因了所说背景是会馆这一’孤证’，猜想是在伤悼弟兄的丧失……但对先生私下不妨一说……”。
知堂不是说了这么一次，在晚年回忆录里，他又明确说了一遍：
“《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周作人回忆录》）
周作人这些话和他先后如一的用意，在我上学时是被老师屏蔽掉的。或者，老师也不知道有这样隐曲的材料，照本宣科，讲了明面能讲的东西。
我在读到这些材料时，像是从知堂手里接到一把钥匙，以前的疑问种种，基本都可以解释通了。
读书之余，我也作了如下分析：
一，鲁迅为啥要写这篇“爱情小说”。据鲁迅日记，《伤逝》完稿于1925年10月21日，在那之前，他曾于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为主题的演讲，后收进了杂文集《坟》。就鲁迅当时的阅读所及外国文学作品有易卜生《玩偶之家》，以及那一时期女性独立成为中国社会热门话题，鲁迅为此构思一篇爱情小说是完全说得通的。因为文本里能够读到的只是男女之情，读者不作他想实属正常。
但也应意识到，鲁迅恋爱经验并不丰富，甚至说少得可怜，他的一生除去为数不多的绯闻，有据可查的爱情仅有和许广平这一例。他写“爱情题材”，不管现实经历还是心理感受层面，可供挖掘的东西都很有限。即使不考虑周作人的“解读”，也极易导致一个有趣的猜测：它不宜完全当作一篇爱情小说来读。
在时间上，1923年兄弟失和，做演讲和写此文都在之后。
二，鲁迅对涓生的刻画有违男女之情的常理。如吴俊先生在《暗夜里的过客》中分析的那样，兄弟失和后，鲁迅写了一批以“牺牲者的被弃和愤怒”为主题的作品，《伤逝》是其中“最扑朔迷离却又耐人寻味的”一篇。通过涓生之口，把一位女性（子君）放到了被动不利和应该受指责的地位，爱情破裂，主要是由子君造成的；她后来死去，涓生不过只具有情感上的责任和道义上的自责，丝毫没有事实上的负担。就涓生（实际是鲁迅借这一角色代入了自已情感）这一方，自始至终都在自我开脱，显示出推脱责任的心理。他对子君的爱，在子君做出离家出走这么大牺牲之后，却很快由热烈变为平淡，继而是失望、不满、苛责。作为一个男人，这一系列表现显得非常自私和冷酷无情。仅就文本呈现的子君所作所为来说，完全没必要受到一个爱过她的男人如此毫不留情的谴责。这样有悖常情，写到这个程度，完全可以看成作者是把自已久积的怨愤（由兄弟失和引出的）捎带进了一篇“爱情小说”里。
三，鲁迅处理“兄弟失和”话题时无路可走，只好借“爱情”影射兄弟情。事实已经证明，他无法专门就兄弟失和写文章。二人当年失和，留给时人及后人种种猜测，其中一些说法极为不堪。简单来说，哪怕仅仅出于“家丑不可外扬”这一传统“规矩”，兄弟之间也无不三缄其口。就鲁迅的性情，不大可能将之压抑于胸，要想纾解表达，只有曲笔一途。
因此说，这是一篇擦枪走火的爱情小说。他最初“立意”也可能只是要写写爱情，给模仿“娜拉出走”的女性另一个警告或提醒。但到了下笔之后，稍有小说写作经验者都会知道，故事常要挣脱作者“设计”，自顾自开步走。“我（涓生）”这个人物，把作者完全代入了《伤逝》的文字洪流，借主人公爱情婚姻的失意以及由此生出的不满和怨怼，自觉不自觉地“夹带私货”，把兄弟失和引出的不满和怨怼带了出来，发泄了出来。悼爱情时顺带也“悼”了失去的兄弟情，而且让后一种哀怨不小心占了重头。总之，这完全可视作鲁迅写作中的一次“擦枪走火”。
鲁迅素有面对敌手和假想敌时得理不饶人的个性，这篇“擦枪走火”并非孤例。前有《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后有“答徐懋庸”那封信，虽“走火”原因、方式不同，但都显示了他不愿压抑自已，要借文字释放胸中怨气的习惯做法。
《伤逝》的独特还表现为文本风格
最后，我想试着分析一下鲁迅《伤逝》的文本风格与日本私小说之间的某种关系。
鲁迅早年在留学日本期间，即开始着手翻译日本小说，阅读和购买了日本当时出版的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森鸥外、菊池宽、国木田独步、佐藤春夫、志贺直哉等人的不少名作。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他去世前，通过跨洋邮购和日常逛上海内山书店等，基本购齐了同期日本主要作家的作品全集。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据王锡荣先生考证，菊池宽《三浦右卫门的最后》之于《阿Q正传》，国木田独步《巡查》之于《在酒楼上》，佐藤春夫《形影问答》之于《影的告别》……每组前者对后者都有一定的影响（见王锡荣《鲁迅学发微》）。
我想这也很自然，我来日本五年多，就接触到的在日华人小说家而言，从陈永和、哈南、亦夫、元山里子、黑孩、弓也直到更年轻的琪官等人，其作品都可以看出受过日本小说的影响，文本对比阅读中极易发现。正如郁达夫当年受佐藤春夫《忧郁的乡村》直接影响，写出《沉沦》，被日本评论家称作“中国私小说”一样，可以合理地推定，鲁迅《伤逝》以内心独白方式剖白男女私情，发泄内心怨愤，应该也是深受日本私小说写作方式的影响。
私小说作为日本近现代以及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文学存在，最早萌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代表作家有田山花袋（代表作《棉被》）、葛西善藏（代表作《湖畔手记》）、志贺直哉（代表作《在城崎》）、尾崎一雄（代表作《虫子的二三事》）等人，稍后，太宰治（代表作《人间失格》）、谷崎润一郎（代表作《痴人的爱》《疯癫老人日记》）成为写作私小说的一代大家。资料显示，出于对谷奇润一郎的兴趣，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即购买并收藏了日文版《痴人的爱》（该书首版于1924年）。仔细对比阅读，《伤逝》的叙事语感，男主人公对男女私情层层剥皮，以及对所爱之人彻底失望后的谴责情绪，都与私小说《痴人的爱》有颇高的相似度。
《伤逝》既借日本私小说形式达成了鲁迅作品中独一无二的“爱情”表达，同时也借“爱情失败”这杯酒，浇了“兄弟失和”的块垒。或许可以说，这篇小说当年“骗”过我做学生时的眼光，随着时间推移，而今渐渐“水落石出”。真难为鲁迅先生了。对于专门的研究者来说，这“发现”或许没啥大惊小怪。但对于一般读者，如果错过这一层理解，无疑是个遗憾啊。
2025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