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洛为誓
皇帝和曹爽兄弟一行玩玩走走,刚过伊水,有快马追来,呈上司马懿写给皇帝的奏疏,自是曹爽先阅。白话文(红)及评析(蓝)如下:
当初先帝将臣从辽东召回,拉着臣的手臂嘱托后事,臣对先帝说:“太祖、高祖也曾将后事托付给臣(二祖亦属臣以后事),这都是您亲眼所见,不用担心,如若托付不效,臣当以死谢罪。”当时黄门令董箕及侍疾才人都在场,可以作证。
按:开篇彰显辽东战功,暗暗对曹爽施压,随即亮明身份——我司马懿是先帝亲自指定的托孤大臣,而且资格比曹爽更老,他只经历了先帝一次托孤,而我除了先帝,还有太祖、高祖两次(二祖亦属臣以后事)。
高祖即曹丕、太祖即曹操,这就是纯胡说了,曹丕托孤大臣中有司马懿不假,曹操何曾向司马懿嘱托后事?司马懿如果受过太祖重托,这么大的事,陈寿为晋帝编《三国志》何以只字不提?
然而太祖驾崩已经是三十年前(220年)的事了,贾诩、陈群、贾逵等元老,张辽、张郃、徐晃等五子良将,夏侯惇、曹洪等宗室以及曹真、曹休、夏侯尚等二代都已去世,曹芳尚未出生,曹爽也只是孩子,当时发生了什么,就只能“听老爷爷讲故事”了。
至于“谁谁都在场能作证”,这是个马虎眼,谁知你说的是先帝托孤之事,还是“二祖亦属臣以后事”?
如今大将军曹爽违背先帝遗命,败坏国法,其罪行包括:
(1)对内越分僭权,对外独断专行;
(2)拆解军队编制,把持禁军兵权;
(3)在关键官职安插亲信,将历代旧臣从宫中护卫岗位驱逐,换新人培植私党;
(4)势力盘根错节,日益放纵,更任用黄门张当为都监,窥探陛下动静,图谋皇位,离间皇室关系,伤害骨肉亲情。
天下动荡,人心惶惶之下,陛下您倒像是暂居帝位而已,这绝非先帝托付臣的本意。臣虽年老,不敢忘记昔日誓言。历史上赵高专权导致秦朝覆灭,而及早诛除吕氏、霍氏则使汉室延续,正是前车之鉴。
按:揭露曹爽的罪行,曹爽当然有罪,不过所谓“享乐、放纵”都是次要的,他最大的问题是搞小圈子,任用“三狗”把持尚书台,排挤架空老臣,这也是朝中官员都愿意配合司马懿,乐见曹爽倒台的原因。
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等老臣,都认为曹爽有无君之心,曹氏兄弟不宜再典兵宿卫。臣等已上奏太后批准,太后令臣等执行。
按:元老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司马懿借蒋济、司马孚之口得出“曹爽有无君之心、曹爽兄弟不宜再典兵宿卫”的结论,自己只是奉太后之命行事。意图将政变包装成一个由元老们共同发起的联合执法行动,淡化他个人与曹爽的矛盾,有利于迷惑曹爽、实现目的。
臣已下令主事官员及黄门令:’撤销曹爽、曹羲、曹训兵权,以侯爵身份回到自己家宅,不得逗留阻碍皇上车驾返宫。如果敢有羁留皇上车驾,便以军法从事!”
臣带兵驻守洛水浮桥,严防意外发生。(完)
按:这是许多单位常见“先审后签”制度,对于重大事件(蒋济、司马孚等指出曹爽有不臣之心),不方便请示主要领导(皇帝)的,由办公室主任(司马懿)拿出初步处理意见(罢免曹爽兄弟官职),分管领导(郭太后)审批签字,最后交给主要领导(皇帝)签发,实现闭环。此时曹爽兄弟的官职还在,因皇帝还没有签字(签不签在曹爽),后来曹爽决定投降,向皇帝自请免职,交出大将军印绶,才算正式解除职务。从程序上讲,司马懿的做法没有问题。
初览奏疏,曹爽虽意外倒也不慌,嚯,原来这老头一直装病,可他也忒糊涂,皇帝在我这里,这不是找死?
看到最后,曹爽发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老头不是在城里带着,而是屯兵洛水浮桥。
司马懿为何不在城内固守?
因他最多也只是暂时稳住京师局面,真能调动的兵力极其有限,无法布控所有城门,如果曹爽带皇帝回洛阳,伞盖无论到哪个城门,守城官兵没有不开门的道理,待曹爽兄弟进城,局面就不是他司马懿能控制的了。
对司马懿来说,“曹爽+皇帝”这对组合,是不败之局,无解之局,毫无破解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人为造势,让曹爽误判形势,主动交出权力,与皇帝切割。
故司马懿必须率少数最信任的人马提前守在洛水浮桥,既是阻挡曹爽带皇帝回城,也是以兵威向曹爽施压。
考虑到自己人少达不到震撼效果,司马懿又加派了一些禁军以壮声势,又邀请前领军将军,太尉蒋济一同坐车,增加威望和分量(引太尉蒋济参乘,以增威重)。从这一点可知,司马懿并没有真正掌控禁军,不然也不会借蒋济狐假虎威。
想起司马懿在辽东筑京观的事,曹爽不由出了一阵冷汗,他将奏疏塞进袖中,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将天子车驾留在伊水之南,洛阳发生变故的事不能让他知道。
第二件,砍树构筑防卫工事,同时调遣数千名屯田兵士为护卫。
没有谁是天生的软柿子,开始他是打算司马懿硬刚的,毕竟手里有皇帝这张王牌。
司马懿当然想到了这一层,奏疏只是开胃菜,他还安排有后手。
很快,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匆匆赶到,告诉曹爽事情没那么糟糕,劝他尽早回来认罪。
不用说,二人显然是奉司马懿之命前来,兵法云“围师必阙”,多年合作与观察,司马懿猜准了曹爽忌惮自己威名,能文斗不武斗的心理,有意给他一个台阶下。
几乎跟许允、陈泰同时到达的,是趁乱逃出洛阳,号称“智囊”的大司农桓范。
在司马懿和曹爽之间,桓范严格讲属于一个中间派,他不是“浮华党”成员,曹爽对他礼敬有加,司马懿也想争取这个人。
半日前司马懿从永宁宫出来,以太后的名义命桓范担任中领军之职,想要派他去接管曹羲大营,桓范本打算接受,他儿子提醒说,皇帝在城外,何不去投皇帝?桓范想想有理,决定偷跑出城。
桓范的摇摆很有意思,透露的信息量很大:
起初决定接受任命,说明“扳倒曹爽”是当时许多官员的共识;
儿子劝说后改变主意,说明桓范虽同意扳倒曹爽,但曹爽带着皇帝,真斗起来胜算更大。
桓范跑到平昌城门下,守城的是桓范的故吏司蕃,桓范诈称奉太后诏要出城,却没有主动出示太后诏令。
要不要查验,这道考题摆在了司蕃面前:
不查,放跑了人,太傅追究下来,自己难逃责任。
查,就是不信任老领导,万一人家真有,这就把人得罪了。
老领导是大将军和太傅都看重的红人,将来前途无量,这样的人最好巴结。
想到这里,司蕃大手一挥,放行。
听说跑了桓范,司马懿大为担忧,他的胜算之一就是曹爽身边没有得力的参谋,如今桓范去了,无疑会影响曹爽决策。
之前劝你你不听,现在果然出事了吧?喘着粗气的桓范对曹爽说,赶快,带天子到许昌,调集四方军队勤王护驾。
桓范的意思,别看司马懿送来的文件上圈圈叉叉一大堆批示,没有皇帝签字它就是废纸一张,天子在手,话语权在咱们手里,有什么怕的?
也许是挂念陷在府邸的妻儿,曹爽犹豫不决。
劫质这种事之前曹魏早有先例,曹操曾专门发了一道法令:“今后凡遇敌人劫质,只管攻击,不要顾忌人质安危。”(乃著令,自今已后有持质者,皆当并击,勿顾质)。曹爽不可能不知道这条法令,但他做不到,想起关羽就是军士妻儿被孙权劫持,军士哗变逃跑(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曹爽迟迟不能决断。
桓范觉得曹羲更脑子清楚些,对曹羲说,你平时读书干什么的,你觉得你们还能回去过安稳日子吗?何况你们与天子在一起,挟天子以令天下,谁敢不从?
曹羲也默然不语,桓范觉得宏观叙事他们听不懂,直接给出了具体方案:
1.你的中领军别营近在城南,洛阳典农的治所也在城外,你可随意召唤调遣他们派兵增援;
2.此去许昌,走官道不过两天两夜路程,许昌也有武库,足以武装军队;
3.咱们所忧虑的无非粮食问题,但大司农印章在我身上,可以签发征调。
曹羲仍然没答应,可能有他的苦衷。
送奏疏的使者及许允、陈泰两拨人带来的信息都是——司马懿和元老们已凭太后诏全面接管了城内外所有禁军。曹羲不确定桓范所说的“中领军别营”是否还在,如果真的被接管,去调兵就是自投罗网。当然他可以派下属去,可如果真被接管,去调兵就等于告诉司马懿“鱼死网破”,把投降的后路给堵死了。
就在这时,殿中校尉尹大目也来了,曹爽素来信任此人,赶紧询问城里的情况。
尹大目说,太傅已经指着洛水发誓,只是免您的官,别无他意。
又有人送来蒋济的书信,跟尹大目差不多意思,劝曹爽认输,争取个态度。
看来事情没那么严重,曹爽决定再想想。
天快亮的时候,曹爽终于从帐中走出,众人急切的迎上去。
曹爽投刀于地,对大伙说,我揣测太傅的意思,不过是想要我兄弟服软罢了。我只要投降,天下就相安无事了,他没理由再为难我,当个富家翁也没什么不好。
曹爽执政以来主持正始改革,在曹爽看来,可能是改革太过激进,不得人心,侵占了元老们的利益,导致他们联络太后反对自己,既然如此,他没有信心再搞下去,把利益还给元老们就是了。
桓范跌坐在地上,完了,老子一家人要跟这几只猪一起灭族了。
随后曹爽面见皇帝,自愿免官,解下印绶交给许允、陈泰,
主簿杨综最后劝道,您挟持天子手握大权,何必非跑到东市去砍头?
曹爽不听。
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
曹爽陪同皇帝回宫,随后被软禁在家中。司马懿派兵包围曹爽府邸,并搭建高楼日夜监视。
两日后,即2月9日(5日曹爽出城,6日司马懿起事,7日曹爽投降),司马懿以宦官张当“私自进献宫女”为借口,将其逮捕审问。张当在严刑拷打下,被迫供称曹爽等人计划在三月谋反(当陈爽与晏等阴谋反逆,并先习兵,须三月中欲发)。
很快,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桓范等全部被以谋逆罪处死,诛灭三族。
至于曹爽下属鲁芝,辛敞,王沈等人,司马懿特别宽大处理,后来还有人成为晋朝新贵。
桓范不是曹爽一党,本可免一死,曹爽投降后,朝廷下诏让桓范官复原职,桓范如释重负上表谢恩,迎头碰上放跑桓范的司蕃去官署自首。
履职不力放跑了人,司蕃老实等候处理就行了,说不定太傅开恩不予计较呢,为何还要去自首,也想争取个态度吗?
自首只是个由头,实际上司蕃有重要情况汇报——桓范不但跑了,还回头对他说了一句“太傅图逆,卿从我去”。
心里有事最怕被说中,“太傅图逆”四个字深深触碰了司马懿最敏感的神经,打武库、攻司马门哪个不是掉脑袋事,本就容易给人各种负面联想,就像皇帝的新衣大家想说又不敢说,现在大街上有人公然喊出“太傅图逆”,这要是不杀,舆论可就越带越远了,家族后代遗患无穷。
司马懿随即以诬告罪逮捕桓范,最终与曹爽一同处死。
注意司蕃自首的时机,并不是桓范逃跑的第一时间,而是曹爽投降后,官复原职的桓范上朝谢恩时,这表明他在观望——如果曹爽赢,他放跑桓范就立了大功;如果司马懿赢,就去报告桓范的反动言论,洗脱自己的嫌疑。
就像《雍正王朝》里畅春园康熙驾崩,隆科多奉命去正大光明殿取康熙遗诏,取完回来后躲在暗处,直到十三爷拿下丰台大营,四爷稳操胜券时才冒出来宣诏。谁也不是傻子,隆科多后来投靠八爷,很难说不是这件事跟雍正早有裂痕。
蒋济当初参与政变,又给曹爽写信说“惟免官而已”,促成了曹爽的投降,不料司马懿大开杀戒,蒋济这才发现自己被当枪使,深感对不起曹真父子,郁郁而终。

前面说过,高平陵之变的实质,是司马懿利用充分利用曹魏元老集团与曹爽的矛盾,将自己包装成“再造魏室”的伊尹、吕尚,赢得了蒋济、高柔、孙礼等关键人物的同情或支持,将反对曹爽的势力转化为政变的同盟军。
扳倒曹爽是众望所归,可结果却出乎众人意料,在老臣们看来,司马懿是为了阻止曹爽继续胡乱改革、败坏国典,挽狂澜于既倒,最终目的还是要匡扶魏室的,可事情竟发展到诛杀曹爽三族,以司马懿的资历、威望和功劳,两个能干的儿子,以及身后的司马氏大家族,接下来要干什么就不难想象了。
支持政变的元老们总算看到了真相,但为时已晚。
也不怪他们,从老头病中坐起,到曹爽三族被诛,短短四五天,谁能反应过来?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固辞丞相之封、九锡之命,但次年正月,天子仍然违制在洛阳为他立了庙,司马懿死后,朝议认为“伊尹死后,由儿子继承事业”,司马师被任命为抚军大将军辅政,曹魏政权毫无悬念的落入司马氏之手。
二、曹爽之降
二百多年前,刘秀指洛水立誓,只要朱鲔投降,可宽恕其杀兄之仇。于是朱鲔投降,刘秀果未伤其分毫,仍保留其爵位,“指洛为誓”传为佳话。
如今司马懿也用这个典故,骗曹爽投降,最终夷其三族,“指洛为誓”遂成一个笑话。
很多人讥讽司马懿洛水放屁,为人阴险,其实玩阴招不是司马懿首创,张仪以六百里地诓楚、刘邦划楚河汉界毁约、孙权借白衣渡江背刺,刘备凭抵御张鲁取川,谁又比谁高尚?
不怪骗子多,怪你太天真。
人生不是说不能认输,相反,不怕丢面子、敢于认输,应该说是一种智慧和胆识。
刘邦鸿门宴向项羽认错,勾践兵败向夫差投降,都笑到了最后。
但曹爽的投降无论如何都是错的,因他政治上幼稚,
不光曹爽,蒋济也是一样,幼稚不分老少。
只是免官?可能吗?
曹爽、蒋济如果能替司马懿想一想,如果只是免官,司马懿将面临什么?
曹爽免官后,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浮华党成员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待司马懿下线,这些人为老领导翻案是早晚的事,老领导一出来,有些人就要进去,别说司马师、司马昭没好下场,司马懿也会被挖出来鞭尸。
还有司马懿弹劾曹爽的奏章,明白写着“背弃顾命、僭越专权” “看察至尊,侯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这种罪,是免官就够了的吗?
如果只是免官,岂不说明曹爽清白无辜,是司马懿凭空构陷?
只有将曹爽以谋反的罪名处死,才能证明司马懿所有行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纵观历史,权倾一时的高官一旦失势,离鬼门关就不远了。
邓艾灭蜀,官拜太尉,增邑二万户,因说大话被钟会抓住把柄+煽风点火,朝廷下令逮捕、解送回京,邓艾天真的以为回去解释清楚就没事了,结果参与构陷的卫瓘路上就送邓艾父子归天。都进囚车了,不杀等他复职清算吗?
年羹尧身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从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被贬为杭州将军,到十二月被赐自尽,也就九个月。
李斯、长孙无忌、和珅,都一样,上了槛车、进了囚牢,生命就进入倒计时。
曹操在《述志令》说,交权归国是“慕虚名而处实祸”,就是这个道理。
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三国志 太祖本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
三、另一个结局
如果曹爽不投降,结果会怎样?
底线不用说——肯定比投降好。
至于翻盘,看怎么做。
如果听从桓范建议去许昌,概率不大。
许昌自是好地方,问题是跟曹爽有什么关系?
许昌地属豫州,根据史料话事人有两个,不知谁先谁后,一个是毌丘俭(左将军,假节监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转为镇南将军),一个是王昶(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
毌丘俭是魏明帝曹叡的旧人,早年曾跟随司马懿平定辽东,又两次出塞远征,摧毁高句骊王国,征服朝鲜半岛。
王昶在曹操、曹丕时期一直默默无闻,到明帝曹叡时受司马懿赏识和推荐,很快成为地方大员,是司马懿的死党,高平陵之变后还参与平定了淮南三叛。
无论是谁,都有个共同点——不是曹爽的人。
假如曹爽听从桓范之计,带皇帝去许昌,那么很可能是这样的:
王昶(毌丘俭)派兵接应,将皇帝尊奉起来,至于曹爽——我既非你的故吏,也无旧日交情,更不欠推荐提携之恩,太傅、太尉都说你无人臣之心,太后罢免了你的官职,你说我该怎么做?
董卓把持朝政,还为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士人平冤昭雪,征召名士入朝做官,选拔人才到地方任职,就这样也没能讨着好,而曹爽搞浮华党小圈子,把持尚书台,于公德不配位,无人臣之心;于私排挤元老,无恩信于人,王昶(毌丘俭)能帮他才怪了。
按照桓范的剧本,曹爽写檄文宣布司马懿是反贼,要求全国发兵征讨,王昶(毌丘俭)说写的不错,把名字改成曹爽吧,再加几句:
……大魏苦爽久矣,徒以曹爽一日不束手,故民生一日不安。太傅司马公既声讨于前,征南将军昶(镇东将军俭)敢不响应于后,凡我州郡牧守,宜速举义旗,其有擒献爽、羲、训、彦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
擒拿曹爽兄弟后,王昶(毌丘俭)亲自送曹芳回京,和司马懿并列成为再造大魏的功臣,虽然司马懿未必笑到最后,但曹爽的结局不会变。
说到底,桓范不是曹爽核心圈子里的人,只知道许昌好地方,不知道曹爽跟外臣的关系,而曹爽曹曦兄弟就太清楚了。
当然曹爽还可以向荆州、扬州甚至关中方向求援,但结果很难说。
荆州刺史李胜虽是曹爽的人,但李胜只是二把手,真正的话事人仍是“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的王昶。
都督扬州诸军事的王凌是个中间派,虽然后来反对司马氏,但在当时同样对曹爽不满,更不用说司马懿此时还是“大魏诸葛亮”的人设,也没有帮曹爽的道理。
关中都督夏侯玄是曹爽的表弟,但二把手郭淮是司马懿的人,郭淮根基深厚,能不能让夏侯玄顺利调兵还两说,即使调了也是远水不解近渴。
所以曹爽如果决定反抗,请求外援是不现实的。
就只能等死了吗?
并不,他的最优解是——就地召集军马,带皇帝回洛阳。
“权臣+皇帝”组合的确是王炸,但有个大前提——自己地盘+自己的军队,俩光棍不行。
司马懿的重孙,成都王司马颖凭军力挟持晋惠帝,结果军队被南下的王浚率幽州突骑打散,司马颖带着晋惠帝回洛阳,此时控制洛阳的是河间王的下属将领张方。
论职权,司马颖都督中外军事,论身份,司马颖是皇太弟,法定皇位继承人,那么问题来了,司马颖能挟天子以令张方吗?不可能,非但不能,他自己和中央朝廷都是张方及其老板河间王的傀儡。
曹操迎天子后,以洛阳残破为由,将汉献帝迁到许昌,要地有地,要兵有兵,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
洛阳是曹爽兄弟长期经营之地,禁军是他们的基本盘,中领军、武卫将军这些关键职位都在手里,从曹爽废中垒、中坚二营架空中护军司马师,可知曹爽对禁军的统帅能力。
曹爽执政期间再怎么倒行逆施,受害者也只是那些老臣,禁军待遇优厚,忠诚度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么说吧,如果我是曹爽兄弟提拔的禁军骨干,我肯定不希望曹爽倒台,因为换了新领导我就要下台,一朝天子一朝臣。
所谓“司马懿和元老凭太后诏全面接管城内外禁军”,只是宣传需要,事实上一来可用兵少,二来时间仓促,不可能做到,曹爽曹曦二营之所以暂时稳住,一是手上没武器,二是有太后诏令,这不意味着他们改换门庭,可能在等曹爽兄弟回来收拾局面。
所以桓范说的城南的中领军别营是可以去的,加上洛阳附近的农垦部队,曹爽所带的禁军加上在城外召集的兵马,不比司马懿洛水浮桥兵力少。
反观司马懿之军,忠于他的只有死士和家丁,一大半是靠蒋济威望镇住,摆架势吓唬曹爽的禁军,他们本就是曹爽兄弟的人,更何况曹爽身后有个皇帝。
参考曹髦讨伐司马昭时,司马昭的军士持武器阻挡,曹髦喊了一声“放杖”,大将军士都乖乖放下武器,只有二杆子成济上前捅了个透心凉(兵交,帝曰:“放仗!”大将军士皆放仗。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
一个傀儡皇帝尚且能令司马昭军“放杖”,那么“皇帝+司马昭”组合的曹芳+曹爽更不用说,只要曹爽宣布“奉旨讨逆贼司马懿,胁从不问”,结果如何?
是,司马懿善于用兵,问题现在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此时太后身居宫中,别说禁军全部倒戈,蒋济也要旗帜鲜明拥护皇帝。
司马懿怎么办,带死士硬拼?那就太愚蠢了,还会坐实反贼之名。
后面的事就好说了,司马懿束手就擒,曹爽翻盘。
也许有人说曹芳已经十八岁了,何不趁这个机会除掉曹爽?
如果这样问,那就太小瞧十年权臣的含金量了,再说曹芳如有这个胆识,后面也不会继续当傀儡皇帝,直至被司马师废掉。
最后替司马懿复盘,从决策角度,他发动高平陵之变是不明智的。
曹爽的优势太明显,一是手里有皇帝,二是司马懿不可能管控他的禁军。
司马懿的政治资源太少,唯一可用的,就是三千死士、被排挤的元老和一个坐冷板凳的太后,但这些资源的作用都有限。
洛阳大城,区区三千死士,两处宫门、武库、禁军二营、曹爽曹羲府邸、洛水浮桥,处处要设防,力量稀薄。
跟皇帝比,太后的权力是衍生性、临时性的,而且太后如同棋子一样困在深宫,不如一个可以出现在战场的皇帝。
元老们虽然可以短暂利用,但是面临站队问题时不会含糊。
司马懿的先手,是能够快速控制洛阳,稳定局势,让曹爽有一种被拿住命门的宿命感。
他的后手,是揣摩对手心理,一是挂念妻儿,战斗意志不那么坚决,二是活命要紧、大不了当富翁的侥幸心理,在向曹爽下战书后,先派许允、陈泰、尹大目、蒋济等人连番游说,又搞指洛水发誓的行为艺术,促使曹爽放弃抵抗。
但这一切都有个大前提,那就是曹爽一定上钩,被你的先手唬住,又被你的后手骗住,如果不上钩,司马懿就被动了。
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对手犯错上,何尝不是另一种天真。
兵法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等敌人犯了错再果断出手,司马懿最好的机会,是之前曹爽独自带兄弟出城,既然错过了,就该蛰伏以待,即使等不到机会,他本人的威望、形象仍在,他的家族利益仍可以保证,无所谓损失。
由于曹魏一朝创业之初建立的防范机制,既防外姓大臣学曹操,又防近支宗室觊觎大位,叠床架屋、一厢情愿的猜忌制度下,诞生了“司马懿+曹爽”这样的怪胎组合,最终发生了高平陵之变,曹魏政权落到外姓手中,曹家几代人日防夜防,为外人做了嫁衣裳。
如果说高平陵之变对王朝兴衰有什么借鉴意义,那应该是吴站长的名言:
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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