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让无数人潸然泪下的照片，照片中的两位主人公是邓稼先和杨振宁。拍摄时间为1986年6月，地点是在北京301医院（即解放军总医院）五楼的邓稼先病房阳台。这是两人最后一次的合影。
照片中的邓稼先面容消瘦，头发斑白，然而他依旧笑容满面，神采奕奕，表现出一种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而杨振宁站在他旁边，眼神充满了痛惜与悲伤，似乎在努力掩饰内心的悲痛。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那就是邓稼先嘴角处清晰可见的血迹。对于了解邓稼先的人来说，他正忍受着巨大的病痛，这一刻，杨振宁来探望他，更多是为了告别。
实际上，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邓稼先便因病去世。邓稼先，这位中国杰出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核工业的奠基者和“两弹元勋”。他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1945年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值得一提的是，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与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多年的挚友。邓稼先12岁时，便来到北京崇德中学就读，在那里他与14岁的杨振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8年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且仅用了短短一年零十个月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因而被人称为“娃娃博士”。1950年10月，他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与工作机会，毅然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负责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突然找到邓稼先，告诉他国家将进行一项“重大工程”，并询问他是否愿意参与，但要求严格保密，连最亲密的人都不能透露，甚至可能无法照顾家庭。那时，邓稼先已成家，有了幸福的家庭。许鹿希的侄子许进回忆说：“我姑姑曾回忆，那天他回家比平时晚了些，但因为是夏天，天色还亮。他异常沉默，晚餐时没有喝酒，晚上也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姑姑见状询问他是否有什么心事，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告诉她，将会调动工作，然而具体去哪里做什么都不能说，只是告知她以后可能无法照顾这个家。”
自此，邓稼先的名字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后来解密的资料显示，邓稼先在新中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有32次亲自到现场指挥，其中15次担任现场总指挥。频繁的核试验让邓稼先遭受了巨量的核辐射。
1985年7月底，邓稼先刚在罗布泊完成最后一次核试验后返回北京。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张爱萍将军注意到邓稼先脸色不佳，随即安排他接受检查，结果被诊断为直肠癌晚期。
尽管如此，邓稼先依然坚持回到工作岗位，决心为中国的核事业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然而，1986年8月初，邓稼先在办公室因健康问题突然晕倒，送往医院时，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医生预测他最多只能再活一年左右。
听闻这一消息，身在美国的杨振宁决定回国看望这位老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前面提到的那张合影。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关于“两弹”研制成功后的奖金问题。每当有人问起这笔奖金，邓稼先总是笑着不予回应。杨振宁这次也问了他，“两弹成功后得了多少奖金？”邓稼先轻描淡写地回答道：“总共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当年国家在“两弹”成功后发放了一笔奖金，分成了10元、5元和3元三个档次，而邓稼先则得到了最高标准的奖金。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在北京去世，享年62岁。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邓稼先已无法亲自握笔，他口述遗嘱，由妻子许鹿希代笔。遗嘱中，他没有提及子女，而是表达了对国防事业的深切关心，他说：“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们的工作就要奔世界先进水平！”
1986年8月3日，党中央为邓稼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张爱萍将军在追悼会上致辞，并特别为邓稼先创作了一首诗：
“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自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
对于这位老朋友，杨振宁在回忆中评价道：“邓稼先是一个最不希望引起人们注意的人。他谈吐平和，几分钟的交谈便能看出他是一个忠厚诚实、不求张扬的人。他坦诚无私，从不自满，也没有任何心机，一生钟爱’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认识的所有知识分子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是最具中国农民朴实气质的人。”
在此，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向“两弹元勋”邓稼先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