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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考公时遇到300:1的报录比有没有吐槽过卷不动？但大家要知道，这要是搁在清代光绪年间的山东，这点竞争连入门级都算不上。
当时山东人口超3000万，全省五品及以上文官拢共才38人，平均80万人里才能出一个。换算成录取率的话，比现在考清华北大还低10倍，清华录取率约0.7%，而山东五品官的录取率只有0.00125%。
《大清缙绅全书》里记着，光绪十年山东有个老童生，从16岁开始考童试，考到60岁还是没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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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在济南街头，看到一个五品官坐着轿子路过，他赶紧跪在路边，盯着官帽上的水晶顶戴，半天没动地方。后来有人问他为啥跪，他说：“这辈子要是能摸下朝珠，死也值了”。
可就算考上进士，想熬到五品也不是件容易事。有人花20年从七品知县熬到五品，鬓角全白。有人熬到退休，还是个从六品同知，连朝珠的边都没摸过。
那这五品官的门槛，到底有多高？想在山东当个五品官又到底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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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官=能戴朝珠的门槛
在清代“九品十八级”的官制里，五品官是道硬邦邦的分水岭。《大清会典》写得明明白白：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才能佩戴朝珠。
这串用东珠、珊瑚或者翡翠做的珠子，不只是装饰，更是高级官员的身份证明，没到五品，就算官做得再久，也没资格戴。
对普通读书人来说，五品官几乎是天花板了。清代文官分“京官”和“地方官”，京官里三品以上是中枢圈，像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全国也就几十人。地方官里三品以上是总督、巡抚，每个省顶多两三个。
五品官则是精英圈，包括地方上的直隶州知州，知州是正五品，管着几个县，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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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盐运副使，这个官是从五品，管盐务，是个肥差，还有京城里的六部郎中，是正五品，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
可山东的五品官名额，被死死卡在了38个。这38个名额里，还得刨去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些高级官员，真正留给“中层”的名额更少。
直隶州知州全省就5个，盐运副使只有2个，剩下的多是京官外派或者临时差事。
不是山东没人才，而是清代官制本身就是金字塔结构。全国文官加起来有万余人，可五品以上不足5%，地方官的比例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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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作为人口大省，又地处京畿附近，名额被中央严格管控，想多一个五品官名额，得朝廷吏部层层审批，比登天还难。
科举路：想当官先闯3道考试关
想当五品官，第一步就得过科举这关。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必须闯过童试、乡试、殿试三道关，每道关都能刷掉九成以上的人。
第一道关是童试，分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从春天考到秋天，整整半年。县试在各县举行，由知县主持，考的是《四书》默写、八股文和简单的策论，也就是议论时政。
考生得提前报名，填明籍贯、年龄、家世，还得找两个保人担保，保人要是秀才，得保证考生没冒名顶替、没犯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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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试过了才能考府试，由知府主持，内容跟县试差不多，但难度更高。府试通过后，还要考院试，由省里的学政主持，这才是童试的关键。
院试考两场，第一场考八股文，第二场考策论和诗赋。光绪年间山东院试，每次报名的考生超过2万人，最终能考上秀才的还不到1000人，录取率连5%都不到。
很多人考到三四十岁，还是个没资格参加乡试的“童生”。
第二道关是乡试，三年才考一次，在省城济南的贡院举行。考生得提前半个月到济南，排队进“号房”，每个号房不到1平米，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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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考9天6夜，分三场，每场考3天，考生得自己带干粮、被褥，在小格子里熬完。
考的内容也难，第一场考三篇八股文、一首诗。第二场考五篇策论，得议论朝政、民生、军事。第三场考经义，要对《五经》里的句子做解读。
光绪年间山东乡试，每次报名超过2万人，最终中举的不到200人，录取率连1%都不到。中了举就能当官，但起点极低，大多是从九品教谕，就是县学老师，距离五品还差8级。
第三道关是殿试，考上举人还得进京参加。全国举人凑在一起考，最终选300多个进士，分一甲、二甲、三甲，其中一甲就是我们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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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每次能中进士的也就20来人，相当于全省3000万人里，三年才出20个进士。就算成了进士，起点也只是七品知县，从七品到五品，差4级，理论上要12年，可现实中，能熬到的不足十分之一。
升五品要破3道坎
就算过了科举关，当上了官，想升五品还得闯三道坎，每道坎都能卡掉一大批人。
第一道是民族坎，清代是满人建立的王朝，官制里暗藏“满汉有别”的规矩。吏部规定，满汉官员名额要按“满六汉四”分配，可到了山东，五品官里满人的比例更高。
《大清缙绅全书》记载，光绪十年山东38个五品及以上文官里，满人有27人，汉臣只有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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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公平的是“荫封”制度，满人贵族子弟不用考科举，凭着“荫生”身份就能直接当官。比如一个满人权贵的儿子，刚成年就能以荫生的身份授从五品盐运副使。而同期的汉臣，得从七品知县做起，熬15年，还得政绩拔尖，才能熬到从五品。
光绪年间山东有个汉臣，进士出身，在知县任上治理水患救了上千人，考核获“卓异”，就是最优等，本该升从六品同知，可最后名额给了一个没任何政绩的满人荫生。
他上书给吏部申诉，结果被批“不懂满汉体制”，反而扣了半年俸禄。
第二道是时间坎，读书人大多30岁左右才中进士，入职时就已经中年了，还得经历漫长的试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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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要“学习行走”，就是跟着资深官员打杂，学习处理公务，短则1年，长则5年，没通过学习就不能转正。
地方官要“署理”，就是要先代理某个职位，比如“署理知县”，得干满2年，政绩合格才能转正。
康熙帝当年就吐槽过试用期过长，可直到清末，这个规矩也没改。有个山东进士，30岁中进士授七品知县，32岁才通过署理转正，35岁考核合格，本该升从六品同知，可是因为“试用期刚满，资历不足”，又等了3年才升职。等他熬到五品时，已经50岁，头发都白了一半。
第三道是考核坎，清代官员每三年要参加一次考核，京官叫“京察”，地方官叫“大计”，考核内容分“廉洁、政绩、能力、年龄”四项，每项分“优、良、中、差”四等。四项里只要有一项得了差，就会被降级，两项得了中，就不能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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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时还得有人保举，得有三品以上官员写推荐信，证明你“清廉能干”。可保举名额有限，很多官员就算政绩好，没人保举也升不了。
光绪年间山东有个知县，在任上修了10座桥、办了5所义学，百姓口碑很好，可考核时因为没人保举，“能力”项只得了中，5年没能升职。等他找到人保举时，已经45岁了，离五品还隔着3级。
20年熬到五品的真实经历
《大清缙绅全书》里记载的山东进士李兆珍，就是熬了20年才到五品的典型。他是山东安丘人，28岁中举人，30岁中进士，授山东蓬莱县知县，正七品官。
刚上任那年，蓬莱遇上旱灾，地里的庄稼全蔫了。李兆珍带着百姓挖渠引水，从几十里外的河里把水引到田里，连着熬了20天没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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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救活了上千亩庄稼，百姓凑钱给他送了“万民伞”，可年底考核时，上司说他“性格刚直，不懂变通”，“能力”项只给了中，没能升同知。
这一等就是5年，直到35岁，新上任的登莱青道台看重他的政绩，把他的考核改成了卓异，才升成了从六品同知，分管蓬莱、黄县的粮运。
40岁时，李兆珍因为粮运工作做得好，被调往京城任吏部主事，这已经是正六品官了。本以为离五品近了，可京官的晋升更难。
正五品吏部郎中的名额固定，满汉各3个，得等到现任官员升迁或者退休才能补位。他在吏部干了5年，每天处理公文到深夜，可一直没等到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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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那年，有个满族郎中退休，本该轮到他，可因为他拒绝给吏部尚书送礼，考核时被评了合格，没能升职，又原地待了3年。
直到50岁，李兆珍才被外放山东，任从五品盐运副使。上任那天，他穿上新官服，戴上朝珠，对着镜子看了半天。
镜子里的人已经鬓角全白，眼角有了皱纹，从30岁到50岁，20年，他把最好的年华都耗在了仕途上。
可就算这样，他已经算幸运儿了，同期的大多数进士，直到退休都没熬到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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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熬到五品的大多数
不是所有人都像李兆珍那么幸运，光绪年间山东还有个进士叫张启元，跟李兆珍同一年中进士，授山东邹县知县，是正七品。
他在邹县任上干了8年，修水利、办义学，政绩不错，可因为没人保举，考核总评是中，一直升不了同知。
40岁那年，张启元调到济南府任从六品官通判，分管司法。他办案很认真，平反了好几起冤案，可因为性格耿直，得罪了知府。
考核时，知府给了他“廉洁优、政绩中、能力中、年龄中”的评价，还是不能升职。45岁时，他申请调回邹县，还是当知县，直到55岁退休，还是个从六品通判，连朝珠都没资格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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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那天，张启元把官服叠好，放在箱子里，跟儿子说“别考科举了，当个教书先生，比当官安稳”。
像他这样的人，在清代山东很常见，寒窗苦读几十年，考上进士当了官，可熬到退休，连五品都没到，一辈子的心血全耗在了仕途里。
结语
光绪末年，山东最后一次统计五品官名额，还是38个。这38人里，27个是满人，11个是汉臣。满人中，19个是靠荫封当官，8个是考科举出身。汉臣里，10个熬了20年以上，只有1个因为立了军功，15年就升到了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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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没熬到五品的官员，大多有两个结局，要么继续留在官场，当个小官直到退休，退休后回乡下养老，再也不提当官的事。
要么早早辞官，回家办私塾教书，劝学生“别一门心思考科举，学点手艺也能过日子”。
现在山东每年公务员录取超万人，就算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报录比也不过千分之一，跟清代山东80万人抢1个五品官比，已经轻松太多了，大家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