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第二天，百万红军开始向东北进军。
8月11日，朱德总司令下达命令：为了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接受日伪投降，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部向东北进发。
收到这个命令后，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李运昌，立即召开了军区党委紧急会议，商讨进军东北的具体部署。
这次会议决定，冀热辽军区一万五千多人分东、中、西三路，向东北挺进。
其中的东路，正是由时任冀热辽第16军分区的司令员曾克林率领的，整个东路军共有4000多人。
在和苏军会合后，曾克林指挥我军部队主攻，在苏军的配合下，攻占了由日伪军拒守的山海关，光复了沦陷敌手12年之久的榆关镇。
随后他们乘坐火车向锦州、沈阳继续进军。途中每到一站，他们都留下了一些部队和干部接管当地的工作，为后续友军到了作接应。
9月4日，离开锦州后，曾克林继续率部北进，并于9月5日早晨进入了沈阳。
此时的沈阳已经被苏联红军解放，当东路军作为第一支八路军部队进入这座城市时，苏军由于没有接到事先的照会，便调部队将火车包围了起来，不准我军下车。
曾克林于是带着参谋、翻译和警卫人员赶到苏军驻沈阳的卫戍司令部和他们交涉。他得到的回答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
曾克林气愤地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淋到的部队，我们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部队已经在火车上停了一天了，吃饭喝水都成问题，上厕所也不行，你们为什么不许我们下车？”
他身边的唐凯同志也气愤地伸出手，指着手臂上刺的镰刀斧头五角星，连声对苏联人说：“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
在曾克林的交涉下，那位苏联卫戍司令最终同意让我军下火车——不过下车后要到沈阳城外30公里的苏家屯驻扎。这个结果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也勉强可以接受。
在过去的14年里，东北人民一直饱受日寇铁蹄的奴役，过惯了亡国奴的生活，当他们看到八路军到来后，纷纷聚集起来，高喊着“八路军万岁”之类的口号。
不过，也有人趁机作乱，一个疑似特务的人为了捣乱，扔了一颗手榴弹，炸伤了一个老百姓，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将他当场打死了。
苏军没有想到眼前的这支部队这么受老百姓的爱戴，曾克林率部向苏家屯前进的时候，两个苏联上校追上了他，请他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可以住在沈阳故宫东边的小河沿——苏军毕竟是外来部队，他们也想依靠我们维持城内的治安。
在部队前往小沿河的路上，沈阳的群众们夹道欢迎，一路高呼着口号，直到天亮都不肯离去。这场景令战士们感动得一夜没睡，也成了曾克林难忘的回忆。
而那边的苏军，经过一夜的调查，也最终确定了曾克林的部队就是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友好地提出建议：对外最好不要叫八路军，而叫东北人民自治军，这样你们就不会受到条约的限制，我们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曾克林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回去之后他下令部队将八路军的臂章统统摘下，改称自治军，并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任务是配合苏军肃清日伪的残余势力，消灭土匪，维持社会秩序。
这样一来，这支首次进入东北的部队就取得了非常有利的地位。
卫戍司令部成立后，在3天的时间里，就把沈阳的一万五千多名伪军、宪兵和国民党的地下军的武装全部解除了。他们的成绩令苏联红军非常满意。
曾克林还马不停蹄地和东北抗联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并以沈阳为中心，兵分五路到辽宁各地进行接管工作。
曾克林的这个部署体现了他的战略眼光，我军迅速接管了沈阳兵工厂、抚顺、辽阳、本溪的军火仓库，以及大量的被服仓库、印刷厂、织布厂、医院、电台。
苏军甚至还决定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我们看守，曾克林随即组织战士们去仓库拉炮拉武器，前后拉了三天三夜，光是轻重机枪就拉出来1000多挺，还有2万支步枪，156门各种口径的火炮。
当时的武器真是拉都拉不完，战士们忙得热火朝天，甚至曾克林这个卫戍司令都亲自出马，加入了拉武器的行列。
曾克林在辽宁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但毕竟他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阵仗，对于未来的工作，他们多少有些没底：下一步的工作应该如何开展？关内的主力部队什么时候到？中央有什么指示和精神？
当时的苏军，面对东北的复杂局面也有些不知如何处理，他们也急于想和延安建立联系。最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决定派一架飞机，让曾克林带着两个苏联代表和他一起去延安。
曾克林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这次延安之行对于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建立有多大的意义，直到多年之后，他才从各种史料中得知：他的这次汇报，为中央将战略调整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在之前的8月26日，毛主席还认为：“东北四省为中苏条约规定范围，行政权还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区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而曾克林带回的情报则显示，我军完全有进入东北的种种条件。
中央随即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周总理发去电报，这份电报的标题就是《曾克林对东北情况的报告》。
其中写道，曾克林率领4个连进入沈阳，一星期就发展到了4000人，还改编了一支万余人的保安队，“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即有数千人，并由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
最重要的是第四条：
“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兵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支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武器资材落在民间者甚多。”
曾克林的汇报结束后，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整整一夜，最终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
为了加强东北的力量，中央改变了南下的意图，决定将原来计划派往中南、华东的干部部队一律改派往东北，并从各个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和2万干部前往东北；同时成立临时东北局，派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同志在曾克林的陪同下飞往东北，领导工作……
然而，曾克林回到东北后，却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在他去延安期间，苏军出于外交上的需要，已经把交给我们看管的工厂、仓库全部收回了。
这让曾克林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处境，由于他之前的汇报，中央已经向各个解放区发出通知，要前往东北的部队把武器留在原地，到东北后重发。可是，当各部队来到东北后，却发现根本没有武器（因为仓库回收了）。
聂荣臻元帅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此事，使李运昌、曾克林同志受到很大埋怨，其实，这件事不怪他们。”
事实上，不仅是曾克林，就连彭真同志也亲历过这件事。
据伍修权（当时为彭真做翻译）回忆，彭真到达东北后，和苏联进行了几次接触，苏联人告诉他：“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放着十万多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交给你们。”
彭真听后非常高兴，立刻把这个消息汇报给了中央。中央于是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黄克诚部把武器留下，徒手入关。
结果他们入关后，苏联去害怕美国和蒋介石指责他们支持八路军，“怕担引起美苏关系恶化的罪名，两周以后又临时变卦，通知我们说那批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给我们了。”
伍修权说：“由于他们害怕美国，出尔反尔，弄得我们很被动。新枪没有到手，原来的枪有留下了，部队上下都埋怨。”
可见，这件事真的怪不到曾克林的头上。我军最初进入东北时，面对的确实是“遍地是武器的情况”。
后来，曾克林部除了扩编部队外，千方百计地把剩余的武器送到了后进入东北的友军手里，甚至还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把一批武器用船送到了山东龙口，其中光是子弹、炮弹就有500万发。
收到这些物资后，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元帅还专门发来了感谢电。
曾克林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本位主义的，是问心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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