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A肾病是全球最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肾炎，随着对其病理机制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了肠道黏膜免疫系统在IgA肾病发病中具有关键作用。
具体来说，IgA肾病的发病包括“四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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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遭受外界的不利影响后，肠道相关淋巴组织会产生大量的半乳糖缺陷型IgA1（Gd-IgA1），也就是致病性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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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为了对抗Gd-IgA1，人体产生了相应的抗体以结合掉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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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致病性IgA和它的抗体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沉积在肾小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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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激活补体系统，进而对肾脏造成炎症损伤，导致IgA肾病的发生和进展。
因此，减少致病性IgA的产生，能从源头上控制IgA肾病的进展。
布地奈德肠溶胶囊作为靶向肠道黏膜免疫调节剂就具有这个作用，目前在国内已完全获批用于IgA肾病的对因治疗。
在近期举办的第62届欧洲肾脏协会年会（ERA 2025）上，又有两项最新研究证实了它的对因治疗效果，一起来看看这两项研究是怎么回事吧~
NefIgArd试验完整分析：布地奈德肠溶胶囊对IgA肾病第一、二和三重打击均具有积极调节作用［1］
研究方法
研究纳入了来自NefIgArd试验的216例IgA肾病患者（108例使用布地奈德肠溶胶囊，108例使用安慰剂）。
收集了他们在研究开始以及第3、6、9、12和18个月时的血清样本，测定样本中第一、二和三重打击中生物标志物。
分别是致病性IgA、IgG抗IgA抗体（抗致病性IgA的抗体）、IgA免疫复合物（IgA-IC）。
最后比较布地奈德肠溶胶囊与安慰剂治疗对这些生物标志物的影响。
结果显示
与安慰剂相比，布地奈德肠溶胶囊在3、6、9和12个月时显著降低循环中Gd-IgA1水平；
图1. 循环中Gd-IgA1水平的变化
在3、6和9个月治疗时显著降低抗致病性IgA的IgG水平，停药3个月也就是第12个月时有所回升，水平接近基线；
图2. IgG抗IgA抗体水平的变化
在3个月时显著降低IgA-IC水平，并在6和9个月时维持了数值上的降低。
图3. IgA-IC水平的变化
这项18个月的生物标志物数据结果表明：
布地奈德肠溶胶囊通过作用于第一重打击，有效减少了致病性IgA的产生。
而对于后续第二和三重打击，布地奈德肠溶胶囊也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更加充分表明其可有效地从源头阻断IgA肾病的进展。
中国研究：Gd-IgA1、多聚IgA在布地奈德肠溶胶囊治疗IgA肾病中的预测价值［2］
既往的临床试验结果肯定了布地奈德肠溶胶囊在中国IgA肾病患者人群中的疗效［3］。
但是对于每个患者而言，疗效可能存在一定的个体化差异，如何预测患者使用布地奈德肠溶胶囊后的临床反应呢？
研究方法
这项研究收集了27例接受布地奈德肠溶胶囊治疗的IgA肾病成年患者的血清样本。
测定了致病性IgA和多聚IgA水平，并分析这两项生物标志物基线水平及变化与蛋白尿减少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
研究参与者在基线时平均尿蛋白水平为1.3 g/d。
在随访期间，尿蛋白随时间逐渐减轻，在3、6、9和12个月时，分别降低0.12 g/d、0.42 g/d、0.58 g/d和0.86 g/d。
致病性IgA、多聚IgA在治疗后的2个月内分别显著降低1067.3ng/mL、1.18mg/L，它们的降低均与尿蛋白减少显著相关（P<0.0001）。
尤其多聚IgA在最初两个月内的变化与6个月时尿蛋白减少显著相关（P=0.01）。也就是说：
在治疗的前两个月测定多聚IgA水平，可以帮助预测治疗6个月时的尿蛋白减少情况。
同时，对致病性IgA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
图4. 多聚IgA及致病性IgA变化与尿蛋白变化的关系
这项研究结果表明：
致病性IgA或多聚IgA可能成为指导布地奈德肠溶胶囊治疗的生物标志物，帮助更多患者从布地奈德肠溶胶囊的治疗中获益。
小结
ERA大会上的最新研究表明，除第一重打击外，布地奈德肠溶胶囊对于第二重打击和第三重打击也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证实它可以从源头了遏制了IgA肾病，阻止疾病的“水”流向下游，更加强化了其对因治疗的基石地位；
而在治疗过程中，如何预测布地奈德肠溶胶囊的效果，致病性IgA或多聚IgA的血清浓度或可能用于指导布地奈德肠溶胶囊的个体化治疗。
基于其创新性作用机制和显著的疗效，近期发布的2025版《中国成人IgA肾病及IgA血管炎临床实践指南（预审版本）》和2024版KDIGO IgA肾病指南（公开审查版）均指出：
布地奈德肠溶胶囊作为肠道黏膜免疫调节剂，是目前减少致病性IgA（对因治疗）的第一个且唯一获批药物。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研究证据和实践经验，使布地奈德肠溶胶囊在IgA肾病治疗中的应用更为明晰，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创新疗法为患者带来新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