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白虎观会议
长夜幽幽灯一盏，仁心无敌识多歧。
公元79年，继位四年后的汉章帝，在洛阳白虎观（遗址位于洛阳市中州中路北侧王城公园），召集各地著名儒生，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五经异同。
当时，白虎观是朝廷修缮儒学之所。
这次会议汉章帝亲自参加，全国儒家名家悉数参加。
这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以其特有的历史价值成为中国倡导学术自由的里程碑。
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白虎观会议。
对于帝王来说：
寻章摘句，学术自由，显然不是目的；
统一思想、维护统治，才是根本。
这场学术讨论会议的核心，虽然是讨论儒家的学术问题。
但结果，却导致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彻底绝对化了！
自此之后，后来饱受质疑的’三纲五常’理论，就开始成了后来所有封建王朝的治国思路！
毫不夸张的说，这场学术会议，直接影响了后来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
儒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种思想占主导，在封建时期，必定会迎合王朝的统治，不然就会成为异端学说，被王朝镇压。
战国时期，因天下大乱，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法学、兵家成为显学。
到了秦朝，秦国因变法富国强兵，天下一统，以法为师、焚书坑儒，法学成为主流思想。
西汉初年，吸收秦朝的暴政，奉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道家是主流。
然而，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儒家思想，渐渐开始得到重视。
黄老之道在建国之初，对于休养生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过度自由化。
百姓过度自由，对统治阶级来说，并不是好事。
因为当时那个时代，更需要有边界的自由。
儒家的仁义礼智，就像是牵着风筝的那根线，可以确保风筝飞的更高。当然，这种封建礼教，也确实让风筝无法自由飞翔。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有一个叫董仲舒的大儒，主动向汉武帝上书，提出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汉武帝收到董仲舒的策论之后，也觉得这位董夫子的理论很有效。
所以后来，汉武帝就正式下令，开始在全国内推行儒家学问。
董仲舒的这套方案，则是以儒家公羊学派为主，以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为辅，同时融合了其他各种诸子百家思想的精华，对诸子百家大融合、大提炼、大升华。
而对于汉武帝来说，这套思想，除了可以更好地统一思想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那就是“天人感应”理论。
这套理论，完美的解释了皇帝的权柄，是老天爷给的。皇帝本人，自此之后也就被称为天子。
但汉武帝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当时有名的儒家学派，皆为其在大学设一讲座，谓之学官。
充学官者，并不只是《诗》《书》《易》《礼》《春秋》五经。
然而，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春秋三大派系。
很多人都知道，儒家内部有几本特别重要的书，后世合称为’四书五经’。在五经当中，有一本书叫做《春秋》，这是孔子修订的一部史书。
当年孔子修这部史书的时候，喜欢玩’言多必失’那一套，基本上用的都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只记录某一件史的时间地点和结果。
所以后来，儒家学者，在读这部《春秋》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历史上就陆续出现了三个牛人：左丘明、公羊暠以及谷梁赤。
这三个牛人，分别给这部《春秋》，做了详细解读。
三个人解读的《春秋》，分别称之为《左氏春秋》、《公羊春秋》以及《谷梁春秋》。
这三个版本的《春秋》，都得到了大量儒家学者的支持。
《左氏春秋》，几乎所有儒家学者，都不觉得这本书有什么问题，这本书还成了儒家必读的经典之一，后世习惯称之为《左传》。
相比之下，《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之间，就存在很大差异了。
因为这两本书的内容，儒家学者分成了两个学派：一个叫公羊学派，一个叫谷梁学派。
董仲舒就是公羊学派的大拿，他为汉武帝文治武功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也埋了一个致命的雷。
因为按照公羊学派的理论：
首先，天子不是老天爷的化身，而是老天爷给的一个爵位。
这事在儒家典籍里面，叫做’天子一爵’。
其次，君权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皇帝昏庸，或者皇帝本人能力不足，不适合做天子。那么下面的人，是可以替代皇帝做天子的。
这事在儒家学问里面，叫做’经权说’。
后来，就有董仲舒门下的一个弟子、公羊学派的人眭弘，为拍一代权臣霍光的马屁，认为汉宣帝太小了，能力不足，按照“经权说”，应该禅位给霍光。
霍光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半点犹豫都没有，直接让人砍了这个眭弘。
不得不说，这次事件，真的是老刘家运气好。
如果这时候他们遇上的，不是霍光，而是后来的王莽，或者后来的司马家。
那接下来的汉朝，就等着天下大乱吧！
后来，皇权在握的汉宣帝，鉴于当时诸经分派分支太多，对经义的解释也各有差异的状况，宣帝乃“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制决”。
史称’石渠阁会议’。
当时有资格参加这场会议的，也都是最顶尖的大儒，一共有二十三人。
比如说中国目录学之祖刘向、后来汉元帝时期的辅政大臣萧望之、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薛广德等等。
这二十三个人，后来混的最差的，也能在汉朝后期做一个光禄勋，相当于是’准九卿’级别的人物。
混的正常一点的，都是九卿起步。
能当上丞相和御史大夫的，也不是一个两个。
这场会议，算是西汉最重要的学术会议。
汉宣帝召开此次会议还有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补公羊学派的理论漏洞，更新了一个补丁。
这个补丁就是：天子虽然是一个爵位，但这个爵位，只有老刘家人能继承！除了老刘家之外，其他所有人家做皇帝，都不合法！
由于这个思想是谷梁学派的理论，谷梁学派这边，提倡字斟句酌，从先贤著作的只言片语，进行深度解读。
自此之后，儒家的谷梁学派思想，就开始逐渐盛行了起来。
会议结果还增设博士至十四人，比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更进一步，并对经学产生一系列影响，这成了封建政权第一套完整的法典。
在西汉前半段，虽然儒学大行其道，但这还只是表面的风光。
风光背后是，外儒内法一直左右着帝王的意志。
从当年文景之治，一直到汉宣帝本人，这期间汉朝高层所有的掌门人，走的其实都是’外儒内法’的路子。
但唯独汉元帝不一样！
汉元帝从小接受的，就是系统的儒家教育。
所以在汉元帝看来，所谓的外儒内法，其实根本没必要。
光靠儒家自己的理论，就完全足够了！
全面儒家化，对于汉朝来说，其实是一场灾难。
因为儒家典籍里的很多理论，都过于理想化，而没有考虑现实的影响。
所以，当那些儒家学者，照着圣贤典籍开始工作之后，很快就开始水土不服。
到了西汉末期的时候，儒家学派全面发力，选出了一个儒家认为’非常理想’的圣人，来做他们的皇帝。
这个被儒家推选出来的’圣人’，就是王莽。
王莽托古改制，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
而伴随着帝王主导思想的变迁，儒学内部也发生内乱。
西汉末年，哀、平之际，儒家哲学内部，发生经今、古文派之争。
经今古文之争，是汉代儒家经学两大派，在学术和争立学官问题上的争论。
一派所依经籍为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故称经今文学；
另一派所依经籍据称为发掘出的先秦古文字本，故称经古文学。
两派所据经籍，不仅书写字体和字句篇章不同，在治经观点方法和传经学统宗派上亦不同。
经今文学师传严守师法家法，重在探索经籍的“微言大义”，为汉政权服务。
经古文学重在训诂考索经籍文字典故。
前者把持西汉太学，先后立博士 14 家，后者多在民间传授。
然而，谁能为帝王所用，谁就是官学。
刘歆于皇家图书馆秘室中发现的古字体《春秋左氏传》、《毛诗》、《易礼》等，在王莽时代，被立为学官。
自此以后，经今、古文二派斗争激烈，你消我长。
为了给自己找当皇帝的理论根基，王莽引进来新的学说：谶纬之说。
这就相当于废掉了谷梁学派非刘氏不得当皇帝的理论基础。
谶仅为预言，与经学结合后方成“谶纬”。
该学说主要以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阴阳五行学说及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为理论依据，将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神秘化，并视为社会安定的决定因素。
历史就有很多出名的谶纬。
比如秦朝时，“亡秦者胡”；
李通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怂恿刘秀兄弟起兵等。
西汉末年，王莽欲篡刘汉王朝，深知直接继位师出无名。他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使自己的继位变得名正言顺。
他欲借天命神学正名，遂招募图谶高手编造谶纬以造舆论。
得汉室后，却视其为乱天命之奸臣，下令囚之，杜绝擅造符命之事。
王莽利用谶纬之说，夺取刘汉政权，并用古文经学，为自己的复古改制，提供理论依据。
刘秀也利用谶纬之学，开始夺权，最终获得胜利，建立东汉。
夺取政权后，他们借“四夷汇聚龙争地，四七之时火象显”，来进一步证实刘秀作为天子的正统地位。
吸取王莽的教训，加之光武帝刘秀本人，也爱好经学，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太学生，系统接受过儒学熏陶。
天下统一后，他经常寻访儒士，探求阙文，补绌漏逸，才使得东汉初年经学再次兴起。
他也效仿汉宣帝，“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等今文经学博士；不久之后，又增立古文《左传》博士。
最关键的是，即位之后，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但是发展中总会有一些新问题出现。
比如说，经学派别众多，对经义的说法，亦是多种多样；
五经章句烦多，连圣人的“微言大义”，也都被淹没在支离烦琐的碎语中。
因此，光武帝时就已深为不满，“欲意减省”，但是没有多大成效。
汉明帝继位后，又欲“使诸儒共正经义”，但依然没什么成果，所以直到汉章帝时，“经义”仍然不统一。
汉章帝也算是个儒生，而且由于兴趣使然。
他对经学比较有研究，但他还是对于“经义”的不统一问题而纠结。
尤其是谶纬之学被光武帝官方认可之后，一切都不再那么简单，汉章帝的烦恼也就显出来了。
皇帝身边总会有一大批很会察言观色的人，摸清圣意是他们最大的能力，章帝身边的杨终就是这样一个人。
尽管此人做官不是一个好官，后来还锒铛入狱了，但他却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他进言章帝，要效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也召开一次经学讨论会。
他上书说：“宣帝广招五经名儒，在石渠阁讲论五经经义。
正好如今天下安定，也没什么大事，学者们能够学有所成，但是章句之徒，破坏大体。
皇上应该效仿石渠阁共正经义的故事，重新召集儒士共同讨论统一经义，以便永远能够作为后世之人的法则。”
由于杨终的上书确实有道理，且符合章帝的心意。
故章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公元79年，下旨召集全国各地名儒到白虎观讨论五经章句，共正经义。
东汉初年，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日益加深，各派内部因师承不同，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不一，章句歧异。
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
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
这样考详同异，连月始罢。
在白虎观会议上，涉及性的话题也不少。
比如，经过群臣和名儒郑重讨论，最后由皇帝拍板，规定了人们应该和未满50岁的妾同房多少次。
“辟雍”一节讲到贵族子弟在学宫里的课程安排，除礼仪、音乐、舞蹈、诵诗、写作、射箭、骑马、驾车外，居然也有性教育。
这可能是因为贵族子弟从10岁到20岁，都在学校过集体生活。
会后班固奉旨对会议内容加以总结，写成《白虎通义》四卷。
书中除征引六经传记外，杂以谶纬，将今文经学与谶纬糅合一起，体现出东汉统治思想的特点。
从《白虎通义》所引的经传来看，它是尽其杂糅混合之能事，将《易》《诗》《书》《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书谶纬混合在一起。
同样都是“共正经义”，但两次会议却很不一样，与石渠阁会议最大的不同在于大量援谶入经，以大量谶纬学说解释社会政治秩序和自然界秩序，这是白虎观会议的一大特色。
这次会议就专门讨论了一些自然现象和动植物出现时所代表的“意义”，比方说甘露、嘉禾、凤凰等等。
汉章帝好学，也善于思考，对于谶纬之说，他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也有会有一些疑惑。
所有的人都喜欢祥瑞出现，他也不例外，当然他可能也非常希望自己统治的时代里能出现祥瑞，但他更想知道哪些东西才算是祥瑞？
每种祥瑞的寓意是什么？什么情况下能出现祥瑞？
这些问题由魏应传达给各位参与讨论的名儒，于是大家开始讨论了。
由于对祥瑞的认识，大家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再加上，之前有《山海经》、《春秋繁露》等书做过相关的解释。
不可否认这些赋予各种自然现象和动植物寓意的谶纬思想是荒诞的，但却不难发现一个特点，即对最高统治者道德层面的约束和鼓励。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道德上的约束和鼓励是对最高统治者最好的行动限制。
不知是章帝太博学多问，还是他身边有一些能人，总之，他向会场中在座的各位儒士们，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学问的问题：
问：为什么音律有宫商角徵羽五个音？
学者们纷纷引经据典，提出五音与五行的关系，展示了儒学的博大精深。
问：为什么国家要立太子？
一位学者引用《春秋》中的记载，强调立太子的必要性，以防奸臣篡位。
这一系列讨论不仅丰富了儒学的内涵，也为汉章帝提供了治国的智慧。
问：什么是三纲六纪？
一人回答：“三纲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之纲。
六纪就是诸父、兄弟、诸舅、师长、朋友之纪。
也就是《含文嘉》中所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虽不知回答之人具体是哪一位，不过当场就能引经据典的回答问题，足见学问之精深啊！
又问：那什么是纲纪呢？该如何解释？
又一人回答：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魏应再次传话问：君臣、父子、夫妇，是六人啊，为什么称三纲呢？
这个问题很有思辨性和哲学性。
回答的人也回答的很妙：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
果然是高手过招，但是还没完。
问题又来了：那么三纲六纪又是效法什么而得出的呢？
另一个对“三纲六纪”很有研究的人回答：
“三纲效法天地人的关系，六纪效法六合。
君臣效法天，就如同日月屈信一般，归功于天也。
父子效法地，就如同五行轮转相生一样。
夫妇效法人，就如同人合阴阳。六纪就是行三纲之理。
师长，行君臣之理，因为他们都成就自己。
诸父、兄弟，行父子之理，因为都有亲属关系。
诸舅、朋友，行夫妇之理，因为都有相同志向且能帮助自己。”
经过如此这般透彻的辨析，“三纲六纪”终于作为一项重要的经义内容被统一化，且最终被确立为了伦理价值核心观念。
这也是白虎观会议不同于石渠阁会议的另一个特色。
不可否认“三纲六纪”确实讨论的是一个有关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及道德伦理的问题，强调一种道德伦理在社会各方面关系中的地位。
但同时，它又是一种信仰层面的东西，包含了宗教层面上的情感归依和价值抉择。
会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
这次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
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揉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作为解释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依据。
白虎观会议则使得儒学的尊崇地位完全确立，同时也确立了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封建王朝伦理纲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