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考试是东亚人幼年到成年早期的主旋律。从早到晚、从小到大，我们如同被拧上了发条，不停地学习，只为了可以一考“上岸”。
几乎每一个东亚人都会做和考试有关的梦：有的梦到路上耽搁或者找不到考场，有的梦到看不懂题目，有的梦到交了白卷，有的梦到忘记带准考证，有的梦到严厉的监考老师，有的梦到作弊和抄袭……
为什么即使已经长大成人，远离了考试战场，却依然总是梦到考试？
我们曾经历的一切与“考试”有关的记忆，全都变成了无意识印记，潜入了梦里。这些印记所传递出来的感受，如同梦魇一般无法摆脱，让我们的生活中弥漫着焦虑和不安。
作为一个词，“考试”最早见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对官员的考核和试用；二是指对个体掌握的具体知识、能力等的一种检验、测度和评定。第二层含义更接近我们今天经常说的考试。
考试的根本使命是为人、教育和社会的发展服务，它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在被儒家思想不断熏陶和潜移默化的东亚社会中，考试背后所需要的勤奋、努力、服从、延迟满足、追求标准答案等人格特质，也逐渐成为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变成东亚文化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荣格认为：“一般来说，任何事件的无意识方面都会在梦境中向我们揭示。在梦境中，它不是作为理性的思考，而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形象出现。”而这种整个东亚群体中常见的考试梦，就是一种文化无意识的揭示。
所谓的文化无意识，往往通过家庭、学校教育、流行文化等不断传递，是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中介层。它在代际传承中不断地积淀，一点点内化，成为一种心理常势和实践定规，以致在某种特定场合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做出价值判断和行为。
无意识中包含原型与情结，一个情结是意象和念头的集合，簇拥在源于一个或多个原型的核心周围，并具有一致的情绪基调。
荣格认为，情结是心灵的碎片，具有自主性，当情结开始发挥作用时，个体会体验到一种不由自主的强烈的情感和行为。
而在群体的心理以及个体心灵的群体层级上，存在另一个情结水平，这些群体的情结即为“文化情结”。
考试及其延伸就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情结，这种文化情结深入东亚人的心，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感同身受。其故事脉络大概是这样的：
（1）“我”在出生之前，就被家族/家长寄予了厚望，他们把“我”想象成可以改变家族命运的救星。如果“我”是男孩，那么这份期望就更加沉重。虽然他们没有直接说，但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可以“光宗耀祖”“光耀门楣”；
（2）在“我”刚刚懂事起，就被报名了各种兴趣班，“我”几乎没有玩乐的时间，也不需要承担家务，“我”的任务只是不断地学习。如果成绩好，父母会给“我”一些奖励，“我”会在这个时候感受到他们是爱“我”的；如果成绩不好，父母就会冰冷着脸，让人害怕；
（3）在“我”成长过程中，也认识一些“坏孩子”，他们或许考不上高中，或许考不上大学，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母告告诉“我”，他们被社会淘汰了，长大了只能去扫大街；也找不到对象，只能孤独终老。为了不被淘汰，“我”只有更加发奋地学习，不能停下来、不能休息，我内化了父母老师的言语，在我的内在形成一个“施虐性的超我”；
（4）“我”的人生似乎就是以一场场考试为节点的。在情绪上，“我”总是避免不了准备考试时夜以继日的痛苦执着、考试进行中的如履薄冰、等待考试结果时的惶惶不可终日、考试结果放榜后的自我苛责与内耗；在躯体感受上，“我”可能会一边感受到心慌、手抖，一边感受到抑制不住的兴奋感；在无意识图像上，“我”会总是梦到冰冷的教室、静悄悄的考场、看不懂的卷子、监考老师、奋笔疾书的同学；在认知上，“我”会形成一个核心信念——“只有好好学习，考得好成绩，才能得到他人、社会的认可，才能获得存在感、价值感。”
这四个部分——情绪、躯体感受、无意识图像、认知——彼此联系，构成了“我”记忆系统中的一个封闭回路、一个丛集，这就是“考试情结”。“我”的一生、“我”的身份认同，都和这个情结牢牢地绑定在一起。这个情结甚至会形成生理上的肽键，记录在“我”的大脑里。
考试情结簇拥在父亲的原型意象周围，它代表着一个人如何通过成长、考验被权威认可、被赋予权力的过程。
这里的考试是一种父权秩序的集中表现（父权秩序：历代父亲们建立的规矩、理想和做人的道理），它鼓励那些阳性特质：勤劳、努力、拼搏、坚定、毅力、目标感、抱负，而忽视、贬低人性中本能、直觉和情感等阴性特质。
考试本身对于社会进步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在考试这种文化情结中，东亚社会会集体经历那种与考试有关的、不能“释怀”的、“难以控制”的、“突发”的强烈情绪体验。并且，人们还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花在与考试有关的议题与活动中无法自拔，甚至把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视为一场场考试。
这种考试情结最终造就了东亚人“内卷”“内耗”的民族特性，可见其根深蒂固，如蛆附骨。
在文化原型中，包含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自性等，这里主要论述文化人格面具和文化阴影。
荣格认为，人格面具是人格最外在的表层，它是人们每天或在每一个不同的情境中都会戴上的面具，具有适应社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要符合我们的自我理想，另一方面也要与别人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想象一致。人格面具最重要的功能是适应社会、调节人际关系，它反映了社会接纳和欢迎的部分。
相反，文化阴影则包含社会拒绝、憎恨或忽视的内容，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但通常被投射到他人身上。这些我们讨厌、恐惧和不承认的东西，压抑到文化无意识当中，就成为文化阴影。
我认为，在东亚考试文化的塑造下，形成了三对主要的人格面具和阴影的组合。
中国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成语，比如悬梁刺股、废寝忘食、凿壁偷光、焚膏继昼、囊萤映雪、目不窥园、闻鸡起舞、韦编三绝、朝乾夕惕、十年磨剑、契而不舍……都是鼓励勤奋学习的。
为了有朝一日可以金榜题名，无数学子十年寒窗苦读，坚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也许是受到农耕文明的影响，秉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素信念，这种勤奋成为了儒家文化的人格面具，似乎只有勤奋的孩子才是乖孩子。
不仅中国，整个东亚都以勤奋用功为荣。东亚孩子年纪小小就报了各种补习班，把童年填得满满当当，一刻都不能放松，因为“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
如果说勤奋是儒家文化的人格面具，那么贪玩散漫就是文化阴影。形容贪玩的成语，几乎都带有负面色彩，比如玩物丧志、声色犬马、甘酒嗜音、玩忽职守、游手好闲、乐不思蜀、骄奢淫逸……
“玩”变成了一种奖励，只有写完作业或者考试考得好，才能获得“玩”的资格。不然，“玩”就变成了罪过和不务正业，贪玩的孩子就是坏孩子。
一方面，勤奋确实可能为个人带来事业上的成就、阶级的跃迁，为地区带来经济上的腾飞、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勤奋也给人们带来了内在的空洞与无意义感。
大多数东亚人回忆起童年都是不快乐的，因为最美好最灿烂的青春，都在数不清的卷子和冷冰冰的教室里度过。
即使成年了，不需要再参加考试，这种勤奋也会迁移到工作中，造就了无数996、007的打工“牛马”。
前不久有个词叫“松弛感”，一时非常热门，这正是东亚人罕见的特质。大多数东亚人不懂得怎么玩、玩什么，很难真正去享受生活、体验当下。
东亚人习惯了像夸父一样，不断地朝着太阳奔跑。虽然不知道为何而跑，但就是停不下来，直到口渴而死。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于是，有了勾践卧薪尝胆，有了韩信胯下之辱，有了张良黄石传书。
相反，那些不能隐忍的人、顺应自己本性的人，则会被认为“难堪大任”。比如楚汉相争，人们倾向于认为刘邦更擅长藏锋守拙、隐忍经营；而项羽则被认为更加情绪化，动不动“冲冠一怒”，不能三思而后行。
这种形象对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似乎也体现出中国人对于冷静、客观、理性、分析的追求，对于情绪、情感、本能的否认。
人们疯狂鼓吹延迟满足、先苦后甜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农耕文化和儒家思想结出的果实。耕种，讲究的就是耐心，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今日的兢兢业业，是为了来日做准备。
为了未来，可以牺牲现在。为了那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要做一个苦行僧，克制欲望的满足。这种自我规训和自我压抑，以及那种杞人忧天的不安全感，深深地烙印在东亚文化的气质里。
哈佛大学组织行为学博士 Tal Ben-Shahar 提出了“到达谬误”这个概念，指一种认为实现某个目标将带来幸福的幻觉。
很多东亚人就活在这样的幻觉里，好像一生都在等一个可以彻底松弛下来、安然享福的日子，永远在为这个日子做准备，生活好像要到这一天才能真正开始。而这之前的一切种种都是序章，都是苦心孤诣、未雨绸缪。
这背后也有“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作祟，那个道德超我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对人性中追求快乐、及时满足的那一面极力地打压，把其称作放纵，认为它是鼠目寸光、朝不保夕的。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我们会为自己的欲望感到内疚，会出现一个严苛的“内在批判者”，时时刻刻监督着自己，这就是超我对本我的暴政。
而后果则是，导致我们与当下的体验断联，也是灵魂的居无定所，如爱默生所说：“我们对生活有种种期许，却从没有生活过。”
既然有考试，就有通过与不通过，就有成功与失败。这种结果导向论和“唯成绩论”，贯穿了东亚人的一生。
从第一场考试开始，我们就知道班里有三种人：尖子生、中等生、差生。考试成绩直接与人本身挂钩，一个人好不好，是否值得被喜欢、被爱，有没有价值，能不能获得他人认可，由考试成绩说了算。
在这里，考试成绩变成了衡量人的重要指标，变成了一种价值条件，变成了命运成败的定夺标准。
家长会强调：“不好好学习就上不了好高中，上不了好高中就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一切就都完了！”
这种东亚思维认为，一旦考不好，就会全盘皆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想法不仅是个人、家庭的价值观，更是历史传承下来的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
自古以来，“金榜题名”就是每个学子的毕生追求。无论多么贫困卑微，只要金榜题名就能彻底改变命运，成为人上人，享受荣华富贵。而“名落孙山”则是学子们避之不及的噩梦，象征着前功尽弃、一败涂地、前途尽毁，从此变成他人眼里的笑柄，抬不起头来。
考试变成了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也是分隔社会地位与阶级的高墙。在一个权力等级难以逾越、不同阶级得到的资源和待遇有着云泥之别的社会中，人们自然会挤破脑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毕竟蛋糕就那么大，在资源极其有限、上升空间狭窄、人口密集的环境下，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卷”。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功”就变成了一种文化人格面具，体现为人们过度地用“成功”包装自己。
在学生时代可能是报喜不报忧，在成年后则可能是打肿脸充胖子，买一些奢侈品自我证明，或者在朋友圈营造高大上的成功人士人设。而“失败”则变成了非常可耻的事情，人们通常对此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综上，考试本身就是一种父权秩序的象征，旧时代的人们要套上勤奋、隐忍、成功的文化面具，做一个好孩子，才能得到父亲、权威、社会的认可和接纳。而那些更加遵循本能的、情绪化的或者真实的失败面向，则被压入了文化阴影中，变成人们所厌恶、恐惧和感到羞耻的部分。
这种文化无意识，既在群体心灵层面发挥作用，也深深地影响着个体的心理过程及行为。
我们需要去识别自己的文化面具，区分哪些是文化期望个体达成的，哪些是作为个人真心渴求的，要学会协调人格面具与自我的关系，与文化期望进行某种分离，活出更独特、有个性的一面，在适应社会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此外，我们还要觉察并接纳自己的文化阴影，让阴影的部分也得到涵容与接纳，从而更好地进行整合，走向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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