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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父子在明朝历史上留下斑斑劣迹，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到结党营私、残害忠良，他们的恶行清单触目惊心。

首先是他们的贪腐使得朝堂变成了商场。严嵩父子将朝堂当作肆意敛财的场所，卖官鬻爵之风在他们掌权期间盛行至极。严世蕃更是将官职明码标价，公然宣称 “三千两一个知县” ，只要肯出足够的钱财，无论有无才能，都能谋得一官半职。各级官员的任命不再基于能力与品德，而是金钱交易的结果。这种行为导致官场腐败丛生，无能之辈充斥朝堂，真正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员却难以施展抱负。

他们不仅卖官，还对各类款项大肆侵吞。边防军费是保卫国家疆土的重要资金，却被他们肆意克扣，致使边疆防御工事年久失修，士兵粮饷不足，战斗力锐减，边疆百姓饱受外敌侵扰。在灾荒之年，朝廷下拨的救灾款项也成为他们敛财的对象，饥民们得不到应有的救助，饿殍遍野，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其次是因为党争而排除异己。为稳固自身权势，严嵩父子在朝堂上结党营私，对异己势力展开残酷打压。杨继盛和沈炼便是他们迫害忠良的典型受害者。杨继盛为人刚正不阿，他冒死上书弹劾严嵩，列举其 “十大罪”“五奸”，字字泣血，直指严嵩父子的恶行。然而，严嵩却在嘉靖皇帝面前颠倒黑白，诬陷杨继盛，最终杨继盛被投入大牢，受尽酷刑，惨遭杀害。

沈炼同样因不满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多次上书弹劾，揭露他们的腐败行径。严嵩父子怀恨在心，捏造罪名，将沈炼贬谪至塞外。即便如此，他们仍不放过沈炼，又设计诬陷他与白莲教勾结，致使沈炼被斩首，家人也受到牵连，下场凄惨。在严嵩父子的操控下，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正直之士噤若寒蝉，奸佞之徒却飞扬跋扈。

第三是搜刮财产，加剧矛盾。在经济政策上，严嵩父子支持推行的 “改稻为桑” 政策，表面上是为了发展经济，实则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这一政策强行要求百姓将稻田改为桑田，却没有配套的合理措施保障百姓利益。百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粮食来源，又面临着桑苗种植、蚕丝销售等重重困难，生活陷入绝境。最终，该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的民变，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加剧了百姓与朝廷之间的矛盾。

在东南抗倭的关键时期，严嵩父子为了中饱私囊，拖延军饷发放。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却因缺乏粮饷和物资，难以全力抗击倭寇。倭寇趁机大肆侵扰沿海地区，烧杀抢掠，百姓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抗倭战争因军饷问题而久拖不决，国家海防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他们的行为无异于通敌卖国，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严嵩父子恶行累累，已经是客观事实，笔者并不想洗白，只是想追问，如此作恶多端的严嵩父子，为何能在朝堂上盘踞长达二十余年？个人道德缺陷固然是原因，但更关键的在于封建王朝的政治系统对其恶行的 “默许”。

在明朝嘉靖年间的政治棋局中，严嵩并非偶然的恶势力，而是封建皇权体系下的 “必要之恶”。其存在与发展，深刻反映了嘉靖皇帝的统治需求和明朝官僚体系的结构性矛盾。

嘉靖皇帝沉迷修道炼丹，一心追求长生不老，渴望将朝政事务与个人享乐相分离。他需要一位能替自己处理繁杂政务、维持朝廷运转的 “职业经理人”，而严嵩凭借出色的政务处理能力和对皇帝心意的精准揣摩，成为了理想人选。皇帝躲在幕后修道享乐，严嵩则在台前操持政务，成为了皇帝逃避治国责任的 “挡箭牌”。如果说沈一石是白手套，那严嵩就是黑手套。

更关键的是，嘉靖皇帝深谙权力制衡之道，故意纵容严党贪污腐败，挑起文官集团内部争斗。他清楚，一个过于团结的文官集团可能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严党与其他势力的相互倾轧，能让各方势力相互牵制，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当出现决策失误或社会矛盾激化时，严嵩父子又能作为 “背锅侠”，承担来自朝野的指责，嘉靖皇帝则得以保全圣明形象。例如在 “改稻为桑” 政策引发民变时，严嵩父子成为众矢之的，而嘉靖皇帝的责任被极大弱化。

严嵩的 “职场生存法则”是迎合与自保。浸淫朝堂几十年，他已经深谙向上管理和向下管理之道。

在向上管理方面，严嵩充分发挥自身文学才能，精心撰写青词以迎合嘉靖皇帝的喜好。青词是道教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嘉靖帝痴迷道教，对青词质量极为看重。严嵩凭借出色的青词撰写能力，成功讨得皇帝欢心，成为皇帝眼中的 “得力臣子”，为自己的仕途铺平道路。他被称为“青词宰相”，就是他优质的向上管理能力的体现。

向下控制上，严嵩着力培养严党势力，构建起庞大的利益集团。无论是朝堂官员任免，还是地方事务决策，严党成员都严格执行严嵩的指令，确保其政策得以贯彻实施，即便这些政策可能存在严重弊端。通过这种方式，严嵩牢牢掌控着朝廷权力，巩固自身地位。

同时，严嵩也懂得为自己留后路，扶持胡宗宪便是其风险对冲的重要举措。胡宗宪是明朝抗倭名将，严嵩支持他在东南沿海抗倭，既为朝廷解决边患问题，也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这种多面经营的策略，使得严嵩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得以长期立足。

严嵩年至八旬依然活跃在明朝政治舞台中心，看似是个人权力欲的极致体现，实则是嘉靖皇帝和封建官僚系统的共同选择。嘉靖皇帝沉迷修道，渴望将朝政事务与个人享乐切割开来，他需要一个既能替自己处理繁杂政务、维持朝廷运转，又能绝对服从皇权、甘当 “背锅侠” 的人物。严嵩历经多年官场沉浮，深谙皇帝心意，在政务处理上能够精准落实皇帝的意志，同时又愿意承担政策失误带来的骂名。

从封建官僚系统的角度来看，严嵩及其党羽的存在，起到了平衡各方势力的作用。严嵩通过结党营私、打压异己，挑起文官集团内部争斗，使得各方势力相互牵制，避免了某一集团独大对皇权构成威胁。这种 “可控的恶”，既能满足皇帝权力制衡的需求，又能维持官僚系统表面上的运转。即便严嵩年老体衰，只要他依然能发挥这种作用，系统就会默许甚至需要他继续理政，这便是他 80 岁仍未退出政治舞台的根源。

严嵩成为 “必要之恶”，是嘉靖皇帝统治需求与严嵩个人生存策略相互作用的结果，更是封建王朝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的必然产物。这一现象深刻揭示了古代政治体系中皇权至上、权力斗争的残酷本质。

在严嵩倒台的历史叙事中，徐阶、高拱等清流常被塑造为正义的化身，但剥开道德的华丽外衣，他们同样深陷权力与利益的泥潭，所谓 “清流” 不过是更精致的政治包装。

所谓清流，是披着道德外衣的权力游戏。清流标榜以道德文章立世，却深谙结党之道。徐阶在扳倒严嵩的过程中，暗中联络御史、言官等群体，构建起庞大的政治同盟。这些人表面上以 “匡扶正义”“清君侧” 为口号，实则是通过舆论造势，打压政敌，为自身集团谋取利益。

以徐阶为首的官僚集团深知，在封建皇权体制下，唯有依附皇权才能稳固自身地位并实现权力扩张。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裕王（即后来的隆庆帝）作为皇位继承人的政治潜力，便以 “辅佐储君，匡扶社稷” 的名义，悄然围绕裕王构建势力网络。高拱、张居正等日后声名显赫的人物，皆是在这一时期被徐阶引入裕王阵营，表面上是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实则是在为自身集团储备政治力量。

徐阶通过教导裕王经史学问、为其引荐人才等方式，逐步加深与裕王的联系，将自己塑造为忠心耿耿的帝师形象。而高拱、张居正等在裕王府中积累政治资本，成为徐阶集团的重要羽翼。这种以皇权为依托、以储君势力为根基的党羽培植方式，既巧妙地规避了结党的嫌疑，又能在悄无声息中壮大自身力量，让外界难以察觉其背后的权力图谋，成功营造出 “干净之手” 的假象。

高拱入阁后，也积极网罗门生故吏，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的结党行为与严党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严党赤裸裸地以金钱利益为纽带，清流则巧妙地用道德、气节等概念粉饰，占据舆论制高点，对异己进行道德绑架，发动舆论战。当有人对清流的行为提出质疑时，便会被扣上 “与奸佞同流合污” 的帽子，遭到群起攻讦。

道德包装实际是舆论操控的政治手段。清流善于利用舆论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他们通过撰写文章、讲学论道等方式，将自己塑造为道德楷模，把政治对手贬低为奸邪之辈。徐阶在主持朝政期间，大力宣扬儒家的道德理念，树立自己清正廉洁的形象，但私下却默许家族成员广占田产。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正是利用道德包装来掩盖权力欲望和利益攫取的本质。他们借助文人团体、书院等渠道传播观点，引导社会舆论，让民众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和百姓，实则是在为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家族利益铺路。

例如，徐阶家族在其权势庇护下，疯狂兼并土地，占地高达 24 万亩。他们利用特权逃避赋税，将沉重的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致使大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佃农，生活苦不堪言。高拱在掌权期间，也存在任人唯亲、干预官员选拔的行为，破坏官场公平。这些曾经高举道德大旗，抨击严党贪腐的清流，在获得权力后，同样走上了以权谋私、鱼肉百姓的道路，所谓的正义与清廉，不过是权力争夺中的工具，一旦目的达成，便弃之如敝履。

严嵩对徐阶说过 “一个人熬一天不累，熬十天就累了，小心一年不难，一辈子小心就难了”。这话是他基于对封建官场本质深刻理解的清醒认知。严嵩清楚，在封建皇权体制下，权力运行的规则和逻辑十分残酷。这或许也是一种暗示，权力规则不会因个人的更替而改变。徐阶即便以清流自居，看似与严嵩代表的严党截然不同，但当他登上权力巅峰后，同样要面对来自皇帝的压力、来自各方势力的挑战以及对权力和利益的诱惑。

为了稳固自身地位，徐阶必然要像严嵩一样，通过结党营私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利用门生故吏控制朝堂；在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和皇帝的需求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妥协甚至不光彩的手段。而现实也是徐阶以及后来者都将陷入同样的权力漩涡，重复与他相似的命运，因为整个封建官僚系统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在这个体系中很难有人能真正摆脱权力与利益的束缚。

一旦走上和严党一样的路，被清算不过是迟早的事。徐阶的后续也印证了这句话。

由此证明，清流的 “伪善” 并非个别人的道德沦丧，而是封建官僚体系权力斗争的必然产物。他们与严党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贪腐、结党，而在于谁更善于利用道德和舆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也深刻反映出封建官场的虚伪与黑暗。

KPI（关键绩效指标）本是衡量工作成果的工具，却在部分企业异化为逼迫员工 “作恶” 的枷锁。以互联网行业盛行的 “996 福报论” 为例，企业高层将员工高强度加班与企业发展、个人成长强行关联。为达成业绩目标，员工不仅默许甚至主动宣扬此类畸形价值观。甚至出现弄虚作假，突破底线的事件。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企业因过度追求 KPI 引发用户投诉、员工过劳等问题时，企业往往会选择抛弃这些负责执行的人，让他们去承担责任，从而继续维系自己企业的正面形象。

从古代朝堂到现代职场，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始终存在。“严嵩式打工人” 的困境警示我们，职场中的畸形生态不仅损害个体利益，更会侵蚀整个组织的健康发展。唯有建立权责清晰、人性化的管理体系，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让职场回归良性发展轨道。

严嵩的一生，是在清醒认知中逐渐沉沦的过程。他深知自己不过是封建皇权和官僚系统的工具，却无法挣脱这张大网。他的经历和预判，深刻揭示了封建官场权力运行的本质，以及个体在庞大系统面前的渺小与无奈。或许有人会说，我可以选择独善其身，这当然也是一种选项，可以选择不遵守系统的规则。但是也可能也是一种结局的暗示——你会被排斥，就像海瑞。当然，世上本没有绝对的对错，顺应心意而活也未尝不可。

严嵩父子有罪，但《大明王朝1566》的真正价值，是让我们看到：恶行的根源往往不在个人，而在系统。今天的职场里，有多少人被迫成为’严嵩式打工人’？当我们骂奸臣时，是否想过——如果我们在那个位置，能做得更好吗？

这一刻，文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打破了绝对的忠奸二分法，呈现出严嵩这个立体的人物形象，并且让人发现其中隐藏的道德绝对主义陷阱。

但求做事，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