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作者︱万伟恒

他不再是李煜，他是“违命侯”。

这三个字像一记冰冷的耳光，抽在他曾经作为帝王的尊严上。开封城里的这座府邸，不是家，是一座精致的囚笼；那些依旧供应的锦衣玉食，不是恩赐，是喂养宠物的饵料。宋太祖赵匡胤，这个用一条杆棒打下四百座军州的雄主，以他特有的、混合着市井精明与政治智慧的残忍，完成了对一个失败者最彻底的剥夺。他不杀他，他只需要他活着，像一件活着的战利品，像一只被拔去了爪牙、圈养起来以供观瞻的珍禽异兽，用以证明新朝的武功与德政。

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长廊中，这一个极其怪异又极其典型的形象：一条曾经当过皇帝的可怜虫。

此刻，他蜷缩在开封府邸的阴影里。窗外是北地的风沙，与他魂牵梦萦的“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的江南，隔着千山万水，也隔着天堂与地狱的距离。他或许会时常恍惚，那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那醉生梦死的繁华，究竟是一场真实存在过的旧梦，还是他此刻囚徒生涯里，因极度痛苦而滋生出的幻觉？历史的吊诡与残酷，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它先将他捧上九重天阙，享尽人世极致的尊荣与奢靡，然后，又毫无征兆地，将他狠狠掼入尘埃，让他品尝尽世间最尖刻的屈辱与最无望的煎熬。

这条可怜虫，难道生来便是可怜虫么？

不，曾几何时，他是南唐国主，是坐拥江南锦绣河山的君王。可他的悲剧，恰恰在于他错位的命运——一个本该在文苑词坛挥洒才情的风流才子，却被历史的阴差阳错，推上了他根本无法驾驭的帝王宝座。他的骨血里，流淌着艺术的敏感与天真，却唯独缺少了政治家应有的铁腕与冷酷。在赵匡胤磨刀霍霍、志在天下的时局里，他依然沉溺于“春殿嫔娥鱼贯列”的歌舞升平，寄望于卑微的纳贡称臣，以求偏安一隅。他像一只精心装饰着金丝银线的纸鸢，在江南温软的暖风里飘摇，以为这便是全部的苍穹，却不知北地早已狂风大作，那攥着线头的，已换成了开封城里那双粗粝而有力的手。

所以，当战争的铁蹄踏碎金陵的春梦，他的人生，便完成了一次从“人主”到“人囚”，乃至到“人宠”的断崖式跌落。这身份的转换，其间的痛苦，远非“亡国”二字可以概括。它意味着你不再是你，你的身体，你的情感，你最后的、仅存的一点尊严，都成了胜利者可以随意处置、甚至肆意践踏的资产。史书那句语焉不详的“小周后入宫，辄数日不出，必大泣骂后主”，像一根淬了毒的针，轻轻一刺，便让我们窥见了那华美囚笼之下，何等不堪的凌辱。当曾经的皇后，他心中圣洁的“嫦娥”，被新的主宰者召去，如同征用一件美丽的器物，他除了“徨徨殚惧，唯唯承命”，还能做什么？他连保护自己女人的能力都已丧失。这种痛苦，比之山河破碎，或许更为具体，更为锥心，它日夜啃噬着一个男人最后的底线。此刻的他，岂止是可怜虫，简直是被剥光了所有鳞甲，在盐碱地里痛苦蠕动的虫。

那么，他该如何面对这无法面对的人生？

他选择了酒，选择了在酒精的迷幻中，暂别这清醒的耻辱。“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这是他无奈的告白。酒，成了他通往短暂自由的唯一舟楫。在醉乡里，或许能重见故国的明月，能再拥旧人的温存。然而，酒醒之后，现实只会加倍的冰冷与狰狞。他也选择了在有限的范围内“寻欢作乐”，这与其说是放纵，不如说是一种麻醉，一种对生命意义的主动放弃，是“混一晚算一晚”的绝望。他像一条被驯养的犬，在主人划定的圈子里，用主人施舍的肉骨头，麻痹着自己野性的记忆。

然而，他终究不是一条纯粹的犬。如果他真是，或许还能在饱食终日中，获得一点懵懂的快乐。可悲就在于，他灵魂里属于诗人的那一部分，始终未曾泯灭。那是一种无法根除的痼疾，是长在他骨头上的一只眼睛。这只眼睛，让他无法真正麻木，让他对痛苦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感知。于是，当外部的羞辱与内心的创痛累积到无法承受之时，他找到了另一个出口——词。

正是这个出口，最终拯救了他作为文化生命的存在，也最终将他推向了生命的终点。

那三年囚徒生涯中，他用血泪拌和着墨水写下的篇章，尤其是那几首千古绝唱《虞美人》、《浪淘沙》、《相见欢》，完成了他从一个庸碌的亡国之君，到一个伟大词人的最终蜕变。在这之前，他的词是“绣床斜凭娇无那”的宫廷艳曲；在这之后，他的词是“以血书者”的生命绝响。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这哪里是写花，这分明是他命运的白描。曾经的“春红”何等绚烂，而时代的“寒雨晚风”又是何等的无情。“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那“胭脂泪”，是小周后的，也是所有故国宫娥的，是他整个逝去的美好世界的缩影。他把这巨大的、个人的悲哀，升华成了对人类共有之“长恨”的咏叹。

最致命的，当然是那首《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开篇便是对永恒自然与短暂人生的巨大与叩问，是一种厌极了的美丽。“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那“又”字，写尽了岁月流逝中痛苦的循环往复。囚禁他的小楼，连春风都成了提醒他失去自由的嘲讽。而最后那“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将一己之私愁，倾注入了亘古奔流的长江大河，使之具备了与天地同其久远的磅礴气势。他个人的愁，是亡国之愁，是辱妻之愁，是苟活之愁；但他用艺术之手，将这愁绪提炼、放大，让它成为了人类所能体验到的关于失落、伤逝与无奈的一种永恒象征。

他在这声声泣血的吟唱中，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不是作为帝王的尊严，那是永远失去了的；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能以其极致的情感体验与超凡的艺术表达，触动后世无数心灵的“人”的尊严。

然而，政治是容不下这等真挚的。宋太宗赵光义，不像其兄赵匡胤那般带有几分枭雄的豁达，他更阴鸷，更敏感。他无法容忍这个“高级宠物”在文艺的领域里，发出如此凄厉而动人的哀鸣。这哀鸣，在太宗听来，不是艺术，是“贼心不死”的宣言，是可能唤起旧国遗民感伤的煽动。于是，那壶牵机药酒，便成了必然的结局。历史，终于用它最惯常的方式，掐灭了这一缕不合时宜的、过于耀眼的艺术之光。

李煜死了。死得极其痛苦，据说身体蜷缩如弓。他作为“违命侯”的物理生命，被彻底抹去。

但，他活了下来。活在他的词里，活在中国文学浩渺的星空中，而且光芒愈久愈炽。后世人们读他的词，会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而蹙眉，会为“别时容易见时难”而叹息，会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而怅惘。有多少人在被这艺术魅力深深打动之时，还会去苛责他作为帝王的昏聩与无能呢？艺术，完成了他对自身悲剧的救赎。

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那个尖锐的问题：他，究竟值得同情吗？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他毫无值得同情之处。他是一位亡国之君，他的颟顸怠政，直接导致了家国的覆灭，他应对那场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治下的臣民，所遭受的战乱之苦，恐怕比他个人的屈辱要深重得多。他的可怜，有其咎由自取的成分。

但从文学史，从人类情感史的角度看，我们又无法不同情他。他是一位被命运抛错了位置的天才，一个在政治的角斗场上被撕得粉碎，却在艺术的祭坛上将自己献祭的羔羊。他以其个人的、巨大的不幸，为我们酿造了文学的甘醴。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那三年的囚徒生涯，没有那刻骨铭心的屈辱与痛苦，就没有词人李煜的登峰造极。是开封的囚笼，囚禁了一个君王，却释放了一个词魂。

这条“可怜虫”，因此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符号。他集昏君与词帝于一身，融极致的荣华与极致的屈辱于一命。他让我们看到，历史在碾压个体时的无情，也让我们看到，文化艺术在超越时代苦难时的伟力。他像一尊被打碎的精美瓷器，帝王的身躯已然零落成泥，但那些碎片，却映照着月光，每一片都闪烁着凄美的、永恒的光泽。

今夜，当我们再次吟诵起“问君能有几多愁”，那千年前从开封一座小楼里流出的哀音，依旧能漫过时空，流入我们心田，泛起微微的涟漪。这时，那条在历史尘埃中痛苦蠕动的“可怜虫”，仿佛也获得了他的宁静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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