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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听到有人说四大名旦，四小名旦评选之类的错误言论，甚至官方出版的一些资料和专家学者们的文章中，也堂而皇之地称评选产生。

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上，确切地说整个民国的37年中，真正通过选举产生的，也就有限的几次：《顺天时报》1915年、1917年分别举办了两次菊选；1927年举办了《五大名伶新剧评选》；1930年《北洋画报》举办坤伶四大皇后评选；1937年《立言报》主办北平童伶选举；1947年《纪事报》评选“四小名旦”“四大伶后”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根本就没有影响力也鲜为人知的评选活动，就不多提了。

《北洋画报》坤伶皇后的评选，因发行量不大，影响力也不广，也只有《北洋画报》提过几次，当时很少有媒体提及。《纪事报》的新四小名旦评选，宣传的比较轰轰烈烈，其中一些人运作拉票，最后的评选结果也不尽人意，宋德珠因为选票迟到而落选，补加为额外小名旦等等，这次的评选也不被学术界认可，四大伶后更无人提到。

1915年年1月21日是《顺天时报》发刊四千期纪念，从元旦开始，《顺天时报》登载了菊部选举启示，并刊登选票，这次评选分为男伶、坤伶和童伶三大组，每组又分老生、武生、青衣、花旦四大类。每类设最优和次优者各一名，最优者奖金字名牌一枚，次优者赠名誉证书。

截止到1月20日，共收到选票18217张，其中有效选票17744张。老生组以谭鑫培领先，而时慧宝与谭鑫培只差29票，可见其技艺在当时也是颇受欢迎，可惜后来时慧宝贫困而死；武生组中，红极一时的俞振庭已失去往日的风光，由杨小楼遥遥领先。捧梅兰芳的人也不少，但也没有能压倒朱幼芬，位列第二。另外坤伶花旦组第一名是刘喜奎，童伶青衣和花旦组第一名分别是尚小云、白牡丹，还有其他的咱就不多说了。

这次遴选的影响力并不大，还是被普遍认可了。这是我国京剧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评选活动。很多艺人后来都因各种原因而淡出了舞台，选举也被人们逐渐淡忘。

1917年在距离该报发刊五千期前的一个多月，《顺天时报》又发布了一个投票简章，这次是评选剧界大王、坤伶第一、童伶第一各一名。其中剧界大王的要求是20岁以上的男伶，但不拘泥于出台的地方也不限角色；坤伶则是仅限于北京登台，但不限年龄及角色；童伶也是仅限于在北京登台，但要求是二十岁以下男子，不限制角色。

男伶组的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胜出，梅大王之名也由此而来。由评选排次看出，这时旦行已取代生行成为京剧中的首席，坤伶刘喜奎更是独占鳌头，但在那个女性不被重视的时代，却没有让她成为首席。

二、《顺天时报》的名伶新剧评选

民国初年的北京剧坛就是梅兰芳、尚小云和程砚秋三位特别红，荀慧生1919年到上海演出多年，颇受欢迎，为后来挤身四大名旦奠定了基础。

1923年秋，曹琨当选总统，内阁有四个心腹，被称为直系四大金刚。当时北京堂会多，应承堂会最多的就是梅兰芳、程砚秋和尚小云，而朱琴心被内务总长程克大捧特捧，《顺天时报》就仿效直系四大金刚称他们为伶界四大金刚。同年年初，荀慧生回到北京，逐渐被观众认可。到1924年直系失败，朱琴心失宠，皖系中梁士诒很欣赏荀慧生，很多人也改捧荀慧生，成为新的四大金刚。其实这只是一些报纸的说法，传来传去，也没得到公认。

当时还有一个名伶徐碧云，1924年2月因与吴宅姨太太通奸而被捕，这对他影响很大，也造成了他的一蹶不振。幸有瑞蚨祥大掌柜孟觐侯很赏识徐碧云，出资重修中和戏院，让徐碧云成为大股东之一，同时又运作《顺天时报》以评选为名大肆宣扬。于是有了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五大名伶新剧评选，最终以尚小云的《摩登迦女》夺冠，其他依次为程砚秋的《红拂传》、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徐碧云的《绿珠坠楼》和荀慧生的《丹青引》。这次评选被一些人错传成四大名旦评选，这是五名伶的新剧目评选。

徐碧云终因生活不检点，经常是桃色新闻不断，吸毒又接连被捕审查，终究没有挤身名旦之列。

三、四大名旦的约定俗成

沙大风曾撰文说，他曾胡造了一个“四大名旦”的谣言，加入了荀慧生，剔除了朱琴心。沙大风说的这个具体时间和报纸我都没找到，我只查到最早见报的这个词是1928年《上海画报》。

南方一大批白党，都希望四大名旦成立，但是很多人对荀慧生的加入还有看法。1930年底，在刘豁公、梅花馆主等人主张下，《戏剧月刊》投石问路地搞了一个以四大名旦为题的征文活动，最后以苏少卿的《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文章，奠定了四大名旦的基础。

1931年11月中旬，李征五创建长城唱片公司后，由公司董事会决案，派叶庸方、郑子褒（梅花馆主）到京，与京角磋商灌唱片的事宜，其中就括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和四名旦的《五花洞》，几经周折，唱片终于灌制成功， 并于1932年出版发行，此唱片曾多次再版，影响极大，也被大家所认可，四大名旦由此约定俗成。

四、童伶选举及四小名旦的约定俗成

1937年1月17日揭晓了由《立言报》主办的童伶选举，这个评选是以富连成和中华戏曲学校的学员为主，按生、旦、净、丑共选出17位戏校学生，李世芳成为童伶主席，其中旦行按得票多少的前四位是：毛世来、侯玉兰、宋德珠、白玉薇。张君秋因为不是戏校学生，所以没资格参加。这次评选则被篡改成四小名旦评选，实际是童伶选举。

童伶选举之后不久，就有人提出“四小名旦”的名词，究竟是谁最早提出的，已无从考证，但在1938年8月11日《滨江日报》转载的北京消息中，首次看到“四小名旦”的名词，该文对张君秋、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做了简单介绍。也就是说1938年8月份左右，已经有了四小名旦的说法，到1940年，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和宋德珠四位合演《白蛇传》以后，四小名旦才被正式的约定俗成。

五、三大贤名词的产生过程

除去旦角外，还有老生的四大须生，在说四大须生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三大贤。

“三大贤”首次提出是1929年5月10日，北京的名评论家徐凌霄（凌霄汉阁主）在《天津大公报》撰文“京班有个三大贤，程谭梅成名在梨园”，借用《珠帘寨》中“昔日有个三大贤”的唱词，称“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为梨园“三大贤”，但是都没有引起人们是注意。

1930年徐凌霄又《玄妙观》杂志上发表“伶界三大贤”的文章，三个不同时期的三大贤，分别是：京剧开创期的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清末民初的汪桂芬、孙菊仙、谭鑫培；民国初期的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这个说法在当时虽然没有被公认，但为后来专家干预的四大须生名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凌霄汉阁主并不灰心，又在1936年的《京报》、1937年的《南报》和1938年的《晨报》等多家报刊上兜售他的三大贤理论，无形中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1940年他在《大风报》上发文，提出三大贤的见解后，遭到天津报界的张聊公、沙大风的质疑，他们认为马连良艺术浅薄，不能与余叔岩比肩，高庆奎因嗓败而隐退，并订正了余叔岩、王又宸和时慧宝为三大贤，作为谭汪孙的代表。这次争论持续了一年多，在各报都有评述，之后仍不断有文章提到，虽然最终没有定论，大致以赞成沙大风的比较多。

除此之外，三大贤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比如把孟小冬、王又宸、李盛藻、王少楼等分别替换加入，本身就不具备代表性，就不多说了。

据我考证，民国时期没有约定俗成的四大须生说法。我反复地查询，与“三大贤”“四大须生”等相关的文献只有五十多篇。在这些文献中，虽然有些报纸也提到过，但都是很片面的，且说法也不一样。现在人们常说的“四大须生”究竟始于何时？

六、干预下约定俗成的四大须生

我所能查到的解放后的资料中，最早提到四大须生一词是在1980年8月29日《天津日报》刊登的郑立水撰写“博采众长 荟萃一身”的文章中提到。之后《天津日报》再提到就是1983年了。

1980年9月10日和12日，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戏曲艺术》编辑部组织的两次戏曲艺术革新座谈会。其中戏曲音乐系教师吴炳璋、京剧表演系中年教师陆建荣、京剧表演系青年教师张关正和《戏曲艺术》编辑齐建昌等人多次提到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一词。

由这两条信息可以看出，四大须生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干预形成。随后在1981年出版的《中国戏曲曲艺词典》出现“四大须生”词条，明确了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和奚啸伯。

1982年的《人民戏剧》有一篇陈国卿撰文的《京剧四大须生简介》中提到：三十年代中叶， 戏剧界曾有“ 余、高、马、言四大须生”之盛誉，到四十年代初，又有“马、谭、杨、奚新四大须生” 之说。

1990年编辑的《中国京剧史》确定了前后“四大须生”的概念。

2001 年的《京剧文化词典》的“四大须生”词条把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定为’前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四定为后四大须生。

2011《北京档案》刊发《京剧“四大须生”》的文章指出：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北方观众中继续存在着“四大须生”的说法，就是指“马、谭、杨、奚”四大名演员了。

实际上，能找到三、四十年代关于四大名旦、四小名旦的文献很多，而关于四大须生的文献只有几篇，都是各报宣传或发表的个人见解，所提到人物也略有不同，根本不能作为大众认可的依据。可以确切地说，在整个民国时期，从来都没有四大须生的确切说法。吴小如也在1986 年《团结报》上曾撰文称，当年只有四大名旦而无四大须生。所以即使官方出版的权威资料，也缺乏真实性，但是四大须生已被大众所公认，也算是专家的干预成功的案例吧。

总 结

关于四大四小三大贤，根据文献资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梨园界经过评选产生的很有限；

2、四大名旦没有评选过，最早由沙大风提出，《四五花洞》唱片灌制成功，约定俗成；

3、四小名旦也没有评选过，合演《白蛇传》而被约定俗成；

4、由徐凌霄提出的三大贤的说法，存在很多争议；

5、民国时期没有四大须生约定俗成的说法；

6、八十年代，专家学者根据徐凌霄清末到民国的三大贤理论，干预约定俗成了前后四大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