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中国大地上的战局早已定调——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军能打仗的主力部队几乎损失殆尽，长江以北再也找不到成规模的大战。当时国民党高层还在喊着“凭长江天险划江而治”，可明眼人都清楚，这条宽不过几百米的江，根本挡不住解放军南下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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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将领来说，这会儿最头疼的不是怎么打仗，而是“找出路”：有人想跟着蒋介石退去台湾，有人想投靠解放军起义保命，还有人抱着“能保一天实力是一天”的心思观望。
就是在这样混乱的局面里，国军第8兵团68军成了个典型——兵团司令刘汝明是上将，铁了心不愿起义也不想真抵抗；军长刘汝珍是他亲弟弟，中将衔，想起义又怕丢了官职家产，反复反悔；底下三个师的官兵更是各有各的打算，最后没一个能好端端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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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对兄弟的选择，得先说说刘汝明的“老底”。他不是蒋介石的“自己人”，早年跟着冯玉祥在西北军当兵，从最底层的小兵一步步升到总指挥，用他自己的话说：“冯先生给了我从兵到官的所有机会，这份恩我不能忘。”后来中原大战，西北军散了，他才辗转投靠宋哲元，再后来虽被蒋介石收编，却始终没进“嫡系圈子”——国民党里“非嫡系不重用”是常态，刘汝明心里门儿清：自己手里的兵，是唯一能保住地位的资本，一旦打光了，蒋介石绝不会给好果子吃。
所以早在淮海战役时，刘汝明就透着“惜兵”的心思。当时他率第8兵团守在蚌埠，蒋介石让他去进攻宿县、救援被围的黄维兵团，他表面上派了部队过去，实际上只是让士兵在前线晃悠几圈，放几枪就撤，愣是没让部队受太大损失。等到黄维兵团被歼灭、杜聿明集团被围，刘汝明更是第一时间带着部队往南撤，赶在解放军合围前逃到了长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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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国民党要布长江防线，把70万兵力分成了两部分：桂系首领白崇禧带25万人守湖口以西（湖北、湖南段），蒋介石的亲信汤恩伯带45万人守湖口以东（江西、安徽、江苏段）。这两人也没心思好好布防——白崇禧心里只想着“保广西老巢”，防线只是个样子，随时准备往湘西撤；汤恩伯更直接，把精力全放在上海，天天安排轮船往台湾运物资，就等着战局一坏就从海路跑。
刘汝明的第8兵团正好归汤恩伯管，他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把弟弟刘汝珍的68军放在铜陵到九江这段防线，这里离解放军主攻方向稍远，一旦有事，往南逃的路也顺畅。他私下跟刘汝珍交底：“别跟解放军硬打，守不住就跑，手里有兵，到哪儿都有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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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刘汝珍没他哥那么“笃定”。他能当上68军军长，全靠刘汝明的提拔，自己没多少带兵打仗的硬本事，这会儿看着身边不少将领起义后得到优待，也动了心思。他偷偷托人给二野的首长带信，说“等解放军渡江时，我愿意策应”；渡江战役发起前三天，他还当着副军长王志远（早早就跟解放军有联系，明确要起义）和中共代表的面拍胸脯：“到时候我带部队配合，绝不放一枪阻拦。”
可转头他就后悔了——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琢磨着“起义后官没了，家里在安徽的田产、店铺肯定保不住”，越想越怕，最后干脆把承诺抛到脑后，跑去跟刘汝明说：“哥，还是听你的，咱们往南撤吧，起义风险太大。”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东、中、西三个集团同时突破长江防线。刘汝明、刘汝珍没等解放军打到自己防区，就下了命令：68军三个师各留一个团在南岸装样子抵抗，主力部队跟着兵团的55军一起往东南逃。这种“不战而逃”的做法，连当时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汤恩伯都管不了——那会儿国军已经散了架，将领们谁都不听指挥，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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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们想跑，解放军却没打算放过。负责追击的解放军第四兵团，盯着刘汝明兵团的尾巴一路追，没几天就追上了68军的先头部队。119师刚逃到安徽南部的青阳，就被四兵团的部队围住，打了不到半天，全师被歼灭大半，师长张勋亭藏在老百姓家里，还是被搜了出来，成了俘虏；143师更惨，慌不择路闯进了山区，正好撞上解放军的伏击圈，师长阎尚元想换身老百姓的衣服混过去，结果因为穿着将军靴露了馅，也被抓了。
5月2日，四兵团13军追到江西弋阳，把68军军部、81师和炮兵团全围在了城里。城里的守军本来就没心思打仗，看到解放军架起大炮，只放了几枪就开始往城外逃，建制瞬间乱成一锅粥。13军有个排长在搜城时，发现两个穿黄呢子大衣的人躲在破庙里，带着三个班冲过去一看，竟是68军副军长王志远和参谋长杜大中。
陈康
13军副军长陈康知道王志远是想起义的，没为难他，反而让他写封信劝81师师长葛开祥投降。杜大中拿着信找到葛开祥时，葛开祥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其实早在渡江战役刚打响时，他就觉得不对劲，专门找到刘汝珍质问：“军座，你之前说要带我们起义，现在天天往南跑，到底想干什么？我们81师已经准备好了，不想再跟着逃了！”那会儿刘汝珍还敷衍他“再等等”，现在城破了，他也没了顾虑，当场下令全师放下武器，正式起义。
刘汝珍在弋阳破城前，听说葛开祥要抓他送给解放军，吓得带着几个处长和警卫分队从后门溜了，一路往东南逃到厦门。到厦门时，他身边只剩5000多人，还是后来补充了些抓来的壮丁，才勉强把68军的建制凑起来。等解放军打到厦门，他又赶紧跟着刘汝明一起逃去了台湾。
说起来，刘汝明的第8兵团能逃到台湾还剩1.6万人，在当时国民党兵团大多被歼灭的情况下，算是个“特例”——不是他们能打，而是解放军那会儿的重点在解放东南大城市，追击的主力没盯着他们不放，再加上他们跑得早、路线偏，才侥幸逃掉。可到了台湾，蒋介石也没给他们好待遇：没多久就把兵团撤裁，刘汝明、刘汝珍没了兵权，成了没实际职务的“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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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刘汝明在台湾病逝，到死都没再回过大陆；1999年11月，刘汝珍在美国洛杉矶离世，客死他乡。这对曾手握重兵的兄弟，到最后也没弄明白：明明想“保全实力求活路”，怎么最后麾下三个师，两个被歼、一个起义，自己也落得个无兵无权的下场？其实答案早就藏在他们的选择里——既不想为国民党卖命，又不愿顺应大势起义，抱着侥幸心理观望，最后只能被时代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