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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骋羲书阁熊猫

墨痕未干处，犹带会稽山阴的流觞曲水；笔意流转间，似闻永兴寺内的晨钟暮鼓。清代书家钱泳所临《郎官石柱记册》，以精湛的临池之功，将褚遂良楷书的空灵娟秀与自家的沉雄稳健熔于一炉，如昆冈玉碎、凤翥鸾翔，堪称清代临帖艺术中“形神兼备”的典范之作。

此作结体宽博如洞庭波阔，疏朗似朗月当空，深得褚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精髓。观其字形，横画如孤舟横江，起笔轻捷若春燕点水；竖笔似危峰坠石，收锋沉稳如老松挂壁；撇捺如惊鸿展翅，舒展处有“海阔凭鱼跃”的从容；点画若星斗悬天，聚散间含“天高任鸟飞”的旷达。钱泳临帖不泥于形，而是于细微处见精神——“郎官”二字端庄如庙堂礼器，“石柱”二字挺拔似奇峰插云，“记”字则顾盼有情，如佳人临水照影，所谓“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于此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用笔更是精到入微，提按转折间尽显功力。起笔多露锋，如昆刀刻玉，爽利明快；行笔则中锋直下，似绵里裹铁，力透纸背；转折处或圆转如折钗股，或方折如断金钗，随势而变，无不如意。细观“大唐故”三字，笔锋游走如灵蛇吐信，墨色浓淡似云雾舒卷；“秘书郎”等字则笔画瘦硬如寒松之针，却又不失温润之态，恰如褚遂良书法“瘦硬通神”的妙趣。清代书论家阮元曾评钱泳书法“临古之功，几欲乱真”，诚哉斯言！此作中“起居郎”等字，既有褚体的空灵娟秀，又有钱氏自家的沉雄厚重，真可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的生动注脚。

章法布局上，此作行距宽绰如秋水横波，字距错落似疏星列河，既遵循楷书的庄重大气，又暗含行书的灵动变化。开篇“大唐故尚书吏部侍郎”起笔沉稳，如老将出征气定神闲；中段“郎官石柱记”处笔势渐舒，似春风拂柳柔韧有余；结尾“永徽元年”则归于平和，若暮鼓晨钟引人深思。整幅作品跌宕起伏如一曲古琴，时而高山流水，时而寒江独钓，将褚遂良楷书的庙堂气象与钱泳的文人风骨熔铸于笔墨之间。

钱泳一生不仕，潜心翰墨，尤精临帖。此作不仅是他“临池三十年，未尝间断”的心血结晶，更是对“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的生动诠释。观其字，如见其人——既有隐士的清高傲岸，又有学者的严谨笃实；品其临作，则如观其心——既慕褚遂良的千古笔法，又抒自身对书法艺术的孜孜以求。

千载之下，当我们凝视这幅《郎官石柱记册》，仍能感受到笔墨间奔涌的晋唐风韵。它如一面明镜，映照出古人“心正则笔正”的书学理念；似一柄长剑，划破历史的迷雾直抵人心。这不仅是一件临帖作品，更是一座跨越时空的艺术桥梁，让我们得以在墨香中与褚遂良对话，于笔阵中感悟楷书的永恒魅力。正如诗云：“临池悟得右军意，笔底长流晋唐风。何当借得生花笔，再续书林不朽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