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观念中，想象是一个与图像概念深刻纠缠的问题。从柏拉图的时代起，图像就被赋予了一种幽灵般的角色，困扰着人们对真实存在的认识。在《智者》中，柏拉图困惑于图像与真实存在物的相似关系，将图像视作一种既没有真实存在又“真的”以某种特殊方式存在的“是”与“非是”的“结合物”。自那时起，对于图像式的存在的理解就陷入一种含混的叙述之中。柏拉图本人在《智者》中区分出两种图像制作术：一种是“仿像”()，即“在制作摹本过程中，时时刻刻遵循’范型’在长宽高上的比例，还依照各个部分把对应的颜色进行还原”；另一种则是“幻象”()，指工匠在制造塑像时“不是按照真实的比例，而是按照看起来美的比例”来制作。他认可依据事物真实比例制作图像的“仿像”，却反对不以“真实”为标准而只以看上去美为目的的“幻象”制作。于是，自那时起，就同时存在着将图像作为事物之复本和仅在显现中作为纯图像存在的两种图像概念，且前者占据着绝对的优先位置。而由“仿像”和“幻象”这两种表述展开的以“真”与“幻”来描述和区分图像存在的语汇也深刻地植入了我们的日常语言之中，如我们现在通常用“图像”(l’image)和“想象”(l’imagination)来表示某种实物对象的形象，而用“幻象”(le fantasme )和“幻想”(fantasie)来表示那些没有实物原型可依而纯出于意念之创造的纯形象。恩斯特·卡西尔在其名篇《相与像》(Eidos und Eidolon， das Problem des Schönen und der Kunst in Platons Dialogen)中指出，Eidos(相，理念)与Eidolon(像，幻象)这组概念同出一源，即“看”()，二者在柏拉图哲学中呈现出一种辩证的关系，然而无论如何，这对概念间的联系都向我们表明，即使是那个最高的形式，那个“纯粹的存在概念”，“依然与某种图像绑定在一起，与一种可感的基质绑定在一起”。图像的概念及其所蕴含的“虚幻的”存在方式不只是因为其作为存在的对立面而遭到驱逐，更是因为它们纠缠和困扰着人们对于真实存在的理解本身，参与到对人们存在的领会与反思之中。
Maurice Merleau-Ponty,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Gallimard, 1964
作为图像概念的近代衍生物，想象(l’imagination)概念最初用来描述“梦中的图像”(une image de rêve)，后来引申为“发明图像的能力”“形成新的图像组合的能力”。在德语中，人们用Bild广泛地指涉各类图像，但同时也用Phantasie来描述脱离现实的或在某些特定的病态处境中产生的图像。比较特别的是康德，他用Einbildung一词来指称想象，取其“将……置入图像”之意。结合他在第一和第三批判中的表述来看，想象力在他的哲学脉络中最初指向一种“再生的综合”(Synthesis der Reproduktion)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即其受制于所接收的与料，却同时已经流露出自发性的特质，因其虽然属于感性领域却已具备作为一种“形成图像”的能力，在主体的认知过程的初始环节中发挥作用。而在第三批判中，想象力则被描述为“生产性的”(produktive)，其作用已经不仅是为了形成概念，更是提供出即便是概念本身也难以做到的对感性理念的意味深长的表达。从词汇的来源和使用的角度来看，想象问题依然包含着两种倾向，即作为某物之图像化呈现(特别是当某物不在场的情况下)和作为幻象。如同图像概念一样，两种不同的倾向模糊地交织在描述想象的语汇中，使得人们在对想象问题的解释上总是在一种更加被动的图像化能力和一种更加自由的创造性能力之间摇摆。 从我们日常使用的语汇中，从想象问题的源头处，我们都可以看到，想象问题在其根源上深刻地关联于关于存在的探索与反思，对于想象问题的考察不应当简单地把它与在想象活动中所产生的内容相混淆，也不可能把它只作为某种认识的功能来考察，而是唯有诉诸一种存在论式的诘问才有可能说清楚想象本身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机制。
相比于感知与思想，图像(想象)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活动的特质更体现在它与现实的脱节方面。在《想象物》一书开头，萨特就表明：“这本著作意在描述意识或’想象(力)’强大的’非现实’功能及其意向相关项——想象物(l’imaginaire)。”作为一种以描述“非现实的”“不存在的”“不在场的”对象为标签的意识活动，想象(图像意识)的独特性表现在其与众不同的设定(poser)对象亦即前面所说的“关乎”的方式上。在知觉中，实在事物构成了我们观察的态度所投向的实际的目标，也划分出我们意识活动的边界。正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所指出的：“对于我们的实存来说，事物与其说是一个吸引极，不如说是一个排斥极。我们在事物中忽略了自己，而正是这一点使事物成其为事物。我们不是由认识事物的各个透视外观开始的；它不以我们的各个感官、我们的各种感觉、我们的那些视角为中介，我们直接通向它，其次才意识到我们的认识以及作为认知者的我们本身的各种界限。”知觉以实存的方式关联于那绝对的不可剥夺的被知觉世界(le monde perçu)。而在想象中，图像意识与其说是与一实存对象发生关联，不如说是意识的一种超越性的构设，它不是关联于作为实存物的某物的表象或复制品的图像，而是想象本身即一成像活动，是这种意识活动自身而不是他物在此实现为图像。胡塞尔曾经以“中性变样”(Neutralitätsmodifikation)的概念来说明想象活动的这种独特性。他以丢勒的铜版画《骑士、死神和魔鬼》为例，区分出关于这幅画的正常知觉(其相关项为作为物品的铜版画)、知觉意识(其相关项为“马上骑士”“死神”“魔鬼”)以及图像意识(其相关项为仅作为图像呈现出来的东西)。在他看来，这种图像意识“现在成为中性变样之例”，“这个进行映像表现的图像客体，对我们来说既不是存在的，又不是非存在的，也不是在任何其他的设定样态中”，“当我们采取纯审美态度时重又把它当作’纯图像’，而不赋予它关于存在或非存在、可能的存在或推测的存在诸如此类的任何标记”。在中性变样中，图像仅作为纯图像自身呈现，我们不为之添加任何额外的内容或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象作为意识活动的一种独特形态的特质便在于，它所构设的相关项仅作为其自身才有其意义，而无须关联于任何形式的实存对象，甚至无须考虑其是否具有这样的实存关联。萨特因而认为，想象将对象设定为“虚无”(néant)——事实上，胡塞尔也已将显现的这种仅作为意向对象而不作为一个物体存在的特性称作“空无性”(Nichtigkeit)——并指出这种设定“有且仅有四种形式”，即“将对象设定为没有实存的(inexistant)、不在现前的(absent)、在他处实存的(existant ailleurs)，以及可以中性化的(neutraliser)，即不将其对象设定为实存”。这四种形式囊括了虚无的各种可能，为我们展示出了想象所营构的无的存在的模型。在想象中，拥有图像恰恰意味着不关乎任何实存之物。正如萨特本人举例所说：“我’有皮埃尔的图像’相当于不只是说’我没看到皮埃尔’，还包含’我什么都没看见’。图像意识的意向对象特别包含了它并不在那里，它被如此这般地构置，以及它并没有实际存在，它被构置为没有实存的，或它根本没有被构置。”在此意义上，我在想象中拥有，恰恰亦是在实存中没有。“我关于皮埃尔的图像，是以某种方式不触碰他，不看到他，这是它所具有的一种不在这样的距离上、这样的位置上存在的方式。图像中的确信构置了直观(l’intuition)，但并没有构置皮埃尔。皮埃尔的特征不是我们可能以为的非-直观的存在，而是’缺席的直观的’存在，是直观中的所予物的缺席。”毋宁说，我在想象中鲜活丰满地体验着对“无”的拥有。正如萨特非常生动地描述的那般：“图像包裹着某种虚无(néant)。其对象并不只是一个肖像，它确认，但确认的是它的毁灭。那么生动、那么动人、那么强烈的图像，却将其对象设置为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随后重新激活这一图像，就好像它的对象曾经存在过，曾经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我们凭借我们全部的存在尝试重新激活图像，就好像它曾经是一种知觉。然而我们含混错乱的状态只是让那些刚刚说过的东西更加凸显出来：我们凭借关乎对象的行动徒劳地寻求在我们之中产生它现实存在着的确信，我们能够一瞬间遮蔽了，但却不能摧毁那关于其虚无的直接的意识。”
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Gallimard, 1943
梅洛-庞蒂在想象的问题上采取了与萨特共同的理论取向，即致力于将图像仅仅领会为图像而非任何物或思想观念的影子，并为之建立一种真正的存在论。尽管想象的问题并未在梅洛-庞蒂哲学中成为真正的主题，但想象向来关联着知觉的研究，是他在《知觉现象学》中非常重视的一维。同时，在1949—1950年索邦课程《儿童意识的结构与各种冲突》(Structure et conflits de la conscience enfantine)、1952—1953年法兰西学院课程《关于语言的文学运用的研究》(Recherche sur l’usage littérature de langage)以及1954年法兰西学院课程《被动性问题：睡眠、无意识与记忆》(Le problème de la passivité ：le sommeil，l’inconscient，la mémoire)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梅洛-庞蒂关于儿童心理学、文学与被动性的思考中，想象的问题始终占据着非常关键的位置。
Merleau-Pont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Gallimard, 1945
利科在为芝加哥大学开设的关于“想象”的课程中曾经指出，萨特的理论困境在于，他依然将更多的关注投注在“再生性的想象力”一边，亦即关于想象作为“某种缺席者的图像”的分析上面，而这种分析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用来解释想象作为一种意识活动独特性的“虚无”概念本身是模糊的，萨特本人在虚无—实存、非实在的(irréel)—实在的(réel)两组概念间没有做出足够清晰的区分，这使得他在想要揭示想象对于不在的呈现(présence de l’absence)的独特存在模式时只能以模仿存在者的呈现(présence de l’existant)的方式艰难探索。尽管萨特后来通过梦境中的入迷的意识以及想象的病理学研究尝试对面对非实在的想象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但在利科看来，由于并未彻底摆脱对真实、准真实的依赖，萨特并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对非实在的或者说生产性的想象力一面的正面考察之中。 这种观点可以说与梅洛-庞蒂的意见不谋而合。他们都更加关注想象的创造性和构建性，关注想象所构造出的东西，而不是关注其所否定的或其所不是的东西。梅洛-庞蒂带着对于想象自身的创建的关注，走向了对于想象所揭示出的存在论构造的探索。对他而言，想象的意义不在于摧毁了什么，而在于它带来了什么。故而想象所揭示出的存在论的构造不是实存者的虚无，而是以一种不同于实存之物的方式存在和持续存在，这种存在方式可以说是一种“空的存在”，即以“清空”和“凹陷”的方式存在，作为一个“洞”存在，换言之，作为实存者赖以获得在时空中的形体的承托者而存在。这种描述给人带来的晦涩或吊诡之处或许在于，人们向来仅以实存之物的方式理解存在，当我们谈论一种不同的存在类型时，我们只有将之类比于实存之物的存在才能够对其有所领会。而梅洛-庞蒂借助想象的存在想要突破的，恰恰是一种有别于实存之物之存在的存在模型，它很难界定，也很难描述，只能被形容为“另一种”(l’autre)不同的存在方式。 梅洛-庞蒂引入了“梦的秩序”来尝试对这种存在模型加以描述。然而对于“梦”的研究依旧是困难的，或者说外在的。梅洛-庞蒂努力说明我们不能以醒觉的世界和有意识的思考代替梦的工作，但这也恰恰表明，说清楚梦的机制终究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梦在不依赖于有意识的构建活动、不依赖于现实的层面中貌似“被动”地发生着，但它却并非什么也没有或将已有的东西取消和毁灭，相反，梦总是无比鲜活充实，引人入胜。我们并不能指望把这种神秘的运作剖开来展示其内核，在这条路上我们做得越多，却往往愈发远离梦本身的原始状态。故而梅洛-庞蒂在此所能做的，或许只能是提示人们，不要将梦与想象的工作改造为我们清醒、现实、理智的反思活动，而是让它们保持神秘，看到它们原生的力量，将它们作为我们存在构造另一面的因素，从中汲取一些存在论的要素。或许，我们很难从现有的梅洛-庞蒂文献中看到一份关于想象本身的创建性的更加充分的研究，而只能从关于文学、绘画、音乐的片段式的讨论中略窥一二。毋宁说，他的工作或许并不是要真正解开想象之谜，而是借想象的存在论特质改造他的存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象问题的研究对于梅洛-庞蒂而言最关键的意义就在于它树立了一种“空的存在”的存在论构造，成为梅洛-庞蒂探索“另一种存在”的一个范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