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中国国民革命国共两党之遂溪籍两大代表人物简介：
正文
1925年12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第六版的报道，为我们打开了观察广东南路局势的一扇窗口。这份发黄的报纸上，《省务会议流会之原因》和《南路军事最近状况》两则新闻并排而立，恰似那个动荡年代的双重写照：一面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整合的重重困境，一面是国民革命军南征路上的血火硝烟。
当时广东南路的局势可谓剑拔弩张。军阀邓本殷的残部盘踞雷州半岛（今湛江地区），与法国殖民势力暗中勾连，负隅顽抗。面对这一困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兼南路警备司令陈铭枢审时度势，制定了”剿抚并用”的战略方针。这一决策既源于军事考量，更饱含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就在数月前，梁鸿林旧部樊休年、洪敦耀等人流窜四邑地区，给台山、开平百姓带来深重灾难。陈铭枢后来在回忆录中坦言：”事平后回来接受违抗命令的处分”，字里行间透着一名军人对地方安定的责任担当。
10月下旬，一个关键人物被推上了历史舞台。陈铭枢委派省党部农会书记、国民党粤系本土派官员黄河沣返回雷州，与地方实力派人物陈学谈接触，商谈收编事宜。这个选择可谓知人善任——黄河沣早年因组织反邓本殷活动而遭陈学谈势力通缉，既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又熟悉当地复杂的人际网络。谈判桌上，黄河沣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勇气，敢于与陈学谈正面争辩，陈学谈恼怒成羞借助法租界当扣押黄河沣，提高与国民革命军谈判筹码。
11月24日，邹武率领的高雷讨邓军攻克遂溪县城，南征取得重大进展。鉴于黄河沣在谈判中展现的卓越能力及其对国民革命的贡献和忠诚，陈铭枢立即推荐其出任遂溪县县长。在正式交接前，暂由邹武部参谋叶少南代理县务。这一人事安排，既是对黄河沣能力的肯定，也体现了陈铭枢稳定地方的深谋远虑。
《广州民国日报》的连续报道，为我们拼凑出了更完整的历史图景：10月24日的”南路陈军邓部纷请收编”，展现了收编工作的初步成效；12月2日对梁鸿林旧部1800人收编始末的详述，彰显了政策的实际成果；而12月11日刊发的八属革命同志会（包括雷州青年同志社）反对通电，又折射出不同势力间的激烈博弈。这些白纸黑字的记录，成为反代历史研究的珍贵佐证史实材料。
然而，历史的转折往往出人意料。12月9日，就在黄河沣即将赴任之际，时共青团雷州特别支部某书记的一封密信，将这位候任县长推上了风口浪尖。信中罗列的”勾结军人官僚””出卖同志”“打压解散农会”等罪名，不仅令黄河沣背负百年骂名，更使其家乡海山村深陷“反动巢穴”的污名泥淖。这场指控究竟是革命激流中的正义呼声，还是政治派系倾轧的政治误会？黄河沣是投机钻营的“反动官僚”，还是被历史误读的务实改革者？
既有研究，多囿于单一史料与意识形态框架，将复杂历史简化为“革命”与“反动”的粗暴对立，致使黄河沣的真实形象、其家乡的历史记忆乃至家族后代的命运长期湮没于标签化叙事的尘埃之下。本文以《广州民国日报》、《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黄学增农运报告、汉口档案、法国殖民档案及陈铭枢回忆录等多源文献为经纬，通过交叉互证与逻辑反诘，力图穿透派系斗争的迷雾，回答两个核心问题：信件内容是否经得起事实检验？黄河沣的历史贡献与其家乡、家族的百年沉浮又当如何重估？ 研究不仅关乎一名地方官员的清白，更关乎一方土地的记忆重塑与历史正义的终极抵达。
上图是信件完整内容，收录在《南路农民运动史料》和《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5 2 甲》中。
而一百年后的今天，当这些指控被后世学者不加辨析地放大，甚至衍生为右派“反动头子”“勾结帝国主义”的极端定性时，历史的真相早已被派系叙事的迷雾遮蔽。这场遂溪县县职位争夺绘纭造成的后遗症： 黄河沣的故乡因错误指控长期背负“反动官僚巢穴”污名，地方历史记忆被扭曲。其后代家族因政治标签遭受歧视，甚至影响教育、就业等基本权利，凸显历史误读的社会代价。因此有必要也必须基于历史文献逐条辨析信件指控的谬误，还原黄河沣作为国民党党内务实改革者的历史本相，并反思标签化叙事对地方与后代的深远伤害。
信件指控原文与反驳依据对照
一、 指控：叶少南“买官
信件原文：
“叶少南（查叶乃化县流氓，目不识丁，不过在广州湾以奸商手段夺得多少金钱，故此次以五千元而买得该县长焉）。”
反驳依据：
1. 职务合法性：《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4日： “国民革命军高雷讨邓军司令邹武克复遂溪城后，委任该部参谋叶少南代理县长。”
叶少南作为国民革命军参谋，代理县长属军事过渡期的常规操作。国民革命军在南征过程中，对收复地区的临时行政管理普遍采取“军事接管、过渡委任”模式。此举旨在快速恢复秩序，避免地方权力真空。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4日第三版记载11月24日邹武部克复遂溪城参议叶少南代理县长避免地方权力真空。“战时临时委任无需贿选程序，叶少南代理县长符合战时政策。” 国民党在南征期间明确规定，地方官员的临时任命以军事需求优先，程序上无需经过复杂的选举或贿选流程。
2. 任期逻辑矛盾：
叶少南仅代理县长18天（1925年11月24日克复遂溪至12月10日黄河沣接任）。若其真以五千元买官，必谋求长期任职以牟利，短期代理无利可图。
逻辑反证：信中称叶少南“目不识丁”，却未解释其如何以“奸商手段”在广州湾（法租界）迅速敛财，更无证据证明其与国民政府高层存在利益输送。
结论：信件内容将合法战时任命污名化为“买官”，缺乏实证支持，实为权力争夺手段。
二、指控：“省农会书记职全系我们同志之提拔”的辨析
信件原文： “黄河沣前得在广州任省农会书记职，全系我们同志之提拔。”
反驳依据：
1. 国共合作体制背景1925年国民党中央人事结构： 组织部长谭平山（同盟会元老、共产党人）、农民部长林伯渠（共产党人），两人主导国民党农运工作。 省农会书记的任命：黄河沣担任此职务需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林伯渠）与组织部（谭平山）共同确认，属国共合作体制内的正常程序，非个人“提拔”。
政治逻辑：国共合作期间，农运干部选拔强调跨党派合作。信件将体制内职务任命曲解为“同志之提拔”，刻意忽略国共合作的制度框架，暴露其派系狭隘性。
2. 黄河沣的资质与贡献：
教育背景：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师从国民党元老邹鲁（其口头禅：负笈羊城，师从邹鲁校长），系统学习三民主义，具备国民革命理论素养。
革命履历： 汉口档案9448号《请愿书》（1924年）： “陈学谈于1924年2月4日捕杀国民党党员黄汝南、梁竹生（均遂溪人），复通缉黄荣、黄学增、黄河沣等……雷民将必同归于尽！”
黄河沣因组织反邓本殷活动，被军阀势力陈学谈通缉。此档案直接证明其早年革命立场与军阀势不两立。
结论： 信件将国共合作体制内的正常职务任命污名化为“同志之提拔”，抹杀黄河沣的个人能力，本质是派系斗争的话术。
三、关于“勾结一般军人官僚”指控的辨析
信件原文：
“勾结一般军人官僚……企图政府肃清南路后，得以升官发财。”
反驳依据：
1. “军人官僚”的具体指涉语境分析：信件所称“军人官僚”实指南征核心领导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十师师长陈铭枢、政务委员甘乃光民政厅长古应芬等。
历史背景：南征胜利后，国民政府需迅速重建地方政权，李济深、陈铭枢等推荐黄河沣为遂溪县长，属正常人事任命，符合战时“军事接管、过渡委任”政策（《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4日）。
2. “勾结”的逻辑矛盾：
职务关联性：黄河沣作为省农会书记，与南征军事将领（如陈铭枢）的合作属国共合作框架下的常规互动，旨在协调农运与军事行动，非私人利益交换。
3. “酸葡萄心理”：
权力争夺动机：信中要求推举郑虎丙、陈奇谟为县长（信件原文），暴露其试图通过否定国民党官员，扶持汪精卫派系偏左支持者上位。格局局限：将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团结协作（如李济深、陈铭枢与文官系统的配合）污名化为“勾结”，反映其未能超越派系利益，忽视大局。
结论： 信件将国民革命军内部的正常人事推荐与政策协同扭曲为“勾结官僚”，既曲解国共合作的政治实践，也暴露其派系狭隘性与酸腐心态。写信时（1925年12月9日），黄河沣尚未正式上任县长，所谓“勾结官僚”“升官发财”的指控在时间逻辑上无法成立，属预设立场的构陷。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左派（如李济深、陈铭枢）与共产党人（如谭平山、林伯渠）的合作是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韩盈的指控割裂这一历史语境，将正常互动污名化，违背合作精神。
四、指控：黄河沣“出卖同志名单”
信件原文：
“黄河沣虽是国民党党员，但并不晓得党纲纪律为何物，故当法帝国主义之威吓，即忍心害理，偷生怕死，而将我们同志的姓名（八九人）开出以供献于法帝国主义者，而图自己的狗命延长！此乃由担保他出狱之法教士亲口吐出，乃一般社会人民所共认，并非诬告”。
反驳依据：
1. 名单公开性： 1924年8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 “雷州青年同志社执行委员：韩盈、黄广渊、陈荣位等七人。”雷州青年同志社成员名单早于1924年公开，法方无需通过黄河沣获取。韩盈指控的“八九人名单”实为已公开信息，无秘密价值。
2. 政治价值矛盾：
黄河沣作为省农会书记及候任县长，其身份是国民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纽带，政治价值远超“八九人名单”。法方若需交易，必索要军事或经济筹码（如停止剿匪、开放港口），而非低价值名单。 法方利益分析：法国殖民者在广州湾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租界特权与经济利益，对地方革命团体名单兴趣有限。
3. 国民政府交涉释放：
法国殖民部档案（FR ANOM 1AFFPOL/3421/1925）：
“黄河沣被扣押后经国民政府交涉释放，未提及名单交易。”
陈学谈扣押黄河沣是为向法方表忠，法方最终迫于国民政府压力释放黄河沣，过程中无任何情报交易。
结论： 信件指控基于臆测，既无逻辑合理性，亦无档案支撑，彻底不成立。
五、指控：黄河沣“回乡解散农会”
信件原文：
“黄河沣回至其本乡海山村时，即勾结该乡劣绅黄树芝、乐民区长黄仲龄等，强行解散雷州青年同志社乐民分社、农民协会第一、第二、第三乡农会及农民预备队……种种压迫人民，摧残农民运动。”
反驳依据：
黄学增报告（1926年4月）：《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报告第20页明确写明：（指黄强）……同时勾结帝国主义有其走狗陈学谈者,経陈炯明令其为雷州处长后,即勾结士豪劣绅;坛作威福,私涛伪银，大开烟赌,胁抽民仓鎗：从公劫掠，无所不至：同时复勾结邓本殷,而愿伪之手足，后为邓成先所夺，是时残害人民，与邓本般不相上下。至十四年间，黄广渊潜身县之第六区，实行秘密组织农会，先后成立，共有数郷，乃至本年十一月中，为邓贼所察觉，竟派兵捕拿黄广渊等，并解散农民会，其时适革命军南来，使部贼自顾不暇；而该郷农会之组织得无障础矣。
黄学增报告的核心内容与责任归属。根据《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第20页原文，关键事实如下：
1. 陈学谈的压迫行为： “陈学谈经陈炯明任命为雷州处长后，勾结土豪劣绅，擅作威福，私铸伪银，大开烟赌，胁抽民仓……残害人民，与邓本殷不相上下。”
责任主体：陈学谈作为陈炯明旧部，实际执行勾结帝国主义、压迫民众的暴行。
2. 邓本殷镇压农会： “至十四年间（1925年），黄广渊潜身第六区秘密组织农会……邓贼（邓本殷）派兵捕拿黄广渊等，并解散农民会。”
时间线与责任：农会被镇压发生于1925年11月，此时遂溪县长仍为邓本殷势力代理人，黄河沣尚未就职（12月10日接任）。
3. 革命军的影响：“革命军南来，使邓贼自顾不暇，该乡农会之组织得无阻碍矣。”
信件内容指控的误会与反驳：
1. 指控：黄河沣“镇压农运”
反驳依据： 时间线矛盾：信件内容指控的农会镇压发生于1925年11月，而黄河沣于12月10日才正式接任县长，行政权力仍属邓本殷势力。
黄学增报告明确责任：报告将镇压农会的责任归于邓本殷，并指出革命军南下后农会得以保全，反证黄河沣上任前农会困境非其所致。而信件及某后世学者将邓本殷统治时期的暴行（如1925年11月镇压农会）错误归咎于黄河沣，违背基本历史逻辑。
2. 指控：黄河沣“勾结陈学谈势力”
反驳依据： 报告中的责任主体：黄学增明确指出陈学谈是陈炯明死党，与邓本殷合作残害人民。黄河沣作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成员，早年因反邓本殷遭通缉（汉口档案9448号），与陈学谈立场敌对。
结论：信件混淆时间线与责任主体，将邓本殷罪行嫁祸黄河沣，违背事实。
六、海康县长支持农会事实回应了信件中指控
信件原文：
信件中对海康县长符梦松的指控：“符梦松乃海康之劣绅，在前年曾任海康县长， 他在广州，常对我同志说：”若我在雷取得政权，你们要返雷做农民运动，我誓反对，如果查有 C . P 里人到雷活动，拿着必杀！”
反驳证据：
1926年4月黄学增报告《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黄学增报告第14页内容直接反驳其指控：“海康县长对于农民运动颇帮助，除首先拨给六百元作筹排费外，又拟裁撤各区民团局,将所有款项拨给各区农民协会支配，各区会成立，他亦亲到参加，此亦无中仅有也”。
总结：遂溪、海康两县长上任后同时作出“裁撤保卫局，经费拨给农会支配”的政策议决。反证指控信件背后是配合汪精卫派系徐景唐公开反对陈铭枢收编邓本殷残部，主张彻底革命，与国民党粤系本土派陈铭师“剿抚并用”策略对立。
权力争夺本质： 信中要求“委任郑虎丙、陈奇谟为县长”，试图通过抹黑黄河沣排除国民党势力，掌控地方政权。试图在南路扩大影响力的战略意图。 政治斗争中这是正常手段，时代背景所然，无论对错。但信件这些指控，成为后世学者标签化叙事的源头，本土反映后世本土历史研究学者的惰性和学术的不严谨态度。
黄河沣遭后世学者标签化、污名化
国共分裂后，某些后世学者单一信源韩此一信件，又受到1927年国共分裂后意识形态对立的干扰，忽视黄学增报告、他们选择性史料引用，基于此信件人物常被简化为“反动派”，黄河沣因职务身份遭污名化，派系叙事下的标签化。
他们将邓本殷、伍横贯的倒行逆施错误关联至黄河沣，属张冠李戴。 某自称民国史本土研究的后世学者，更是选择性地以此信件为权威史实，以此标签化黄河沣为：“极端右反共反动派头子”。因此，他们在出书和自媒体平台上经常发布错误臆测信息内容 比如：“1925年10月，黄河沣[fēng]由广州返抵遂溪第六区，勾结该区区长黄仲龄和劣绅陈光烈、黄树芝等，企图强行解散雷州青年同志社乐民分社和第六区第一、二、三乡农民协会及联乡武装预备队，殴伤会员十余人。 1926年1月，遂溪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遂溪城举行，到会代表八十人，大会名义上是由国民党遂溪县长黄河沣召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主持。会后，由于遂溪县长黄河沣对农民运动不满，致使这次大会所通过的各项议案未能付之实施，因与中共组织摩擦非常大，不久由伍横贯接任了遂溪县长”。
学术警示：研究1920年代南路历史，须以当时黄学增报告为基准，警惕片面采信派系政治斗争文书。唯有立足实证，方能穿透迷雾，守护历史的公正。
1926年4月正值国共合作蜜月期，黄学增的广东农协南路办事处报告《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成文于此时，尚未受到1927年国共分裂后意识形态对立的干扰。其内容以事实调查与数据统计为核心，而非派系斗争工具。
第一次会议的本质：国共合作框架下的政策协同，共产党通过合法途径影响议程，黄河沣的省农会书记资历 ，此信件中承认黄河沣曾任省农会书记，其农运理论与政策能力，决定其上任后支持农会的必然性。国民党县长黄河沣务实支持，双方共同推动农运发展。
第二次会议的对比意义：黄学增在第二次会议中遭冷遇，反证共产党无法“主导”国民政府会议，所谓“架空县长”纯属虚构。
关于遂溪县两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辨析与责任澄清：
客观事实与后世误读的驳斥：
1. 《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详细记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议案及执行情况，但未提及黄学增本人参会，无农会会员参与人数，更无“共产党主导会议”的表述。
会议召集程序：
第一次会议由国民党县长黄河沣以国民政府名义召集，符合国共合作框架下的法定程序，共产党代表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参与提案，非“架空县长”或“夺权”。第一次会议议决：“裁撤各区保卫局将所有款项拔给各区农民协会支配”。同期海康县长符梦松也做出同样的会议议决，说明他们俩都坚决执行和实践着国民中央扶助农工的大政策
2. 第二次会议中黄学增的遭遇与对比意义，身份与权力的割裂：
共产党人黄学增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委会委员（合法职务）及中共广东南路特委书记（党内职务）双重身份参会，却遭县长伍横贯冷遇：
会场无国党旗、总理像，仅以学生课桌椅充数（《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第13页）； 拒绝增设演说环节，限制黄学增发言，议程简化为“建筑公路”等非核心议题（第14页）； 公开拒绝执行第一次会议裁撤保卫局决议，支持民团压制农会（如第二区农民诉求被驳回）。
逻辑反证： 若第一次会议真由共产党“主导并架空县长”，作为南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黄学增，只是时隔一月，在第二次会议中理应保有影响力。然而，其连基本发言权都被剥夺，反证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会议中并无主导权，所谓共产党人“揽功裁撤保卫局”纯属后世臆测。
第一次会议议案通过与执行的实际责任归属
1. 议案提出的合法性：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合法程序提出议案，并参与讨论及发言，符合国民党“融共、扶助农工”政策，非“架空县长”。
黄河沣的主动支持： 作为县长，黄河沣召集会议并通过“裁撤保卫局所有款项拔给各区农民协会支配”议案，这政策本身与“反对农会”指控完全矛盾。
2. 议案未全面实施的真实原因： 继任者伍横贯的倒行逆施 ：
黄河沣卸任后，伍横贯拒绝执行裁撤保卫局决议，纵容民团压迫农民（黄学增报告第14页），导致议案停滞。
《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第21、22页介绍继任县长伍横贯文字再次强调：“本县政治之状况县长伍横贯·台山人也，其带来办事人员有二十余名·他对农运方面·颇不满意，在十五年一月间全县人民代表大会之议决案，均无执行·。近为个人色彩起见·又拟于三月三日另行召集全县人民代表大会，但末知其如何。”
时间线与责任切割： 第一次会议于1926年1月召开，黄河沣于会后卸任，议案执行中断的责任完全在继任者，后世学者将其归咎于黄河沣属故意混淆时序。
《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第28页内容的分析与黄河沣历史贡献阐释剿匪安民与支持农会的实证：
黄河沣亲赴第七区剿匪，缴获枪械余支，追回赃款（《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报告第28页明确写明：“雷州匪首陈伯烈·经邓逆本殷编篇统领，当革命军打化州时，陈伯烈早知邓逆之败·与部下十余人逃至第七区之荣盘郷,陈敬斋家蔵之:査荣盘郷素是匪郷！陈敬斋又是接匪的陈敬斋现是团局长，陈伯烈所掠之钱款数拾万元·完全在他家里收藏，敬斋父子图财,因将伯烈発命，该区人民见私通匪首，罪不 道，后经县长黄河沣（澧）到区严办；则陈某自顾交出驳売一枝，曲尺二枝，毫银四百元·然该区人尙未满意，现河沣（澧）下台·此案仍未究决。”
文本内容的核心事实梳理
根据报告第28页原文，事件脉络如下：
1. 背景：匪首陈伯烈原为军阀邓本殷部下，革命军攻化州时，陈伯烈率残部逃至第七区荣盘乡，藏匿于民团局长陈敬斋家中。陈敬斋父子私通匪首，窝藏赃款数十万元。
2. 黄河沣的行动：县长黄河沣亲赴第七区严办此案，迫使陈敬斋交出驳壳枪1支、曲尺枪2支、银元400元。
3. 后续结果：因民众对处理结果不满，且黄河沣卸任后案件未彻底解决，赃款追缴未完成。
《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第25、26页，1926年2月前黄河沣任期内遂溪农民运动统计目录：
黄河沣历史还原与某些后世学者臆测的驳斥
一、黄河沣任内支持农运的核心证据
1. 召集第一次全县人民代表大会，推动农会议案
核心政策：1926年1月，黄河沣以县长身份召集全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裁撤各区保卫局，经费拨归农会”决议。此举直接削弱地方旧势力，为农会提供经济支持。
第六区农会典范：作为黄河沣家乡，第六区农会迅速壮大至17个乡农会、1537名会员，占全县农会力量的55%（黄学增报告）。若其反对农运，绝无可能放任家乡成为革命核心区。
2. 第七区剿匪与严惩旧势力 （黄学增报告第28页）。
严办保卫团长陈敬斋：
陈敬斋勾结土匪、私藏赃款，黄河沣强制其交出枪械与赃款，直接为农会扫清障碍。第七区农会因此在黄广渊的组织下迅速发展，拥有枪械110余支。
3. 默许黄广渊领导农运
同村兄弟黄广渊：作为黄河沣同乡，黄广渊在第六区组织武装剿匪示威，召集270余名农民操练，划分剿匪队伍。黄河沣默许其行动，反证其对农运的支持。
政策逻辑一致性：第六区与第七区都属黄广渊农民运动所组织的期域，其形成农运成果，体现黄河沣“削弱旧势力、支持农民自治”的施政方针。
二、伍横贯接任后的政策倒退与对比
1. 拒绝执行裁撤保卫局决议
黄学增报告指出：“县长伍横贯对农运不满，十五年一月间全县人民代表大会议决案均无执行。”（第21页）
直接后果：旧保卫局得以保留，经费未拨付农会，导致农会发展停滞。
2. 排斥共产党代表，压制农运诉求
1926年3月第二次全县代表大会： 伍横贯拒绝增设演说环节，限制黄学增（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委会委员兼农协南路办事处主任）发言，将议程简化为“建筑公路”等非核心议题。 公开驳回第二区农民更换保卫局长的诉求，支持民团杨文川压制农会。
3. 农运成果对比
黄河沣任内（1925年12月-1926年1月）：
第六区：17个乡农会，1537人，枪械320余支。
第七区：5个乡农会，枪械110余支。
伍横贯任内（1926年2月后）：
全县农会会员总数停滞，无新更多增乡农会，武装力量未扩大，农会与民团摩擦不断。
结论：黄河沣的政策推动农运发展，而伍横贯的消极作为导致成果中断。某些后世学者将两者混为一谈，实属荒谬。
三、黄学增报告：黄河沣清白的铁证
1. 对伍横贯的批评与对黄河沣的沉默 ：黄学增在报告中明确批评伍横贯“对农运不满”“拒不执行决议”，但对黄河沣无一字负面评价。若黄河沣真与共产党摩擦，黄学增必会记录，如同批评伍横贯。
逻辑反证：黄学增作为共产党农运领袖，其报告客观性无可置疑。未提及黄河沣“反对农运”，反证其立场中立。
2. 数据力量：第六、七区农会的特殊性
第六区与第七区的农会规模、武装力量远超其他各区（第一区250人、第二区300人、第四区320人），反映黄河沣的政策倾斜。若其反对农运，岂会允许家乡与第七区独大吗？
黄河沣调职的真实原因：省务会议人事安排，非“与中共摩擦”
1. 调职背景：省务会议决议：192年1月中旬，广东省政府决议：黄河沣调省“另有任用”，属重用的常规人事调整。
交接时间：黄河沣于1月底完成交接，遂溪县县长黄河沣（澧）调省，职务由伍横贯接任。
3. 逻辑反驳：
若黄河沣因“与中共摩擦”被调职，“二大”国共合作密月期，共产党八与左派几乎控制国民党中央的大部分重要机构。国民党不可能在其离任后仍委以重任。
黄学增作为中共南路农运办事处主任，若黄河沣真与共产党对立，报告中必会直接批判，而非仅客观记录其政策。
四、后世学者臆测的根源与学术警示
1. 标签化叙事的惰性
国共分裂后，国民党派系人物常被简化为“反动派”，黄河沣因职务身份遭污名化，忽视其剿匪、支持农会的具体贡献。
2. 时间线混淆与责任转嫁
将伍横贯的政策倒退（1926年2月后）错误关联至黄河沣任内（1925年12月-1926年1月），掩盖真实责任人。
结语
百年前的遂溪县县长之争，终非一纸指控所能定谳。当密信褪去派系斗争的修辞，当黄学增的报告挣脱意识形态的枷锁，真相浮出水面：黄河沣既非“反动官僚”，亦非“革命圣徒”，而是国共合作框架下一位务实的改革者。他剿匪安民、支持农会、推动地方自治的实绩，在档案的拼图中逐渐清晰；而信件内容的指控，则暴露出革命洪流中基层权力博弈的焦灼与失序。
这场争议的后遗症——家族污名、地方记忆扭曲、学术标签化——警示我们：历史书写若沦为派系叙事的附庸，终将付出割裂社会共识的代价。唯有以档案为锚点，以实证为准则，方能在“革命”与“反动”的二元对立外，重建历史的丰富肌理。遂溪县的个案，不仅是一段被误读的地方史，更是一面映照当代史学的明镜：守护历史的尊严，始于对复杂性的敬畏，终于对真相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