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局，立即开除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的党籍！”
1951年岁末，这道命令通过电话线从北京传到中南局书记邓子恢的耳中，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商量的分量。
下命令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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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握着听筒，脑子一片空白。
周季方，堂堂一个大城市的副市长，因为一桩案子就要被开除党籍？
他当时对武汉那件所谓的“纪凯夫案”还只是一知半解，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处分是不是太重了？”
电话那头，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安子文传达的语气没有丝毫松动：“就需要这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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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没完。
没过几天，1952年元旦，一封由毛主席亲自署名的电报拍到了邓子恢的案头，上面的字眼更加严厉：“此人（周季方）品质极坏，政治上完全不可靠，拒绝执行中央惩治贪污的方针，保护贪污犯…
…
应立即将其逮捕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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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股压不住的火气，在党内流传成了一句更直接的话：“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
在那个年代，北边有刘青山、张子善这种动摇国本的大案，相比之下，武汉这起最初只涉及旧币1200万元（折合新币1200元）的盗窃案，简直就是芝麻绿豆的小事。
但这件小事，却引出了最高层的雷霆之怒，这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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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从1951年春天说起。
4月12日下午，武汉市第二医院的总务科办事员纪凯夫，在对账时发现少了一笔钱，1200万旧币。
在那个普通工人月薪几十万旧币的年代，这不是一笔可以忽略的数目。
纪凯夫急得满头大汗，在办公室里里外外地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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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他在走廊地上发现了一些散落的钞票，零零散散，像是有人故意撒下的路标。
他顺着钱的痕迹，一路找到了办公室外的一个阳台。
眼前的一幕让他愣住了：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兼监察委员王清，正一个人站在阳台上。
旁边一根电线的磁头上，挂着一个不起眼的花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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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凯夫心里咯噔一下，走上前征得王清同意后，把布包取了下来。
打开一看，里面的钱，加上走廊里捡到的，不多不少，正好是账上短缺的数目。
人赃俱获，事情到这里似乎已经水落石出。
纪凯夫没有犹豫，当即就向武汉市公安局报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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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自己为单位挽回了损失，尽了一个公民的责任。
但他万万没想到，两天后，警察是上门了，可拷走的不是站在阳台上的王清，而是他这个报案人。
给出的罪名更是离奇——“贼喊捉贼”。
做出这个荒唐决定的，正是案件的当事人王清，伙同他的直接上级，时任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的宋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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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给出的“证据”更是煞有介事：纪凯夫本人有“复杂的政治历史问题”，他的哥哥还是个特务，所以这起盗窃案，是他为了嫁祸和监视党的干部王清，而精心导演的一出戏。
一盆脏水就这么泼了过来，一件普通的刑事案，瞬间被拔高成了政治问题。
纪凯夫被关进了看守所，面对他的，是无休止的审问和逼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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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瑛之所以要整纪凯夫，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在一年前，宋瑛因为自己的作风问题被人写信举报，他没有反省自身，反而一口咬定是纪凯夫干的。
他甚至动用权力，强行拿纪凯夫的笔迹去比对，结果虽然证明了纪凯夫的清白，但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这次王清出了事，宋瑛正好借机公报私仇，新账旧账一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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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的一些干部和群众，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看着纪凯夫被冤枉，看着王清逍遥法外，心里都憋着一股气。
大家议论纷纷，觉得这事儿不对劲，便一层一层地向上反映情况。
状告的信件，最终送到了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李之琏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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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琏是个老革命，办事认真。
他看了材料，凭着多年的经验，立刻就嗅出这案子里的蹊跷。
仅仅因为一个“特务哥哥”的说法，就把报案人抓起来，证据链在哪里？
他认为拘押纪凯夫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便指示武汉方面先放人，同时对王清展开正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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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曙光仿佛就要照进来了，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王清和宋瑛眼看靠山要倒，立马使出了浑身解数，找到了他们真正的“保护伞”——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的周季方。
在周季方的办公室里，王、宋二人声泪俱下，把自己打扮成被阶级敌人陷害的忠良。
他们颠倒黑白，说纪凯夫就是个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中南局纪委的调查是不了解情况，受到了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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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周季方作为主管全市司法公正的领导，在没有进行任何独立调查，没有核实任何旁证的情况下，单方面采信了王、宋二人的说辞。
他当即拿起电话，动用自己的职权，向市公安局下达了一道指令：把刚刚保释出狱的纪凯夫，重新抓起来！
三
周季方的这个决定，像一块巨石，在武汉市的官场砸出了巨大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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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再次逮捕了纪凯夫，还理直气壮地向中南局纪委提出抗议，认为他们“包庇坏人，打击好人”。
武汉市的市长吴德峰、市委书记张平化等人，在周季方信誓旦旦的保证下，也都没有深究，便草率地选择了相信自己的同事，支持了周季方的决定。
就这样，从医院的支部书记王清，到卫生局的副局长宋瑛，再到主管政法的副市长周季方，最后到市长和市委书记，一张由上至下、盘根错节的保护网形成了。
这张网，把真正的盗贼严严实实地护在了里头，却把无辜的纪凯夫再次推入了深牢大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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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琏面对这个局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他意识到，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场地方势力对抗组织原则的严重事件。
他顶住压力，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包括周季方等人如何干预司法、阻挠调查的详细情况，整理成一份报告，直接送到了北京。
这份报告，最终摆在了毛主席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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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看完报告，勃然大怒。
他愤怒的，早已不是那1200万元。
他看到的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的时刻，在人民群众把共产党看作大救星的时刻，一些身居高位的干部，竟然已经开始拉帮结派、官官相护，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去包庇罪犯、打击良善。
周季方的行为，尤其让他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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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法工作的负责人，本应是维护法纪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却成了践踏法纪的带头人。
这不是简单的官僚主义，这是对党纪国法的公然藐视，是对新生政权根基的腐蚀。
如果这种风气蔓延开来，共产党和旧时代的国民党政府还有什么区别？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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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便有了开头那通雷霆万钧的电话和电报。
最高层的决心，就是要用这起小案，撬动武汉这个巨大的官僚主义堡垒，向全党全国表明一种态度。
1951年11月，一支由中南局牵头，联合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央公安部、中央监察委等多个部门的20余人高级联合调查组，浩浩荡荡开赴武汉。
调查组的规格之高，在建国初期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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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重新梳理了所有的人证物证，把医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人都谈了一遍。
真相在严格的调查面前，根本无处遁形：王清盗窃并企图嫁祸的事实确凿无疑，宋瑛是诬告陷害的同谋，而纪凯夫，从头到尾都是清白的。
铁证如山，周季方等人编织的保护网被彻底撕开。
1952年7月，武汉市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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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犯王清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同谋宋瑛被判2年。
包庇纵容、滥用职权的周季方，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开除党籍。
市长吴德峰被撤销市长职务，市委书记张平化也被降为副书记。
判决一出，武汉三镇的百姓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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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称赞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不护短，不 봐情面。
然而，周季方等人出狱后，数十年间为此案的定性反复申诉，认为处罚过重。
直到1988年，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文件，在经过反复核查后，最终认定1952年中南局对此案“主要事实的依据是正确的，定性是正确的”，维持了当年的主要结论，纪凯夫的清白才算有了最后的说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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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琏. 《“纪凯夫案”的简要经过和我的一些看法》. 《百年潮》, 1998年第6期.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大事记（1921-2001）》.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