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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原本是西周、春秋至战国初年的一个诸侯国。春秋时期，晋国疆土占据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地跨黄河两岸。战国初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国瓜分而亡。司马氏是河南温县人，温县曾属于晋国的领地。建立晋朝的司马炎之父司马昭曾被魏帝受封为“晋公”“晋王”。所以司马炎以“晋”做为国号。^[14]

西晋灭亡后，宗室司马睿在建康重建了晋朝。为了区分两段历史时期，依据其都城相对位置一西一东，故称司马炎建立的都城在洛阳、长安的晋朝为“西晋”，司马睿建立的都城在建康的晋朝为“东晋”。东晋保有原西晋的江南之地，亦有“中晋”和“江左”之称。汉朝称东汉为中汉，“中晋”一名模仿“中汉”而来。当时的人们以东为左，故而将位于江南的东晋又称为“江左”。^[14]

西晋末年，皇族诸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了长达16年的动乱，是为“八王之乱”。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势力纷纷崛起，元熙元年（304年），匈奴族刘渊在左国城自称汉王，公开反晋。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是晋宣帝司马懿的曾孙，晋武帝司马炎的侄子。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任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司马睿即请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导为司马。永嘉元年，司马睿移镇扬州，并前往建业。在王导的帮助下，司马睿得到了吴姓士族和北来士族的支持，势力日益雄厚。^[15]建兴四年（316年），刘渊之侄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被俘，中原沦陷。次年二月，司马睿在建康得知了此消息，在众臣拥戴下称晋王，改元建武，史称东晋，西晋至此灭亡。第二年三月，晋愍[mǐn]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建业，司马睿在重臣再三劝进下称帝，大赦，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16]

东晋建立之初，由于在南渡建国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王导的地位很高，晋元帝司马睿也很尊崇他。而王导的从兄，同出琅琊王氏的王敦，此时出镇荆州，手握重兵。琅琊王氏在朝内外的势力很大，东晋的大权实际控制在他们手中，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王氏家族的势力日益膨胀，引起了元帝司马睿的疑惧，司马睿开始任用刘隗、刁协为自己的心腹，并逐渐疏远王导。刘隗、刁协维护皇室权威，推行了一系列“崇上抑下”的政策，被称为“刻碎之政”。这引起了门阀士族，尤其是琅琊王氏的不满。^[11]太兴四年（321年），晋元帝接受刁协的建议，赦免扬州诸郡的僮客，并征发他们当兵，用以加强朝廷的军事力量。同时，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yǎn]、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二人各领兵万人，名为防御后赵石勒，实为防御王敦。这一系列政策最终激怒了王敦，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以讨伐刘隗、刁协为借口，在武昌起兵，沿江而下，攻打建康。三月，王敦抵进建康，攻陷石头城^[a]，刁协被杀，刘隗逃走后投降了石勒。王敦军进入建康，戴渊、周顗等大臣被杀。元帝只得任命王敦为丞相，王敦没有接受，带兵返回武昌。当年冬天，晋元帝在忧愤中死去，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王导受遗诏辅政。^[1]

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王敦移镇姑孰，自领扬州牧，遥控朝政。晋明帝与郗鉴等人密谋，准备讨伐王敦。^[17]次年五月，王敦病重，晋明帝在温峤、庾亮等人的帮助下，讨伐王敦。不久王敦病死，死前派部下进攻建康，也被击败，王敦之乱就此平定。^[18]王敦之乱虽然被平定，王敦也被定性为叛逆，但王导及琅琊王氏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王导仍然担任宰相。明帝于平定王敦之乱后次年，即太宁三年（325年）去世，其子司马衍即位，是为晋成帝。^[11]

晋成帝即位时年仅五岁，由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庾太后的哥哥庾亮也与王导同受遗诏辅政。庾亮掌权后，大肆排除异己，他先杀死了宗室南顿王司马宗，又排挤王导。豫州刺史祖约对庾亮的人事安排不满，流民帅苏峻因参与平定王敦之乱，被封为历阳内史，麾下有一支精锐的部队，也日益骄纵了起来。庾亮既不信任苏峻、祖约，又担心当时镇守荆州的陶侃对自己不利，于是派温峤出任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以防备陶侃。咸和二年（327年），庾亮征召苏峻入朝任大司农，意图夺取他的兵权，王导、温峤等人都劝谏庾亮不要这么做，但庾亮没有听从。苏峻接到诏命后，联合同样对庾亮不满的祖约，以诛杀庾亮为名，起兵叛乱。^[18]咸和三年（328年）初，苏峻、祖约军队攻入建康，庾亮逃往浔阳投奔温峤。庾亮接受温峤的劝告，力邀荆州的陶侃共讨苏峻，同时王导密令三吴（吴郡、吴兴、会稽郡）起兵救援，苏峻遭到东西两面夹击，于咸和三年（328）九月兵败被杀，其后，祖约也被击败，北上投奔了石勒。^[19]

咸和四年（329年），苏峻之乱被平定后，庾亮由于逼反苏峻，引咎离开建康，出镇豫州。庾亮虽然离都，但驻扎在芜湖，且庾亮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建康上游临近的郡县都在庾亮的控制范围内，庾亮名为藩镇，但实际却能掌握朝政。王导身居中枢，但无外援，因而在庾王之争中处于劣势。同年，江州刺史温峤病死，江州落入荆州的陶侃手中，庾亮无力与之相争。咸和九年（334年），陶侃病死，庾亮接替了他的职位，总领豫、荆、江诸州，并从迫近建康的芜湖移镇武昌。庾亮的势力虽然扩张到长江中游，但却远离中枢，失去了对朝政的控制。王导一方因此有了可乘之机。庾亮移镇同年，琅琊王氏的王允之便出任都督监扬州江西四镇诸军事，镇于湖，于湖在芜湖附近，琅琊王氏因此占据了此前庾亮所督的建康上游、长江两岸诸郡县，缓解了被困建康的困境。次年春天，王导又趁后赵石虎进攻的机会，将豫州附近都划入琅琊王氏的势力范围。咸康五年（339年），王导去世，庾亮在荆州准备北伐的同时，命其弟庾怿率部进驻军事要地江州，随后庾怿[yì]担任豫州刺史，监扬州四郡，重新夺回了建康上游地区。但次年，庾亮因北伐受挫，抑郁而终，王允之趁机接任了庾亮的江州刺史一职。至此，王导与庾亮相继去世，琅琊王氏与颍川庾氏之争也逐渐平息，随着出身谯国桓氏的桓温崛起，琅琊王氏与颍[yǐng]川庾氏的政治地位逐渐下降，退出了东晋上层的权利斗争。^[20]

咸康八年（342年），晋成帝去世，其弟司马岳即位，是为晋康帝。康帝在位三年便去世，其子司马聃即位，改元永和，是为晋穆帝。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庾亮的弟弟、镇守荆州的庾翼病死，桓温被任命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温出身谯国桓氏，是晋明帝的驸马，早年担任过琅琊太守、徐州刺史。^[21]桓温出镇荆州后，意图北伐，但此时北方的后赵实力强大，于是桓温决定先攻取蜀地的賨[cóng]人政权成汉。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桓温出兵讨伐成汉，次年三月，桓温大军进逼成都，成汉末帝李势投降，成汉灭亡。灭掉成汉后，桓温声望大增，进位征西大将军。^[22]此时朝中辅政的宗室会稽王司马昱忌惮桓温的声望，于是拉拢当时同样很有名望的扬州刺史殷浩，用来对抗桓温。东晋朝廷与桓温之间的矛盾因此也越来越深。永和五年（349年），后赵皇帝石虎病死，后赵陷入内乱，桓温得到消息后，准备北伐。东晋朝廷也任命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准备北伐。^[23]永和七年（351年）十一月，桓温向朝廷上书，请求北伐，朝廷不允许。此后两年中，殷浩屡次北伐，试图攻击许昌、洛阳，但都失败。永和十年（354年），桓温趁殷浩兵败、朝野对殷浩不满，上书陈说殷浩的罪过，请求朝廷将其废黜。朝廷不得已，废黜殷浩为庶人，至此东晋的内外大权都落到桓温手中。^[24]

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温率军从江陵出发，开始第一次北伐，目标是关中地区的氐族政权前秦。五月，桓温军队在蓝田击败秦军后进驻灞[bà]上，但前秦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桓温军队缺粮，不得不撤退。^[24]永和十二年（356年）七月，桓温第二次北伐，目标是占据洛阳的羌族首领姚襄。八月，桓温击败姚襄，收复洛阳。收复洛阳后，桓温极力主张还都洛阳，但受到朝中大臣的反对。桓温撤军后，北伐所得的领土又逐渐被鲜卑族政权前燕占领。^[25]桓温因北伐之功，名望日盛。升平五年（361年）五月，19岁的晋穆帝司马聃[dān]病死，晋成帝司马衍的长子司马丕继位，是为晋哀帝。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桓温被任命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兴宁三年（365年），晋哀帝司马丕去世，其弟琅邪王司马奕即位，是为晋废帝（海西公）。太和三年（368年），桓温又受殊礼，地位在诸侯王之上。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军开始了第三次北伐，他从姑孰出发，经兖州讨伐前燕。七月，桓温军队进驻枋头，与燕军对峙。前燕主将慕容垂派人切断了桓温的粮道，桓温试图派兵打通粮道未果，最终粮尽退兵。前燕军队乘胜追击，桓温大败。十月，桓温撤退到山阳收拢残兵，由于此时的桓温位高权重，东晋朝廷没有追究其失败的责任，还派人去山阳慰劳桓温。^[26]

桓温自负才能过人，一直希望通过北伐建立功勋，从而接受九锡^[b]，最终称帝。但在第三次北伐失败后，声望大减。桓温在参军郗超的献计下，决定效仿伊尹、霍光行废立之事，重建自己的权威。^[26]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桓温率军进入建康，逼迫褚太后下诏，废掉当时的皇帝司马奕，改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司马昱即位后，改元咸安，是为晋简文帝。^[27]

桓温废立皇帝后，在朝中清除异己，罢黜了太宰、武陵王司马晞的官爵，又将新蔡王司马晃废为庶人，还诛杀了殷浩的儿子殷涓、颍川庾氏的庾倩、庾柔等人。简文帝想让桓温任丞相，留在建康辅政，桓温坚持拒绝。咸安二年（372年）三月，简文帝又派侍中王坦之征召桓温入朝辅政，桓温再次推辞。同年七月，简文帝病重，急召桓温入朝，一天内连发四次诏书，桓温仍然推辞。简文帝于是下遗诏，命桓温效仿周公故事摄政，王坦之看见后撕毁诏书，并据理力争，于是简文帝让王坦之将诏书改成命桓温效仿诸葛亮、王导故事辅政。当天简文帝去世。简文帝去世后，群臣慑于桓温权势，不敢立太子，认为应该让桓温决定，尚书仆射王彪之坚决反对，朝议才最终决定由太子司马曜继位，是为晋孝武帝。褚太后认为孝武帝年幼，又打算让桓温摄政，因王彪之反对才作罢。桓温原本希望简文帝临终时禅位给自己，或者让自己摄政，未能如愿后怨愤不已。孝武帝让谢安征召桓温入朝辅政，桓温再次推辞。^[27]

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温入朝，朝廷派谢安、王坦之率百官迎接。当时建康有传言说桓温此次入朝是要诛杀谢安、王坦之，推翻晋朝。三月，桓温生病，在建康停留了十四天后便返回姑孰。桓温回到姑孰后病情加重，希望朝廷能为自己加九锡，并多次派人催促。谢安、王坦之知道桓温病重，于是借故拖延，七月，桓温病死，爵位由幼子桓玄继承。^[27]

桓温死后，朝廷封桓温弟桓豁为征西将军，都督荆、梁、雍、交、广五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封桓温的另一个弟弟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镇姑孰；封桓豁的儿子桓石秀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镇浔阳。桓温的势力被一分为三。不久桓豁去世，桓冲改任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当时朝中掌权者为陈郡谢氏的谢安，桓冲也能顾全大局，不与谢安争权。谢安的侄子谢玄为兖州刺史，监江北诸军事，谢玄在京口招揽流民，组成了一直精锐的部队，号称“北府兵”^[c]。并任命出身次等士族彭城刘氏的刘牢之为参军，统率北府兵。陈郡谢氏与谯国桓氏一在建康，一在荆州，都握有兵权，却相安无事，能够合作共处，东晋政权内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28]

此时前秦政权在苻坚的统治下逐渐统一北方，苻坚决定再进一步，消灭东晋，统一全国。宁康元年（373年）冬天，苻坚派兵攻陷了东晋的梁益二州。太元三年（378年）春天，苻坚又派大军围攻东晋的襄阳，经过一年的围城，襄阳被攻陷，东晋的襄阳太守朱序被俘。前秦进攻襄阳的同时，还派兵攻取了东晋的彭城、淮阴、盱眙等地，兵锋直指长江。东晋朝野震惊，好在进攻的秦军被兖州刺史谢玄击败。太元六年（381年），荆州的桓冲也击败了入侵的秦军。前秦与东晋大战前的几次交锋，双方各有胜负。^[29]

太元八年（383年）七月，苻坚下诏，全国动员，大举攻晋。苻坚的大军有戎卒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水陆并进，旗鼓相望，连绵千里。苻坚的弟弟苻融率领二十五万军队为先锋。东晋则派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兵八万，北上抵抗秦军。十月，苻融率领的秦军前锋攻克寿阳（今安徽寿县），东晋的先锋部队来不及救援，只能止步不前。苻坚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于是抛下大军，只带轻骑八千前往寿阳，与苻融的前锋会合。十一月，谢石率领的东晋主力到达淝水东岸，秦军在淝水西岸布阵，双方隔河相望。谢玄给苻融写信，骗苻融稍微退军，让晋军渡过淝水，双方再决战。秦军将领都认为不可以退军，但苻坚认为可以趁晋军渡河时攻击，苻融也同意苻坚的方案。于是苻融指挥秦军撤退，但秦军一退后就乱作一团，收拾不住。谢玄等人趁机迅速率军渡过淝水，攻击秦军。此前被秦军俘虏的东晋襄阳太守朱序，此时正在秦军阵后，也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在混乱之中被东晋军队攻击，无力抵挡，一败涂地。苻融死于乱军之中，苻坚身中流矢，仅率少数人撤回淮北，晋军也收复了寿阳，淝水之战以东晋大胜而告终。^[30]

淝水之战后，东晋趁机北伐，收复了一些北方失地。^[31]

淝水之战后，谢安的声望达到顶峰，但也因此遭到妒忌，孝武帝与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逐渐猜忌谢安，谢安为了避免矛盾出镇广陵，于太元十年（385年）病死。镇守荆州的桓冲已于前一年病死，太元十三年（388年），谢玄、谢石也先后去世。谯国桓氏与陈郡谢氏的主要人物相继去世后，东晋的政治格局出现了转折，士族与皇权的力量一时间此消彼长，东晋再无能够掌握内外大权的门阀士族，出现了皇权振兴的机会。^[32]

东晋孝武帝意图重振皇权，于是任用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为相。谢安去世后，司马道子掌权，以相权辅佐皇权。孝武帝还重用儒生，复兴国学，意图通过复兴儒学来为重振皇权提供文化支持。而此时的士族中，参与政治的主要是太原王氏。孝武帝的皇后为太原王氏王蕴的女儿，因而孝武帝得到了王蕴及其家人的支持。司马道子的王妃也出身太原王氏，是王坦之之子王国宝的从妹，因而王坦之一系支持司马道子。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统治时期政治腐败，二人贪图享乐。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也走向了主相之争的局面。^[33]

司马道子掌权后，权倾内外，逐渐引起了孝武帝的不满。太元十四年（389年），司马道子的党羽、太原王氏的王国宝策动朝臣上书，请求让司马道子担任丞相、扬州牧，假黄钺[yuè]，加殊礼。护军将军车胤反对，于是称病没有签署。孝武帝见到上奏后非常生气，同时赞赏车胤[yìn]。随后王国宝又让他的党羽陈郡袁悦之向太子的母亲陈淑媛夸赞王国宝，被孝武帝得知。孝武帝大怒之下，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袁悦之。主相间的矛盾公开化，一时间朝野上下出现了很多关于朋党的声音。^[34]

太元十四年（389年）六月，荆州刺史桓石民病死，次年，镇京口的青兖二州刺史谯王司马恬也病死。荆州与北府的空缺使得原本聚焦在中枢的主相矛盾扩张到对地方藩镇的争夺。太元十四年（389年）七月，司马道子任命王国宝的弟弟王忱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太元十五年（390年）二月，孝武帝任命皇后的哥哥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同年八月，司马道子又任命其党羽庾楷为豫州刺史，镇历阳。^[35]太元十七年（392年），王忱死于任上，荆州再次空缺。司马道子想要任命王国宝担任荆州刺史，但孝武帝发中诏^[d]任命亲信殷仲堪为荆州刺史。至此，荆州、北府两大藩镇都由孝武帝亲信控制，孝武帝在主相之争中取得优势。^[36]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九月，孝武帝与后宫张贵人一起喝酒。孝武帝喝醉后对张贵人开玩笑，说张贵人年老色衰，自己要另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张贵人听后内心妒火中烧，遂起杀心。她召来心腹宫女，乘孝武帝熟睡之际，用被子把孝武帝给捂死。孝武帝死后，其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晋安帝。晋安帝愚笨，朝中大权全部落入摄政的司马道子之手。司马道子任用王国宝与王国宝的从弟王绪，隆安元年（397年）正月，司马道子任命王国宝为左仆射，负责举荐官员，又将东宫的部队交给王国宝统领。此时主相之争虽已随着孝武帝之死而结束，但孝武帝任用的王恭、殷仲堪仍出镇北府与荆州，随时威胁着建康的司马道子。王国宝与王恭、殷仲堪不和，劝司马道子削弱他们的兵权，王、殷二人则缮甲厉兵，表面上表准备北伐，实则准备入京。同年四月，王恭列举王国宝罪状，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等人，以诛杀王国宝之名起兵。司马道子害怕，于是杀死王国宝、王绪兄弟，王恭也因此退回京口。^[37]

司马道子杀死王国宝兄弟后，任用宗室司马尚之、司马休之为心腹，又任命儿子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统帅军队。隆安二年（398年），司马尚之劝司马道子安插亲信到地方作为外援，于是司马道子任命王国宝的哥哥王愉为江州刺史，并将豫州的四个郡交给王愉都督。这引起了豫州刺史庾楷的不满，庾楷联系王恭，劝说他再次起兵。王恭深以为然，于是联合荆州的殷仲堪，以及同在荆州的桓温之子桓玄，一同起兵。殷仲堪、桓玄推举王恭为盟主。八月，殷仲堪派部将杨佺期与桓玄一起率军突袭王愉，王愉来不及防备，被桓玄抓获。九月，司马道子一方也作出了应对，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担任征讨都督，并派遣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率军进攻王恭，谯王司马尚之率军进攻庾楷。同月，司马尚之击败庾楷，庾楷一个人逃走投奔了桓玄。桓玄随即击败了司马道子一方的军队，司马道子一方只能退守建康附近。此时的王恭却和部将刘牢之发生矛盾，王恭出镇京口，所依仗的正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军，但王恭却因门第出身而轻视刘牢之，刘牢之很不满。司马元显趁机派人劝说刘牢之归顺朝廷，许诺事成之后将王恭的职位交给刘牢之。于是刘牢之背叛王恭，投靠司马元显，王恭兵败被俘，被送到建康斩首。王恭死后不久，杨佺期、桓玄的军队也到达了建康，殷仲堪在二人之后也到达了芜湖，司马道子则用计离间三人，最终三人内部产生了嫌隙，退回了荆州。^[38]

在平息了王恭、殷仲堪叛乱后，司马元显开始谋夺其父司马道子的权势。司马道子好酒，天天喝醉，司马元显就让朝廷免除司马道子司徒和扬州刺史的职务，并任命自己为扬州刺史。司马道子酒醒后得知此事，大怒，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司马元显掌权后大肆任用亲信，朝中大臣多因为惧怕而依附他。^[39]

隆安三年（399年）十月，司马元显征发东南诸郡免奴为客者补充兵源，致使民怨沸腾，最终酿成了孙恩卢循起义。孙恩是琅琊人，家族世代信奉五斗米教，其叔父孙泰见战乱多发，认为晋朝不能长久，曾聚集徒众，但被司马道子诱杀，孙恩也逃到海岛上。司马元显征兵造成民乱后，孙恩趁机率众从海岛上返回陆地，先后攻陷了上虞县和会稽郡，杀死了上虞县令以及会稽内史王凝之，部众发展到数万人。一时间东南八郡纷纷杀死晋朝官员，响应孙恩。朝廷任命司马元显为中军将军，并让徐州刺史谢琰与刘牢之率兵讨伐孙恩。隆安三年及隆安四年，朝廷军与起义军多次交锋，互有胜负，唯有谢琰因轻敌而被起义军杀死。隆安四年（400年）十一月，刘牢之击败孙恩，孙恩逃回海岛。^[39]次年二月，孙恩再次被刘牢之击败，退回海岛，三月，孙恩又被刘牢之部将刘裕击败。六月，孙恩通过海路到达丹徒，部众十余万，战船千余艘，建康震动，东晋朝廷急调各地军队保卫建康。孙恩见建康有防备，于是转而攻取广陵。八月，朝廷任命刘裕为下邳太守，刘裕在郁洲多次击败孙恩，孙恩的势力逐渐衰败下去。元兴元年（402年）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失败，知自己大势已去，投海自杀。余部由卢循统率，继续转战东南。^[40]

孙恩起义同时，东晋统治阶级内部也产生了新的斗争。此前殷仲堪、桓玄、杨佺期三人进攻建康，因司马道子的离间计而撤军。回到荆州后，三人的矛盾逐渐激化，杨佺[quán]期与殷仲堪结盟，准备攻打桓玄，但殷仲堪优柔寡断，屡屡不敢动手。隆安三年（399年），桓玄先发制人，攻打杨佺期，殷仲堪只是写信劝阻桓玄，一直没有出兵。直到杨佺期被桓玄所杀，殷仲堪狼狈出逃，最终也被桓玄部下抓住，桓玄令其自杀。桓玄吞并了殷仲堪、杨佺期的势力后，被朝廷任命为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势力范围由长江中游的荆州，扩张到建康附近。^[39]

但桓玄对此并未满足，想要进一步当皇帝。隆安五年（401年）末，桓玄给司马道子写信，指责朝政混乱，导致了孙恩之乱。司马元显见到信后很害怕，谋士张法顺认为桓玄刚刚获得荆州，人心不稳，应该趁机攻打他。于是司马元显准备讨伐桓玄。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朝廷下诏历数桓玄罪状，任命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加黄钺，又任命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谯王司马尚之为后军。二月，桓玄军队攻陷历阳，并击败司马尚之的军队。北府军统帅刘牢之素来厌恶司马元显，在桓玄派人劝说下，背叛了司马元显投靠桓玄。三月，桓玄进入建康，流放司马道子，杀死司马元显及一众党羽，自己总揽朝政。桓玄掌权后，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刘牢之认为桓玄要剥夺自己的兵权，准备起兵反叛，但因为刘牢之先后反叛王恭、司马元显，失去了部下的拥戴，部下多离开了他。刘牢之众叛亲离，最终自缢而死。^[40]

元兴二年（403年）十一月，桓玄称帝，国号楚，追尊桓温为宣武皇帝，废晋安帝司马德宗为平固王。桓玄篡位后，北府将刘裕暗中联络北府旧将，准备复兴晋朝。元兴三年（404年）二月，刘裕以打猎为名，在京口率领一千七百多人起兵，杀死了桓玄任命的徐兖二州刺史桓修。北府将刘毅也在广陵起兵，杀死了青州刺史桓弘，与刘裕会合，众人推刘裕为盟主，向建康进发。桓玄得知刘裕等人起兵后，慌忙派部将吴甫之、皇甫敷率军迎战，但都被刘裕军击杀。桓玄又命桓谦率军抵挡，桓谦所部多是北府军旧部，向来敬畏刘裕，两军交战不久，桓谦军即大败。桓玄得知桓谦兵败，仓皇逃离建康，返回荆州。桓玄回到荆州后收拢残兵及荆州兵，又组成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东下进攻刘裕。五月，桓玄军与刘毅军队交战，桓玄再次大败，准备向梁州撤退，但在途中被益州刺史毛遽[jù]的部下所杀。桓玄死后，桓玄余部仍在荆州各地抵抗，后被刘裕逐渐消灭。刘裕迎回晋安帝，至此，东晋大权落入刘裕之手。^[41]

义熙五年（409年），由于鲜卑族政权南燕多次袭扰边境，刘裕决定率大军北伐。四月，刘裕从建康出发，六月，晋军与南燕皇帝慕容超亲率的燕军主力战于临朐附近，晋军大胜，南燕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慕容超只身逃回都城广固。晋军围攻广固，并于次年二月破城，慕容超被俘后被送到建康斩首，南燕灭亡。就在刘裕北伐南燕的同时，孙恩的余部由卢循、徐道覆率领，想要趁机攻取建康。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率兵迎战，战败身死。刘裕得知消息后，迅速班师南归，自己则带几十个人先行回到建康。刘裕返回后，多次击败卢循、徐道覆，徐道覆与卢循先后败死。平定南燕、卢循后，刘裕整顿朝政，大力打击门阀士族。义熙八年（412年），刘裕又消灭了荆州的反对势力刘毅，同年底，刘裕派部将朱龄石讨伐蜀地的割据势力谯纵，并于次年平定蜀地。义熙十二年（416年），后秦皇帝姚兴去世，其子姚泓即位，后秦发生内乱。刘裕趁机率军北伐，晋军分五路向关中进发，次年七月，晋军攻入长安，姚泓投降，被送到建康斩首，后秦灭亡。刘裕收复长安后，却没能长久占据关中。十一月，刘裕留在建康的重臣刘穆之去世，刘裕担心后方生变，在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并派部将王镇恶、沈田子等人辅佐后，匆匆返回建康。刘裕回师后不久，匈奴族政权胡夏首领赫连勃勃便率军进犯关中，镇守长安的王镇恶、沈田子不和，自相残杀，关中遂得而复失，被胡夏占领。^[42]

刘裕灭南燕、谯纵、后秦后，声望达到顶峰。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担任相国、总百揆[kuí]、扬州牧，受封为宋公，并受九锡殊礼。同年十二月，刘裕指使中书侍郎王韶之缢杀晋安帝，立其弟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元熙元年（419）七月，刘裕被加封为宋王。元熙二年（420年）六月，刘裕称帝，改国号为宋，东晋灭亡。东晋自晋元帝司马睿建国起，到晋恭帝让位止，共传了十一帝，历时一百零四年。^[43]

东晋时期，东南北疆域比较稳定。东到东海，南到达南海并占据交趾，北到淮南、江北。西部的巴蜀南中地区则多次变动。桓温灭成汉后，东晋占有巴蜀、南中。巴蜀之地后又被前秦攻占，淝水之战后东晋夺回了巴蜀。东晋末年，叛乱的地方官谯纵又占据了巴蜀，最终被刘裕收复。^[44]以公元382年为例，东晋所辖范围：北至淮河及荆州之竟陵、建平，宁州之南广、建都等郡；西至宁州之西河、永昌两郡；西南至宁州永昌郡、兴古郡，交州之下平、九真、九德、日南四郡；东、南则至东海、南海。 东晋疆域被扩展到最大的时期是公元416年，刘裕北伐，平了南燕，灭了后秦：东北有了山东半岛，西北有了关中，北抵黄河。这块疆域存在的时间较短，不久后因为内乱，关中地区又重新丧失。^[45]

东晋的行政区划沿袭了西晋，为州、郡、县三级制度。^[46]晋武帝统一全国后，西晋有二十州的建制。西晋灭亡后，北方疆域被胡人占领，东晋统辖九州：扬、荆、湘、江、益、梁、宁、交、广，另外，徐州的一半也在东晋管辖范围内。^[46]

东晋由于政局不稳，北方国土大片沦陷，大量北方民众逃到东晋，为安置北来士民，东晋设立了许多侨置郡县。司马睿称帝后，在建康侨置怀德县，安置最先到达江南的一批流民。后来晋成帝又设置了南琅邪郡、临沂县。此后东晋政府又设置了62个侨郡安置南下的流民。由于战乱不止，编户流徙不断发生，郡国和县的设置非常混乱。^[46]东晋时由于皇族衰微，诸王大多不在郡国内，王国徒具虚名。郡国和县设置太守和县令进行管理。^[46]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永嘉年间（307-312）南迁人口约有50万，到晋末南迁人口共90万。南迁人户中居住在江苏的最多，约26万；山东约21万，安徽约17万，四川约10万，湖北约6万，陕西约5万，河南约3万；江西、湖南各1万余，最少。东晋初南方人口达1050万人，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作物种，使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过近百年较安定的增长，到东晋末人口达1746万人。^[9][47]

东晋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过程历时一百多年，大体区分为两个阶段。西晋永嘉之乱后至东晋元、明、成帝时为第一个阶段。先是晋惠帝元康年间，迁移人口已大量出现，由于西晋政权未能处理好这一问题导致了此起彼伏的流民起义。中原沦陷后，士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向其他地区迁徙，其中南渡江左者最多。东晋康帝、穆帝以后至东晋末年为第二阶段。晋中叶以后，石赵政权崩溃，中原连年战乱，关右地区最为严重，陕甘之人多向南逃到汉水流域，也有向南逃往四川的。荷坚败亡后，中原人民大量南迁。兴起了人口迁移第二次高潮。^[47]

门阀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来自于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6]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在西晋宗室中于帝系疏远，即无威望，又无实力，是在琅琊王氏王导兄弟的帮助下才得以在江左建国，即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众多世家大族也纷纷南渡，为门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基础。东晋掌权的门阀士族，先后有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其中琅琊王氏、谯国桓氏 、太原王氏追溯家世都可到东汉时期，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则是在魏晋时期才崛起。当代学者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提到，门阀政治的三个要素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东晋时期的皇帝多垂拱而治，朝中大权往往由门阀士族所掌握，王导、庾亮、桓温、谢安皆是如此。而门阀士族想要控制朝政，就必须掌握军事力量。出镇荆州的王敦、庾亮、桓温，以及陈郡谢氏组建的北府兵，都是相应大族掌权的重要支持。而门阀士族所掌握的军队，多来自于北方南下的流民群体。东晋初年郗鉴经营京口，苏峻、祖约之乱，谢玄组建北府兵，以及出身流民帅的杨佺期、刘牢之，东晋一朝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流民群体及流民帅多参与其中，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重要要素。而到了淝水之战后，孝武帝意图重振皇权，门阀士族也不再有能够掌握大权的人物，门阀政治也就走向了终场，而由流民帅发展形成的次等士族则逐渐站到了台前，最终出身次等士族的北府将刘裕依靠京口流民组成的北府军取代了晋朝，建立了新的统治。^[48]

两晋的官员培养、选拔、任免采用九品中正制。中正由郡国长官推荐，其主要职责就是品评人才。按照中央的要求，人才划分为九品。由中正根据人才的家世、才能、道德等方面进行评定。吏部委任官员时，官职必须与品第相匹配。西晋时，品评人物高下主要是依据家世，高门大族利用九品中正制维护自己的政治特权，寒门庶士的上升渠道越来越狭窄。东晋时期的官僚群体，除了少数因为军功上位者外，几乎都是高门大姓的子弟。^[49]

晋代官员选拔任用的标准是由九品中正制决定，但在流程上仍然通过汉代以来的察举制、征辟制进行。晋代的选官方式主要有三个层次，即吏部铨[quán]选和公府(含位从公)辟召；州刺史辟召和举秀才；郡太守辟召和察孝廉。分别与统治阶级中的高级士族、中级士族、低级士族三个阶层相适应。高级士族的子弟通过吏部铨选和公府辟召可以担任黄门郎、中书郎、散骑郎、秘书郎、著作郎、太子和诸王官属等清要之职，或担任权臣的佐吏，仕途一片光明。中级士族则多以州佐、秀才起家，多在地方任职后才有升官的可能。郡辟召和察孝廉在晋代的地位较低，以这一方式入仕的基本上是低级士族，即高门大族眼中的“寒士”。在门第局限非常严格的晋代，他们经常遭到高门的限制、压抑和打击，或是一生担任下层官吏，或是半途而受贬，上升者极少。^[50]

东晋时期仍然使用西晋初年编纂[zuǎn]的《泰始律》。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晋武帝司马炎颁布了《泰始律》，也被称作《晋律》。《泰始律》于公元264年在汉代律文的基础上开始编写，由名臣羊祜、杜预等十四人耗时二年半完成。全部律文共20篇，共620条，27657个字。再加上属于律令的《晋令》40篇，《诸郡中正六条举淹滞令》，《尚书十二条》。另外还有《晋故事》共30卷。^[51]

在司法机构上，东晋也与西晋基本一致。属于九卿的廷尉系统和属于三省的尚书省都可以掌管司法、审讯机构。九卿之中，廷尉做为中央司法最高执行长官，对于州府重大刑事案件，廷尉有复审权。对于品官刑事案件，廷尉可以受理审讯。三省中，吏部尚书掌领刑狱。在地方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中，由刺史、太守、令长处理民事，司法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2]

东晋立国之后，对于百姓，尤其是大量来自北方南迁的流民，实行大力安抚政策，以此来休养生息，积蓄实力和加强对流民的控制，因此东晋朝廷实施侨置州郡的政策。所谓“侨置”就是在长江南北流民集中地区设置以北方州郡命名的地方行政机构，以专门负责管理流民事务。因当时南下的北方人被称为是“侨人”，故那些专门为北方流民设置的居住的州郡就被称为侨州、侨郡。侨州、侨郡的官吏由北方士人担任，侨人不编入当地户籍，而且享有免除赋役的优待。这一政策对于处置南来侨民，维护东晋的稳定和巩固，曾经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北方人民，增加东晋控制的人口。^[53]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侨置措施中的各种弊端也逐渐显露。侨人不断南迁，侨州、侨郡的数量增多，以侨人籍贯相同为原则设置侨州郡的基本原则，与经常流动的侨人的实际居住情况变得越来越不相符，结果导致东晋的地方建制日趋复杂。侨置机构户籍“紊乱无纪，名实俱违”，为“职方所不能记”，给户籍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另外后期，东晋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受到侨置州郡政策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54]

晋自南下以来，大量北方人口南迁，使得江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南方经济日益发达。江南地区的土地制度也因人口的南下受到冲击，北方的门阀世族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和特权，纷纷抢占田地，封略山湖，致使封建宗法性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私人占有越来越大。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壬辰颁布诏书，称占山护泽以强盗律论处，并且规定凡占山护泽一丈以上，均被认为是“赃”，都要“弃市”。诏书还规定：“凡有流民奔窜乡村，组织匿迹山林不归者，应当查究其身份，如系军逃、弃官或诈伪者，一律遣送至本州，归还原籍；如系罪犯被拒或贼寇藏匿必当追讨，或相扶掖，严惩不贷。”这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占山护泽”的人确实属于逃兵、弃官或罪犯等，他们就应该被归案受到法律制裁。与此同时，诏书也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加强治安管理，保护好普通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55]

东晋建立前后，由于北方战乱，一批中原士族也迁居到了江南，为了和江左本地世家大族如顾、陆、朱、张区分，这些北来的中原士族被称为侨姓士族。代表性的侨姓士族有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等。东晋一朝偏安一隅，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同处一地，两者的关系也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演变。^[56]

吴姓士族经过了孙吴、西晋时期的发展，在当地仍有相当的实力，北来的侨姓士族要想在江南站稳脚跟，就必须拉拢当地的吴姓士族。司马睿出镇建康时，便任用顾荣、贺循等出身吴姓士族的士人为属官。北来的侨姓士族为了避免与吴姓士族产生经济利益上的冲突，选择在京口、晋陵一带地广人稀的土地上置办家产，发展经济，避开了吴郡、义兴等吴姓士族势力强大的地区。^[56]但随着东晋的统治稳定下来，侨姓士族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渐升高，从东晋王朝的总体政治格局看，其中枢权力始终掌握在侨姓大族的手中，吴姓士族基本上处于从属地位，吴姓士族对此状况也有不满，如义兴周氏的周勰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57]在经济上双方也产生了冲突。随着南渡人数的增多，偏远贫瘠的土地越来越难以满足侨姓士族的需要。侨姓士族开始利用自身政治上的地位，抢夺田地与人口，扩大势力范围。伴随着东晋政权在江左统治的逐渐稳定，遭到政治经济双重打压的吴姓大族与侨姓士族在初期的平衡被打破，江东靠武力发展起来的强大宗族，都先后没落，从此一蹶不振。东晋王朝以侨姓世族为主导、吴姓大族辅助的政治格局最终确定下来。^[56]

黄、白籍是东晋时期户籍制度中两种不同的体系，黄、白籍分立是东晋初期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黄籍始于西晋，是晋代的正式户籍，纳税服役者都在黄籍上注册。东晋建立后沿袭西晋制度，也将黄籍作为正式户籍。此时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大量南迁，为了安置流民，也为了优待南迁的世家大族，保留其“郡望”，东晋设置了大量的侨州郡县。为了吸引北人南迁，东晋政府对南迁的流民采取免除赋役的优待。并将这些侨民的户籍登记造册，是为白籍。^[58]

“土断”，是东晋政府的另一项经济政策，所谓“土断”，就是以“以土为断”，即把侨州郡县的居民变成土著居民，按其居住地区认定新的籍贯，并将白籍并入黄籍。此举有利于整顿户籍，把侨民、流民变成编户，束缚于国家土地之上，以增加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扩大国家的租税徭役收入。^[59]“土断”政策因为触及到了很多自身的实际利益，所以实行起来并不很顺利，在历次改革中，以桓温于哀帝兴宁二年所主持的“庚戌土断”较有成效，史称“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60]

咸和五年（331），执政的王导实行“度田收租之制”，即按照田土来收取租税，每亩交税米三升。以此来取代行之已久的丁租制。后来实行“土断”政策，令侨人就地落籍，政府于太元二年（377）又改度田收租制为计口税米，王公以下没人口税三斛[hú]。到太元八年（383），又增至每口米税五石。^[61]

东晋因袭西晋，有横调、横赋敛，其名目繁多。有调奴婢僮客的，如东晋初年征西将军戴渊曾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庾翼为北伐业大发僮客以充戎役；有调工巧的，如义熙三年（407）前，宣城郡立屯以供府郡费用，郡守就多发调工巧，造作器物；也有调车牛驴马的，如减员年检庾翼北伐，调借所统六州牛车驴马；还有调杂物的，例如义熙八年（412）刘裕在江陵下令原先调发的梓材、皮毛等一概停省。此外还有“丁税”“修城钱”等名目，也属于额外征受的杂税。^[62]

东晋因人口密集，商业活跃，征收商税也成了政府一项很重要的收入。朝廷在交通要道设立关津，设有津主等官吏，凡荻炭鱼薪之类经过关津都要纳税。除了市税和关税，又有商品交易税，称为“估税”。^[62]

东晋的力役大体上沿袭西晋，规定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正次丁都要承担力役。东晋规定男丁每年服力役不得超过二十天，此外十八人出一个运丁服役，但此限额徒具虚文，实际执行时远远超过。东晋官府还有大量从事事务劳役的吏，一旦为吏，非经放免，就得子孙相承。百姓负担苛重。^[63]

东晋时期，由于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于北方来说安定的政治环境，江南农业得到开发，其经济地位逐步上升，日益取代黄河流城而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永嘉南渡后，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大批劳动力的补充，是南方农业得以加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东晋朝廷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东晋政府曾在多地实施屯田，开垦荒地，兴修的水利工程，并劝课农桑、鼓励生产。在南北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南农业有了迅速的发展。^[64]

随着中原人口的迁入，北方先进的旱地耕作技术也逐渐导入南方，连种制和复种制开始推行。东晋时，益州已有一年两熟的水稻，而闽广地区出现了一岁田三熟的情况，度低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增。北方的麦类等旱作物也在南方得到推广。晋元帝太兴年间（318）颁布诏令，在徐、扬二州督令种植三麦，这是第一次明令在江南种植推广麦类。此外豪门大族的封略山湖和政府的移民垦荒，又使稻作方式推广到偏远落后地区，使一些历来的空荒之地成了良田美宅，大大扩充了可耕种面积，促进东晋农业的生产向前发展。^[65]

东晋的手工业也颇有发展。当时南方的纺织业，以织布业最为发达。东晋赏赐大臣多用布、绢；户调也以纳布为主，通常为税布，田租与调连称为租布。东晋冶铁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与冶唐（今湖北武昌），除兵器外，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创杂炼生鍒[róu]法，即把生、熟铁混杂冶炼，反复锤打，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养蚕缫丝技术大见提高，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蚕茧一年收获四五次，而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一年收获八次。国家专门设立锦署，使丝织业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江南河流纵横，为适应经济、军事的需要，造船业特别兴旺，既能制造载重2万斛（约2千吨）的大船，又能制造速度很快的舰只。同时，晋的青瓷制造业在西晋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此外，造船业、制盐业、铜镜制造业等手工部门发展也明显。^[65]

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下，相比于西晋，东晋的官僚经商更为普遍，曾任广州刺史的刁逵，家中有田万顷，七兄弟子侄仍经商牟利；江州刺史刘胤凭借特权，在长江上从事长途贩运，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漕运。东晋的商业也日益发达，各种民间商贩也日益活跃。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南方城市的兴盛。都城建康的城区规模不断扩展，成为当时南方的第一大都会。吴、毗陵、义兴、京口、广陵、山阴等，都成为商业发达之地。货物交易按照不同的种类，分为固定的市场，有牛马市、谷市、纱市等专业性交易场所。^[66]由于城市商业繁荣，东晋地方官吏为此发出整顿市场的命令，以加强管理。东晋政府在市场设有市门以供出入，进入市场交易者，需缴纳门税。还设有市官、牙人等专门官吏以管理市场交易和征税。^[65]

东晋时，由于门第观念的深化及军队来源的变化，士家（东晋改称兵户）地位下降。西晋平吴之后，裁撤州郡兵，江南地区只有魏晋旧军，也在西晋末的战乱中消耗殆[dài]尽。新生的东晋政权为了满足军事需要，只能通过调发奴客、谪[zhé]补罪人家属、隐实户口等手段重组兵户。由于东晋兵户主要由调发的奴客，清查出的亡户、罪犯及其亲属等组成，本身便是较为低下的社会阶层，在门第等级观念深重的东晋，兵户自然也被视作低贱。由于社会地位低下，民众不愿成为兵户，加上东晋多战事，士兵损失多，世兵制度便不可避免地衰落。^[67]世兵制度衰落，东晋政府转而采用征兵、募兵的方式扩充军队。东晋时期曾多次征发民众当兵。募兵制的代表是孝武帝太元年间，谢玄于广陵招募北来流民，组建成精锐的“北府兵”，在淝水之战及东晋后期的政局中起到重要作用。^[68]

西晋时期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州郡兵，中央军又分为内军（禁军）和外军（都督军）。东晋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东晋的军队主要包括中央军和地方都督的军队。其中禁军在领导体制上基本沿袭了西晋，由于东晋皇权衰落，禁军的规模也大为削减，并且统率禁军的禁卫武官多由门阀士族担任。在地方军方面，由于东晋时期都督制度成为常设，都督由中央官演变为地方官，其统领的都督军的性质也由中央军变为地方军。东晋置有扬州、荆州、江州、徐州、豫州、会稽、沔[miǎn]中、益州和广州9个都督区。其中扬州都督拱卫京师，往往兼督会稽。^[69]此外，除了镇守一方的都督外，东晋还有一种特殊的都督，即征讨都督，一般在大规模出兵时由主帅担任，如淝水之战时，东晋军队的统帅谢石即为征讨大都督。^[70]

东晋时期，随着中原士人南渡，玄学也被带到了江左，并有了新的发展。东晋玄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恢复阶段，以王导、庾亮为代表的中兴名士，在实践中推行“名教即自然”的主流派玄学理念，礼玄双修，奠定了东晋士族社会的思想基础。其二为鼎盛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由两代太元名士推动。前期在司马昱、殷浩等第一代太元名士的推动下，太和十年间清谈达到了鼎盛，但无重要学术建树。后期在以谢安、王坦之为代表的第二代太元名士的推动下，清谈虽不如前期，但多有学术创建，韩康伯《系辞注》与张湛的《列子注》是代表作。最后是衰落时期，以王恭、王忱、殷仲堪、桓玄为代表的太元名士，生活放纵而无学术创建，是士族社会与玄学文化没落的表现。随着南朝建立，皇权复兴与寒人掌握机要，世家大族不再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玄学也随之衰落，失去了在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71]

玄学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哲学思潮，玄学家们并不信鬼神，不崇拜权威，追求顺乎自然的精神境界和适性任意的生活方式。但是东晋时玄风虽盛但已经走上盛极而衰之路，于是出现了儒玄结合和佛玄合流的趋势，特别是佛玄合流。一方面，玄学发展到顶峰，别无新义可述，佛教的特有的印度思辨哲学，可以补充和丰富玄学的内容，于是名僧和名士开始相互靠拢和结合；另一方面，东晋皇权衰微，门阀世族轮番执政，矛盾尖锐，时局动荡，士大夫和底层人民忧虑恐惧，渴望解脱，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彼岸说等教义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此外，佛教经过改造向儒学靠拢，改变了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得到统治者的推崇。^[72][73][74]

当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时，本土的道教也在不断发展。道教提出了“长生不死”的概念，继承了许多原始宗教的巫觋[xí]^[e]术数，援引老庄思想做为理论基础。同时，道教具有干预政治的愿望，非常适合当时的社会需求。^[75]东晋初年，受到玄学与佛学的影响，葛洪著《抱朴子》，系统地阐述了神仙道教的理论。^[76]他在著作中反复论证神仙的存在，认为“学以致仙”，消除了人与神仙的不可逾越性。葛洪把世俗伦理道德规范和行善救人看作修仙的必要条件，强调欲修仙道先修人道，融合了神仙道教理论和儒家纲常。对后来的道教发展有着深远影响。^[75]

东晋诗歌发展成果突出，与玄学盛行相辅，玄言诗、游仙诗曾一度盛行，而后又兴起了田园诗和山水诗，以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为此代表。陶渊明首创了田园诗这一形式新颖、内容朴素的诗体，风格清新自然，感情真切醇厚，技巧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陶渊明不仅做田园诗，又有讽刺愤世的抒情作品。^[77]

玄言诗是东晋的诗歌流派之一，是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庾亮、桓温等；其特点是玄理入诗，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孙绰所做的玄言诗远远不及道林。^[78]游仙诗最具代表性的名篇，大部份完成于魏晋时期。东晋游仙诗文字较华丽，讲究对偶。郭璞向往神仙之说，所写仙景新鲜而具体，但气象规模较狭小，诗中主角多是栖于山林的隐士，多用对偶，诗风华丽，多作自叙及慷慨之辞。郭璞受阮籍影响，把游仙诗当作咏怀诗来写，以此抒发苦闷与不满。^[79]

东晋时期的辞赋虽不如西晋、南朝繁盛，但也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东晋辞赋的表现对象较此前有所扩展，动植物、日常用品、自然现象、休闲娱乐等都可作为表现对象。同时山水赋兴起，且东晋辞赋中有大量描写艺术的作品，这都是前代辞赋中少有或没有的。其次，从内容与风格上来说，东晋的辞赋收到清谈的影响，出现了玄学化倾向。由于辞赋写作者多为玄学家，玄学家习惯精密、微妙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晋辞赋的创作，能够在辞赋内将一些难以把握的事物表现得微妙传神。东晋时期辞赋的代表作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庾阐的《扬都赋》等。^[80]

东晋的志怪书日益繁荣，大多是神仙故事和逸事传闻和以描写人事为主的短札，前者有如干宝所撰《搜神记》，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借助神怪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以及托名陶潜写的《搜神后记》。后者有如裴启的《语林》，收集了自汉魏时期到东晋穆帝时期门阀士族、名士官僚的言行轶事，当时曾风靡一时。^[81]

史学在东晋也颇为活跃，这一时期，研习历史的史家之众，著作之多，体裁之杂，题材之广，是以往时代所不及的。不少史学家不满意于《东观汉记》对东汉历史的记述，于是纷纷重新撰写东汉历史，较著名的有谢沈的《后汉书》30卷、袁山松的《后汉书》100卷，或史料翔实，或立论精当，为后来范晔博采众家之长写成《后汉书》奠定了基础。晋史的修撰也很活跃，西晋就有人着手进行，东晋以后，著者更多。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晋人所撰写的纪传体、编年体晋史有十家，其中撰于东晋的有九家，包括东晋初年王隐的《晋书》93卷，虞预的《晋书》44卷，干宝的《晋纪》23卷等。晋人写晋史，继承了司马迁修撰当代史的传统，重视对西晋亡国原因的探讨，敢于陈己见。地方志、人物志、谱牒学等不同形式和题材的史学著作，也是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82][83]

晋朝时期，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领域都有发展。^[84]

东晋时期文学与绘画的关系十分密切， 它们相互取材， 相互影响， 彼此交融。东晋的绘画作品不少是以文学作品为蓝本进行创作的， 如晋明帝的《豳风七月图》《毛诗图》， 顾恺之的《陈思王诗》， 史道硕的《嵇中散诗图》， 戴逵的《嵇阮十九首诗图》等都取材于诗歌。^[85]东晋的大画家顾恺之善于绘画人物，他的人物画传世的只有唐代摹本《女史箴图》，艺术成就很高。此图依据西晋张华《女史箴》一文而作，原文十二节，所画亦为十二段。描写上层妇女应有的道德情感，带有一定的说教性质。因年代久远，现存仅剩九段，为绢本设色，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86]

顾恺之亦被后人称作“山水画的祖师”，他的《雪霁望五老峰图》是中国最早的传统水墨画，可谓是开山之作。^[87]

两晋时期，文字的书写方式、方法基本稳定下来，人们的审美感受从技能的精熟、形象的生动，逐渐向风格的关注发展人们有了相对自觉的风格意识。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有相当功力和水平的书家，其中造诣最高的是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88]王羲之被尊称作“书圣”，他的书法自成一体，无论楷书还是行书，均是笔画灵活、秀丽多变，对后世影响很大。代表作有《兰亭序》《黄庭经》等。^[89]

东晋时期雕塑艺术空前发展。这和佛教盛行、寺院林立、广开石窟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时期主要的雕塑艺术成就都集中在寺庙和石窟里，受到印度艺术很深的影响。东晋末年的雕塑家戴逵曾经为会稽山阴灵宝寺雕无量寿佛一尊，艺术成就颇高。^[90]

东晋初年，虞喜著《安天论》，对汉魏时期流行的盖天说和浑天说提出质疑，认为天很高很无穷，地很深无法测之。天体星球布列，各自运行，就像江海有潮汐，万物有行藏一样。他在前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岁差”的概念。所谓“岁差”，是指由日、月和行星对地球赤道突出部分的摄引，使地球自转轴的方向不断发生微小变化，造成冬至点在恒星间位置逐年西移的数值。虞喜的这一结论虽与现今科学推算出的赤道岁差有一定的差距，但他是中国历史上探索并提出岁差的概念和数值的第一人。^[91]

东晋葛洪是道教信徒，也是一为医药学家。他兼综术数，精通医药学，周游各地，广泛搜集，写成古代验方的汇编——《玉函方》一百卷。同时，他又针对以往的医书既不能完整地介绍各种病状，而且所开药方多为珍贵药剂的缺陷，撰写成了《肘后卒急方》，所用药物大多廉价易得，并且记述了简易的针灸法，便于实用。^[92]

葛洪炼丹数十年，在炼丹中观察到了不少化学反应现象。他所著的《抱朴子》内篇中，记述了丹砂经加热而分离出水银的现象；也描述了白铅和黄丹（四氧化三铅）的相互转换；并有关于溶解黄金和人造黄金的记述。炼丹本是道家企求长生之举，但却积累了大量关于物质变化和化学反应的知识。与西方的炼丹术促进化学知识一样，葛洪也为科技进步做出了贡献。^[92]

晋元帝太兴初年（318），议立学校，设置博士，因适逢王敦起兵而未曾实行。成帝咸康三年（337）才设置国子学，征集学生。但到穆帝永和八年（352），又因殷浩兴兵西征，征集的学生全部被遣散回家。至升平元年（357），又一度于秦淮河北的中堂设立过太学。淝水之战以后，孝武帝接受谢石的建议，于太元九年（384）在中堂设立了太学和国子学，选拔公卿二千石的子弟为学生。有司奏请学生规模为一百二十人，其中太学生六十人，国子生六十人。尽管学生均为官宦子弟，但毕竟还是品第不一，因而受到世家大族的抵制，所以，东晋设立太学和国子学，但兴废无常，并未起到什么作用。^[93]

北方中原旧族南下渡江之后，自以为身份高贵而乡音不改，前都洛阳又是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为在那里的语言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下的楷模。江东士人仰慕洛阳风尚，纷纷习说北语；另一方面，王导等有识的南渡士人为了拉拢吴人而学习吴语，南北语言得到交流。语言上的差别，常成为区分士庶的一个标志。^[94]

东晋人的服饰样式变化快。孙吴统治的后期，南方人的服饰之制史上长下短，到了东晋元帝时改为上衣短小，衣带才到腋部。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指出：东晋建立以后，衣服冠帽的形制经常变化，一时长一时短，一时宽一时窄，有时高有时低，有时粗有时细，佩戴的饰品也不固定。东晋士大夫阶层特别偏爱轻裘缓带宽衣，与当时魏晋名士崇尚自然放任的生活方式有关。当时的士大夫除了穿履（单底鞋），舄[xì]（复底鞋）和长筒靴以外，还盛行穿木屐。屐由连齿屐和二齿屐多种，东晋时多为二齿屐，屐齿可以脱卸，士大夫耽爱山水，为行走方便，上山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足履高屐竟也成为显示身份的标志。^[95][96]

东晋时期，南方人食稻者居多，官吏月俸也是用白米支付，北方人南迁后，又将食麦的习惯带到了南方。米粥、麦粥、豆粥等除了作为老人和幼儿的食物外，也曾作为救荒食物。由于南方水产丰富，鱼、蟹等水产品也是南方人常吃的菜肴。同时，饮茶的习俗在东晋有了进一步发展，喝酒则是东晋名士的普遍嗜好。^[97]

由于东晋门阀制度达到顶峰，故当时的婚姻制度严格地讲求门当户对，形成了士庶不婚、身份内婚两大弊端。身份内婚制的盛行，导致高门大族间的婚配循环，亲上加亲，血缘异辈婚、近亲婚配等反优生的严重后果。东晋的中下层婚姻关系则较为自由。^[98]

在丧葬礼俗方面，东晋承续西晋，倡导薄葬。据考古资料记载，也证实了东晋确实是实行了薄葬。一向看重厚葬的南方大族的葬制也发生变化，薄葬风俗开始流行。^[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