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一部中国人绕不开的经典名著。

一九七八年，我读本科的时候，上现代文学史课，老师提及鲁迅先生于一九三〇年为挚友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开列的一份国学书目，仅十二种，《世说新语》就是其中之一，可知此书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就记住了书名。或许是受到老师的点拨，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借出一套线装本《世说新语》，我这才见到“实物”，此乃与《世说新语》结缘之始。

我曾于二〇〇二年四月至二〇〇五年三月应聘到日本九州大学出任“外国人教师”，开过若干门课，其中一门是《世说新语》选读。该门课前后开设过两次，所用教材是张万起、刘尚慈两位先生的《世说新语译注》，选读书中的“文学”“任诞”和“简傲”三个门类。这三个部分全部读下来，对于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日本学生而言是适中的。每一条都细读，不放过任何一个字。在课堂上，学生各有分工，每人讲解若干条，然后我再结合学生的发言将各种见解整合起来，做出通释。其实，《世说新语》不仅在中国，在日本也很出名，傅雷先生在《傅雷家书》里曾经对傅聪写道：“你现在手头没有散文的书（指古文），《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日本人几百年来都把它当作枕中秘宝。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1954年12月27日）又说：“我常常认为这部书（指《世说新语》）可与希腊的《对话录》媲美，怪不得日本人历来作为枕中秘籍，作为床头常读的书。”（1962年9月23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日本学生对《世说新语》其书并不陌生，多少有些前期了解。正是教学相长，我也从与日本学生互动的课堂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对《世说新语》的理解和认知。

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

从九州大学回到中山大学，我专门为中文系本科生新开设“《世说新语》导读”课程。讲授此课，我充分吸收了在日本教学的经验，以徐传武先生校点的《世说新语》作为教学用书，此书的好处是标点精细，校记精到，版式醒目，正文与刘孝标注分列而又形成互文关系；还有，对我帮助很大的是附有人名索引，按图索骥，一个一个人物的故事重新整合，对知人论世大有好处。于是，讲授这门课为我积累了阅读《世说新语》的新经验。

为何《世说新语》是一部难“啃”的书呢？

《世说新语》是一部汉魏至东晋末年名士们之“言行碎片”的类编（书中的少数人物还生活至刘宋时代），故有三十六个门类之多。

这里强调“言行碎片”，一则是客观描述，一则是提示读者不能抱着追读故事的心态。读者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或者说，不妨调整一下自己的阅读期待，尤其是当今的读者。以阅读古代作品而论，读惯《三国演义》《水浒传》，熟悉唐代传奇、“三言二拍”的故事套路，会习惯于首尾完整、曲折跌宕、峰回路转的叙事常态，可读起成书于刘宋时代的《世说新语》就会有“不适感”，因为书中的名士言行，往往是“无头无尾”的，或是“鸡零狗碎”的，有些更是“字都认识就是不知说什么的”，甚至连个像样点的“故事”也不是。这样的文本形态，对读者早已习得的阅读习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此书难读难懂，盖缘于此。

然而，据我所知，老一辈的学者里有不少是熟读《世说新语》且终生爱好的，如鲁迅、陈寅恪、季羡林等。我还看到，著名文学评论家钱谷融先生也是《世说新语》的超级“粉丝”，他读了一辈子，即便晚年迁居而散尽藏书，仍然保留多个版本的《世说新语》，常置案头，反复品读，以此视为精神寄托。

一方面是难读难懂，令人生畏，另一方面是有人爱读爱藏，始终不渝，这就构成了一种张力。到底我们以何种姿态打开《世说新语》为好呢？

当然，以何种姿态打开，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哪怕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里、不同的心境之下，也会有不同的打开方式。因为，犹如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对他洞悉一切，需要慢慢了解，长期观察，修正成见；对于古人，尽管可以有“盖棺论定”的前提，反正“他”已经在时间长河里消逝了，可是，“盖棺论定”又谈何容易！事实上，《世说新语》里的人物都是“活”的，他们“活”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语境中的“言行碎片”里，三言两语，句句有味，个性鲜明，有很高的辨识度。哪怕是王羲之一家，王徽之的就是王徽之的，王献之的就是王献之的，而身为父亲的王羲之跟他的这两个儿子也不同，各具气质，各显做派，各恋“心头之好”，各有挥之不去的毛病。你要理解这父子仨，可需要耐心阅读，反复思索，相互比较，而且最好想尽办法将他们仨的相关材料综合起来，“立体地”去返回“历史现场”，跟他们多接触、多“晤谈”，多交往，方能得其大概，而且也只能是“大概”而已。

难怪有那么一些《世说新语》的“粉丝”终其一生也觉得读不够，赏不尽。

三

如果孤立地看某个人的单个故事，有时会觉得此人颇有气质，很显个性；然而，如果把他的故事综合起来看，尤其是考察其一生的出处行藏、得失成败，结论就可能不一样了。他们的各种故事，可以释读出不同的侧面，有可以学习的，有值得借鉴的，有应该引以为戒的，也会有要进一步反思的，等等。

且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略见一斑。

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在“竹林之游”的群体里算是读书最为认真和用功的，尤其在《庄子》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世传《庄子》郭象注含有向秀的注《庄》心得。其《思旧赋》被萧统编入《文选》，思念故人嵇康、吕安，“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慨两位故人“各以事见法”，即蒙冤受刑，死于非命，生出无限的悲哀与思念。其中有四句颇为重要，对理解向秀其人颇有帮助：“悼嵇生之永辞兮，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嵇康、吕安的惨死，是向秀晚年挥之不去的人生阴影，要“寄余命于寸阴”，告别当日的“游宴”心态，及时“转向”，是向秀的最后选择。

且看《世说新语·言语》第十八则：“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大意是：嵇康遇害之后，向秀被推举为“河内郡计吏”，并以此身份入京；“文王”司马昭得知向秀来到京师洛阳，命人引进，与之见面。司马昭问：“我听说阁下有箕山之志，可今天到这里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向秀回答道：“巢父、许由这类人，自命清高，狷介自爱，也没什么可羡慕的。”司马昭听毕，啧啧称奇，大为嗟叹。

向秀在嵇康被杀前，经常和他在一起，还帮助拉动风箱，陪伴嵇康打造铁器；也跟阮籍、山涛等人多有往来，时常清谈。故而，与阮籍、山涛相熟的司马昭对向秀其人应早有耳闻，大概也想会一会这一位颇有名气的“竹林人物”。既然他来了，那就安排见上一面。见面的时候，估计会说过不少话，但是《世说新语》没有全都记录下来，只是记下了上述一小段。司马昭的问话显然别有居心，话题有点“刁钻”，被问者若一不小心，会掉进话语的陷阱里去。可向秀毕竟是才学之士，反应机敏，也不忸怩作态，话说得比较直白，估计还有点出乎司马昭的意料之外。司马昭本来以为，像向秀这类人，应该是很爱面子的，问的是“出处之间”的大问题，你以前采取“处”即隐居的态度，现如今却转为“出”，终于出来为司马氏政权服务了，看你怎么解释。可向秀的话语策略是不为自己辩护，直截了当，说所谓的“箕山之志”也“不足多慕”；既然“不足多慕”，就避开“箕山之志”这个话语“焦点”，变被动为主动，顿时化解了尴尬。

向秀的脸皮有点“厚”，就是“厚黑学”里的“厚”。反正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自我辩解是愚蠢而不智的，干脆毫不遮掩，在司马昭面前否定了“箕山之志”。《晋书·向秀传》的记载大致相同而略有差异：“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参照此语，可知“未达尧心”四字才是关键，换言之，向秀认为，尧是儒家极为推崇的“圣人”，巢父、许由与尧的距离不小，不能达至尧的境界，没有什么值得羡慕和效法的，“岂足多慕”一句，用的是设问语气，更为传神。请注意，向秀采取了话语转换的技巧。因为，《老》《庄》是向秀等清谈家常用的典籍，“箕山之志”也是与道家话语相通的，都表明“避世”的态度。可是，在司马昭面前，可不能使用道家话语，应该活用儒家的话术，司马氏父子以“儒学传人”自居，一句“未达尧心”，迅速进入儒学语境，难怪《晋书·向秀传》说，司马昭听完之后，“帝甚悦”，即相当满意了。而“帝甚悦”与“王大咨嗟”是有微妙差异的。后者偏重于形容司马昭发自内心的感慨，略感意外，却又隐含着几分得意。曾几何时，你这个向秀不是跟嵇康打得火热吗？怎么嵇康死了就“转向”了呢？其实，向秀怎么回答，在司马昭看来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人已经来到了我的跟前，如今，听我的了！故而，论描写司马昭的神态，《世说新语》的“王大咨嗟”四字更显其妙，含义格外丰富。

以向秀注释为蓝本的郭象《庄子注》书影

做了河内郡的“计吏”，大概是向秀步入仕途的开始，及后还步步高升。这里要提及向秀的“人脉”，原来，与司马昭有亲戚关系的山涛跟向秀是同乡，向秀“少为山涛所知”（《晋书·向秀传》），后来得到出仕之后负责人事管理的山涛的照顾，是不在话下的。所以，向秀接着转为“散骑侍郎”，升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而且，“在朝不任职”，领着俸禄不怎么干活，最后“卒于位”。这“日子”过得如此“潇洒”，大概九泉之下冤死的嵇康无论如何也是想不到的。向秀有些“人格分裂”，可叹乎，可悲乎？

所以，不必将书里的人物都视为“古人楷模”，他们的性格丰富复杂，雅俗兼备，优点可谓“优”到极致，缺点甚至“坏”到不可收拾。这才是“说不尽，道不完”的《世说新语》。

故此，知人论世，听其言，观其行，辨心迹，不为一时一地的言行所左右，长时段观察，然后再下断语也不迟。在我看来，这是打开《世说新语》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