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解放军的强烈攻势下，国民党政府已经分崩瓦解。作为我军高级特工，一直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的高级将领，原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决定带领七十二军起义。
《郭汝瑰回忆录》中这样写到：
解放后我才清楚，我的参谋长许亚殷就是蒋介石派在我身旁的特务，还配备有电台，经常与军统秘密联系。如果蒋介石要杀我，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不测。
如果当时许亚殷高密，有可能郭已经遇害了，想想就害怕。
郭汝瑰，1907年出生在铜梁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书香门第。尽管家道中落，但父亲郭朗溪的理想主义深深地影响了他。父亲不仅热衷讨论时政，还在家里讲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激发了郭汝瑰对社会改造的强烈渴望。
父亲的名字给了他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汝桂，象征着父亲未竟的事业与宏伟理想。然而，郭汝瑰的命运注定了他将走上一条与家族传统截然不同的道路。
1925年，刚从成都联合中学毕业的郭汝瑰，尽管父亲希望他学医，他却毅然选择了从军的道路。郭汝瑰通过堂兄郭汝栋的推荐进入了黄埔军校，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就在此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深深触及到郭汝瑰。在黄埔军校的学习军事技能，这为后来担任国民党作战厅厅长打下基础。
郭汝瑰的革命理想在面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时遭遇了深刻的挑战。在与家族和国民党内部的接触中，他渐渐感受到了蒋介石的腐化与背离三民主义的行为。
随着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腐败加剧，郭汝瑰开始疏远国民党，并准备投身到更加光明的道路上。1948年，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几乎全军覆没，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蒋家政权陷入了严重危机。
当蒋介石的信任开始动摇时，郭汝瑰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正处于风口浪尖。作为国民党作战厅的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深知蒋介石是如何在局势危急时，将责任归咎于身边的将领。
他早已预感到，蒋介石将会对自己产生疑虑，甚至可能遭遇蒋军特务的追查。
根据党的指示，1948年12月24日，郭汝瑰趁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引咎辞职的报告，请求辞去第三厅厅长之职。
然而，顾祝同劝他打消辞职的念头。顾祝同表示，作为一个办事员，郭汝瑰并非决策者，不必因他人失误而引咎辞职。尽管顾祝同不理解郭汝瑰的真正意图，郭汝瑰内心的想法并非仅仅是逃避责任，而是为了彻底摆脱蒋介石。
他已经把这个心愿告诉了党内陆下工作者任廉儒，后者通过联系党组织，向郭汝瑰提出，如果他能够带领部队前往西南，对局势的影响将会比前往解放区更大。
在党组织的指引下，郭汝瑰决定继续冒险，争取在西南战局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再次向顾祝同请求，希望能担任七十二军军长。
蒋介石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而这一决定背后也暗藏着复杂的政治博弈。顾祝同告诉郭汝瑰，实际上，刘斐是背后推手，将他推荐给蒋介石。尽管郭汝瑰与刘斐曾有过矛盾，但这次刘斐的帮助让他深感意外。
接任七十二军军长的郭汝瑰，开始深入了解战局的发展。根据党组织提供的情报，他分析到，解放军将通过湘西进攻四川，而关键战役将聚焦在重庆和成都。面对这个严峻的形势，郭汝瑰决定抓住机会，在敌军最脆弱的时刻发动起义。这一战略不仅可以帮助自己摆脱困境，还能在战局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蒋介石并未放松对郭汝瑰的监控。在一次西南战役的作战会议后，蒋介石召见了郭汝瑰，并在电话中再次提醒他“卖力”。尽管蒋介石并没有完全信任他，郭汝瑰依然保持冷静，回应称“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
蒋介石的怀疑加剧了郭汝瑰的内心焦虑。与此同时，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参谋长许亚殷，竟是蒋介石派遣的特务。这一发现让郭汝瑰深感震惊，也彻底揭示了他身处的危险境地。尽管如此，郭汝瑰仍然决定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起义，去迎接那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召集全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公布了《起义告官兵书》，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通知所管辖的区域同时起义。起义的通电一公布，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气得浑身发抖，捶胸顿足，连声骂道：“娘希匹，郭汝瑰……”
第二天，郭汝瑰率所部一万三千余人在宜宾起义，将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大军迎入宜宾城，使宜宾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自 1945 年再度与党取得联系开始，郭汝瑰毅然舍弃了近在咫尺的荣华富贵，以“白皮红心”之姿在国民党的核心部门展开了长达四年的特殊斗争。
在此期间，他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众多至关重要的情报，涵盖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民党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1948 年 11 月底国民党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
其为人民解放军迅速击溃国民党军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郭汝瑰用二十载双面人生诠释了何谓”谋国者不以身谋”。当1997年北京西山红叶纷飞时，这位九旬老人在回忆录扉页写下：“真正的胜利，是让人民不再需要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