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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民国特务头子
国民党系统的军统和中统,以及汪伪政权的76号特工总部,是民国时期三大著名的特务机构。但这三大特务机构的头目戴笠、徐恩曾和丁默邨最早都出自同一个机构,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那是1937年4月,老蒋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调查统计局的衙门,局长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出任,下设三大处。一处为党务处,主要负责党务事宜,处长为徐恩曾。二处为军警处,主要负责特务事宜,处长为戴笠。三处为邮电检查处,主要负责邮电检查,处长为丁默邨。
徐恩曾后来成了中统(党通局)的头目,戴笠成了军统的老板,丁默邨成了76号的主人。
电影《色戒》中的缠绵
看过电影《色戒》的人,都知道男主角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他与影片中汤唯扮演得女主王佳芝是真实的事情,王佳芝的原型就是中统女特务郑如萍。
李安在电影《色戒》中,本来安排军统在珠宝店结果丁默邨,是王佳芝在珠宝店对丁默邨轻声说出的那句“你快走吧”救了他一命,易先生如惊弓之鸟般逃出店铺,钻入路边汽车逃之夭夭。
丁默邨,湖南省常德人,原名丁勤生。1901年出生于城区(今武陵区)大高山街一个裁缝兼裱画店的家庭。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主要的经济收入,完全靠丁裁缝加裱画的一点微薄进项,日子是过得非常寒苦。丁默邨的母亲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做事非常张扬,还是一个帮会组织的小头目,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丁裁缝因而非常惧内。幼年时代的丁默邨,对母亲的情感特别好,不大理会父亲,所以受丁大娘的影响很深,也影响了他未来的路。
1912年,湖南省府创办女子师范,校址定于常德或沅陵,凤凰五府争执不下,恰逢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先生回桃源省亲,以宋的威望最后将校址定在桃源,始称湖南省公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桃源师范。
省立二师成立后,临时在桃源县城的一所小学招生,当时丁默邨就在这所小学就读,并加入“常德学生联合会”,后来考入省立二师,也就是后来的桃源师范。该校为中国近现代革命重要发源地,林伯渠、粟裕、廖汉生、蒋翊武和丁玲曾在此学习过。
第二师范的小白楼和宋教仁雕像
1921年秋,20岁的丁默邨第一次去到上海,结识施光南的父亲施存统。在施的介绍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冬天,丁默邨与中共湖南地区的党团组织(书记为毛泽东)取得联系,被派往常德家乡从事革命活动。于次年初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小组”,出任组长。并在该年十年在正式成立的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当选为书记,然而仅仅半年后,丁默邨便失去了书记一职。他心中不服,开始公开与新领导人对抗闹矛盾。两年后,丁默邨未与组织协商,独自一人再度前往上海,并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然后受命前往广州,加入陈立夫主持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为配合北伐,陈立夫派丁默邨赴上海策反北洋军阀的三只军舰起义。行前陈立夫问他有无把握,丁默邨说:“把握在于北伐军手中,如进军顺利,职虽不才,此去即使不成功,起码可使其中立。”陈立夫深受动,亲手给了丁默邨一张“特派专员”的委任书。
1930年,调查科转向特工行动,丁默邨被派到上海,以“民党中学”校长的公开身份,负责领导一个情报小组,并与大汉奸李士群合作,共同出版《社会新闻》,该刊物专门刊载诋毁共产党的文章。
1934年,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下独立组建了一个“调查统计局”,丁默邨协助陈立夫负责统计局事务,出任第三处处长一职。专管邮电检查。该局一处由徐恩曾负责,负责党务。二处由戴笠执掌,负责特务。
大特务丁默邨
1938年,在丁默邨的精心谋划下,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国焘从延安叛逃到武汉。丁因此受到陈立夫的重用,引起二处处长戴笠嫉妒,8月,戴向蒋介石控告丁默邨贪污,招待费受到追查。后来“调查统计局”改组仅保留戴笠的第二处,徐恩曾的第一处脱离组建中统,第三处撤销后,丁默邨仅剩下一个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虚衔。
汪精卫投靠日本后,汉奸头目李士群开始拉拢丁默邨,经“日本侵华首要间谍”土肥原贤二筹划,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组建了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的日本上海特工部。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丁默邨到位后,将特工部拓展为’侦察’、’行动’和’护卫’三个支队。日方为每个支队提供三十万日元活动资金、五百支手枪、五万发弹药及五百公斤高能炸药作为启动本钱。
因周佛海不甘心这一政治势力控制在汪精卫的手里,于是在’执行委员会’与’特工总部’之间,设立一个’特务委员会’,自兼主任,任命丁默邨为副主任,李士群为秘书长。这样一来,76号的全称,变成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了”。周佛海也成为丁默邨名副其实的顶头上司。此后丁默邨“官场得意”,一路蹿升。
1941年,“76号”特工总部达到鼎盛,丁默邨与李士群麾下聚集了三百余人,仅总部成员便超过五十。次年初,日寇召开“青岛会议”,丁默邨出任汪精卫和日本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所属“社会福利委员会”主任委员。

76号特务总部
两年后的1943年,丁默邨荣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参与汪伪国策的制定,是“中日基本条约”,“中日满同盟条约”,及对英、美宣战的主谋者之一。
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继任,丁默邨于次年1月兼任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5月,调任伪浙江省省长、省党部主任委员、驻杭州“绥靖公署”主任和省保安司令,集浙江全省党、政、军权于一身。时值日寇侵华崩溃前夕,丁默邨与日本特务中岛信一,策划组织突击队。
1945年春季,丁默邨预感自身处境不妙。千方百计与蒋介石的“军统”头子戴笠、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建立联系。并通过戴、顾向蒋介石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
丁默邨的老上级,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和丁默邨秘密接了头,对这位当年被他提拔过、如今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后辈“晓以大义”,指示他应该设法“脱离伪区”,如果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应允丁默邨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陈立夫“策反”成功后。丁默邨在浙东扫荡了茅山中共游击队,又进剿浙西地区,肃清吴兴、德清一带的中共游击队,恢复浙江地方的水陆交通,维持浙江沦陷区及沪杭沿线一带之治安。协助中央接收伪军方面,他交出其所属全部兵权——有五个师、五个团和十五个直属大队,合计兵力共约二十五个团,使江浙东南方为国民党军队控制。
丁默邨还利用自己在伪政府中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权力,私下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这些被营救的情报人员,后来在审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证。丁默邨和重庆政府的合作是确实无疑的。
汪伪政府中的丁默邨
由于丁默邨对重庆政府的表现,戴笠承诺不再追究其过往。1945年9月30日,丁默邨和周佛海等人由军统戴笠陪同,从上海飞往重庆,被幽禁于嘉陵江畔的“白公馆”,享受着优裕的生活待遇。可惜好景不长,1946年3月,戴笠撞机殒命。国民党当局迫于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开始“审讯汉奸”。
丁默邨与周佛海、罗君强和杨惺华等,于1946年9月16日从重庆乘坐“中央航空公司”38号专机,经停武汉后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旋即被军警羁押至宁海路25号军统局看守所,一周后移押至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忠”字监四号牢房,在此接受法律审判。
“忠”字监在老虎桥监狱进门左侧,也称为“南监”。为当时江宁地方法院临时所设的看守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审判汉奸的工作在南京、苏州、上海和北平等地同时进行。关于忠字监,周佛海在日记里是这样描述的:“忠字号为一小洋房。闻系日人所建,用以监禁被捕之美国空军人员者。前一小园,可散步。可(有)房十二间,大者住人,小者住五人。”
丁默邨被关押在忠字监四号牢房内。在这里,他经历了受讯、受审和复审全过程。与他同押一室的还有周佛海和罗君强。四号牢房比一般牢房略大,可以住五到六人,司法当局出于对周佛海在伪府中的地位和身体状况的考虑,只安排三人,尽管睡的都是地铺,但用周佛海的话说已是“承蒙优遇”。
南京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开始侦讯后。丁默邨9月25日向检察处递交了万余字的《自白书》,详细叙述了他自首经过,设法为自己开脱罪责,逃避惩罚。可是,在经过四次侦讯和调查,11月11日高等法院检察处决定对其提起公诉。
丁默邨受审
1946年11月19日上午8点多,丁默邨随两名狱警走出老虎桥监狱大门,随即被押上囚车,前往朝天宫,民国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对丁默邨汉奸案的第一次审讯正式开庭。担任审判长的是令汉奸们畏之如虎的金世鼎“金扒皮”。据说这位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金大法官身体非常强壮,在庭上一坐,可以八九个小时不吃不喝,丁默邨身体本来瘦弱,在狱中羁押后更是身心俱疲,几个小时下来,已是左右摇晃,站立不稳。
民国政府高等法院对丁默邨所犯汉奸罪行进行了三次开庭审理后,于1947年2月8日做出判决:丁默邨犯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
丁默邨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复审,同年5月1日,最高法院维持原判。
进入夏天,南京特有的闷热天气笼罩在老虎桥监狱上空,丁默邨预感到死期将至,7月4日这天,丁默邨来到关押周佛海的“义”字监九号牢房门前,对周说:“他给自己算过命,五月(阴历)最坏,尤以五月最后数日为更坏。若能躲过五月,便有转机。现在离五月过去还有三天,所以明后两天极为危险。”周佛海不信,笑着开导他,让他宽心。
丁默邨被正法
果然,第二天,也就是7月5日的下午两点,老虎桥监狱刑场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声,身负累累血债的丁逆默邨应声倒下,一枪毙命,魂归西天,是年45岁。